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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6日讯】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有次说，如果我在大陆销售卫生纸，一人买一卷，就可卖出十二亿卷，就成为亿万富翁了。确实，从市场经济角度着眼，盘子越大，生意就越好做。在计划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传播媒体领域也逐渐“松绑”，并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套利变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夕媒体竞逐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热络景象。
工商时报报导，最近一波热潮可自五月底“京华时报”的出灶说起。先前几年下来，外界对大陆热火朝天的传媒发展顶多只有两个印象，一个是随时在打“擦边球”的小报，最著名者莫过于“北京三小报”－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及北京晚报，其特色是“船小好掉头”，即使游走法律边缘，也能轻骑过关；另一类是报业集团的拓展，像广东“南方日报集团”、上海“文新报业集团”，能顶得住风浪，内容、编辑群、发行广告皆属一流，使利润边际效应无限扩大。两者各有所长，也在十年沈浮中逐渐成长。
不过近年来传媒领域的爆量增长，却和体制的改革与松绑、意识形态管制放松以及入会等种种因素相关。
从体制上来说，去年起中共中央要求各部委、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下属的行业报纸脱钩，导致了各行业报的自主并自寻靠山。
“京华时报”即原来的部委报“中国引进时报”改名而来，而在体制松绑下，“人民日报”也创办了“环球时报”，“北京工人报”改头换面为“劳动午报”、“中国物资报”变成“华夏时报”、“资产新闻报”摇身一变为产经新闻”，“南方都市报”并于去年底模仿“华尔街日报”及香港“信报”，大幅地改版了财经周报“21世纪新经济”。凡此种种，说明了大陆主流新闻媒体正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何参与全国、甚至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并从中获取最大利润。
在新经济产物网路切入媒体的关卡之际，四通前总裁段恒基说，最重要的还是经营模式的问题。市场定位、区格以及灵活的发行网路，应该是媒体站稳第一步的关键。“北京青年报”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第一步棋的重要。
成立于一九八一年的“北京青年报”，无论从内容或影响力来看，刚起步总是微不足道。但其净资产从当年的二千二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发展到今日的四亿元，去年一年广告收入达六亿四千万元，不是没有原因；就是因为“北青”清楚定位了以城市生活新闻为主的都市报风格，除了大胆取材、图文并茂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风保守的北京百姓外，也因其自创邮局以外的“小红帽”发行网激励制度，套句大陆用语，就是“调动了员工积极性”，而使其发行量大增。而就在“北青”的故事被津津乐道之际，各地“丑小鸭化为天鹅”的故事在市场经济激励下陆续出现。
最近出现的媒体投资热，则无疑是被“入会”的题材所炒热。不仅跨国媒体集团及台港传媒将焦点投向大陆，大笔资金也向报刊、电视及网路新媒体进军，市场卡位战已提前引爆。
根据统计，去年中国广告经营总额达六百二十二亿元，但电视、报纸、电台和杂志四大主流媒体的广告营业额已达二百八十八点九四亿元，占广告经营总额的四成六。而据西方权威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大陆媒体经营额还将以年成长率二○％的速度增长。行业的成长空间，彰显了资本增值的可能性；也因此，中国人民大学舆论调查所所长喻国明，将大陆媒体喻为“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
尽管如此，市场大却未必代表胃纳量毫无限制。香港“信报”引专家的话说，以拥有二百家以上报纸、比香港报业密度高出三倍的北京为例，其所能容纳的报刊发行总量应在一百四十万份至一百五十万份之间；而目前仅“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几家报纸，发行量即已达两百万份，因此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不过，北京“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则认为，北京的固定人口加上流动人口有一千六百万到一千七百万，而现有的三家都市风格报纸的总发行量只有一百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因此都市报的发展空间仍很大。
不管怎么样，在市场扩大之际，越晚进入市场的报刊，肯定卡位的代价越大。而值得大陆官方媒体深思的，还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传媒领域对外开放后，官方媒体如何在市场淘汰机制下求生存。不可讳言，上层建筑一变动必然带来下层建筑的撼动，在媒体“第四权”领域不可抗拒地对社会带来扩张能量后，相信其影响力也不仅仅只是带来的丰沛利润而已。 (https://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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