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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日讯】 前两天，在电视上看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仪式，正好有那么一会儿姜文和李安同时出现在领奖台上，一位是作为颁奖人，另一位是作为受奖人，俩人都对在场的观众说了几句话。因为对这两位大导演一直有兴趣，我仔细琢磨了他们说的话。越琢磨，我越觉得俩人言谈中反映出的差别有意思，耐人寻味。
姜文是作为最佳导演的颁奖人上台的，当主持人问到他对香港金像奖的印象时，他的脸上露出那种他惯有的半真不假的微笑，说：“我觉得很热闹，也很长。”这两句话透出他对香港电影界的不以为然。当然，接下去他正了正脸色，说了几句还算是真心的客套话。然后是李安导演作为最佳导演的受奖人上台领奖。我在电视上见过李安导演领过几次奖，每次都有种感觉，觉得他不是一个在公共场合显得很自如的人，他就没有姜文那种潇洒狂放的魅力，难怪他最后没有做成演员。但是李安导演也很特别，他的不自如很富有连贯性，无论是在奥斯卡这样令全球电影人士心仪的大奖面前，还是在台湾金马奖或香港金像奖这样比较区域性的奖面前，他都显得比较拘谨，这说明他的拘谨是真的，而且他不势利。他说的话也很谦虚，他说《卧虎藏龙》实际上是一部港片，香港金像奖能将奖颁给他，说明他学得还好（大意如此）。我觉得在这里，两位大导演对香港电影文化的态度的不同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李安导演的态度是一种包容和尊重的，姜文导演则是排斥和轻视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仅凭这一次印象。多年以前，早在我还没出国之前，就记得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姜文先生说应该把台湾和香港的娱乐界叫做“台湾地区文工团”和“香港地区文工团”。当时，我也正对台湾香港的电影音乐在大陆的泛滥很不以为然，觉得他说得很解气。后来（也许是之前）我又看到一份报道，说姜文先生在美国一家中餐馆吃饭，侍者用英文问他要什么，他勃然大怒，责问侍者“你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文？”当时，我也觉得他骂得好，有民族骨气。当然，现在明白那侍者可能也拿不准他是否是中国人才说英文的，毕竟，和中国人相像的还有很多亚洲人。当然，姜文先生那趟旅美受了许多美国佬的刁气，在好莱坞竟被迈克尔道格拉斯误认为是香港的功夫明星。后来回国后，专门找到记者，说了许多情绪化但十分语重心长的话，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对世界已经知道的很多很多，世界对中国知道的仍然很少很少。”当时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在出国后的最初几年时常把美国佬当乡巴佬看，也伤害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美国佬的自尊心，当然，这些容易被伤害的美国人通常也是一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现在，我知道姜文先生的后半句是对的，但前半句并不准确，应该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对世界知道的很多。”而且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美国，或许还有欧洲。
公正地讲，姜文先生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对他是不公正的。姜文先生是位极具艺术才华的人，他演的每一位角色都各具特色，深入内心，令人难忘。他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我近些年看到的大陆最好的片子。那些混混们穿着军大衣跳“天鹅湖”的片断用时下流行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极具颠覆意味。姜文先生身上有股野气、狂气和癫气，这些和他艺术家的身份十分吻合。我很早就觉得他身上有种特质与毛泽东很像，就是这几种气和在面对对外部世界世界时的一种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十分中国化的，是许多有大才气大志向的人在面对一种更强大的对手而且这对手又视他们如无物时所采取的一种态度。这种气和态度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
假如姜文先生的这种态度没有代表性，我可能就不会在这里提到他了，毕竟他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位极有才气的艺术家，艺术家狷狂一点，情绪化一点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他这种情绪在中国人中极具代表性，尤其在许多留学生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什么艺术家，也没有那么高的才气，但却有这份心气；也都存在着对欧美一股铆足了劲比拼，而对其他非欧美文化不屑一顾的劲头。这就有些问题，因为这里面有点错位。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人谈政治，我很骄傲地提到毛泽东是一位大诗人，他很委婉地说，他们美国人是不会选一位诗人做总统的。这也许有些道理，希特勒早年也想做画家，没成，后来从政，毛和希氏将国家治理得如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两位也都出身低微，早年被人忽视，颇有些难言之隐。因此，我们不能将艺术家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来管理国家及我们自身的生活。
当然，也不是所有艺术家都是这么狂和情绪化，比如说李安。对李安，我还有份更亲近的感觉，因为他应该算是我们留学生中出来的，虽说是台湾人。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平稳，诚恳，不浮躁。活儿做得非常地道，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尽管选得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题材，但处理中透出个人独特的理解。比如，《推手》一开始就让人感受到表面的平静下面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张力，相信许多对东西方文化冲突有切身体会的人都会对这种氛围有种熟悉的感觉。《卧虎藏龙》从头到尾洋溢着一股纯粹中国性的诗意。而《理智与情感》又是地道英国式的。看李安不能被他表面的平和所蒙蔽，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一股潜在的激流。《卧虎藏龙》这个名字绝不是偶然得来的，不仅是他的电影，也是他个性的反映。李安对中国文化的爱是博大的，同时他对世界文化是包容的，他对女性，对同性恋的态度也体现了一种现代人的态度。我认为，李安是东西方文化比较正面影响下的一种产物，他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地方。这也是他能为东西方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可能更偏爱一点姜文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更欣赏李安导演对世界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一种包容的，非势利的，不卑不亢的态度。记得傅聪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中国人是了不起的民族，人人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这里就是李安电影中的虎和龙。这种虎龙之气既可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奋发向上的动机，也可成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能量，关键看我们怎么利用。李安先生就用得很好。其实，姜文先生虽然表面上狂一点，他将这些也用得很好，否则他不会做出那么多好的艺术作品出来。怕就怕那些除了这种龙虎之气之外便别无所长的人，在外面受了刺激便想办法找补偿。这对个人的心理将会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气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势力，那其破坏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转自大陆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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