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9日讯】爱滋病在大陆引起关注是在90年代中期，当时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与男同性恋性行为有关的性病，北京、上海等地开设的爱滋病询问热线，讨论的主要是被认为是高危险人群的男同性恋者的性安全问题。同性恋在大陆是一个被媒体与公众回避的问题，相应地，爱滋病问题也成为一种忌讳。这掩盖了大陆爱滋病问题的严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爱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中，除性接触传播外，血液传播与母婴传播也广泛存在，爱滋病才不再被视为是男同性恋者的专利而开始做为社会问题得到关注，于是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这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安全性知识的普及教育缺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高源博士199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同时开展了一个名为“中澳爱滋病／性病／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合作项目”的爱滋病预防项目，培训一些社会青年志愿者向大、中学生宣传安全性知识，譬如如何正确使用避孕套。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半数以上的中学生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性教育，对爱滋病更是知之甚少。性教育的落后使爱滋病的传播更难以预防。
二是爱滋病医疗费用过高。大陆爱滋病问题趋于严重，部分原因在于近年来色情业的发展。部分流动到城市谋生的农村人口因为找不到工作，于是进入色情行业。这些人大多生活贫困，又未享有公费医疗制度，一旦患上爱滋病，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在大陆，国家没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商、生产或进口类似药品以资抗衡，爱滋病费用昂贵现象的政策，社会上也很少有民间团体能够代表爱滋病患者的利益与药商讨价还价。在财政负担沉重的现状下，预防与医疗爱滋病的预算少得可怜，这使爱滋病的传播难以有效控制，更使爱滋病患者的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
三是卖血行为成为爱滋病传播的主要管道。河南的地方政府曾在90年代中期发出文件，将卖血做为一项发展经济的“事业”，鼓励其发展，结果是管理混乱，并于最近爆发出传染爱滋病毒的问题。文楼村八百多名村民中至少有65％感染者，自1997年以来，已有69人死于爱滋病。其主要原因是抽血站重复使用针头，而且把几个人的血液抽进同一个大针筒里，血浆取走后再用这个大针筒抽血，造成污染血液回流到卖血人身上。同样情况在陕西也存在，2000年10月开始，有关部门在陕西商洛地区所辖七县（市）进行调查，发现卖过血的在2万人以上，在调查中，仅第一天发现的HIV检测显阳性者就达26人，目前总共发现有300余人感染爱滋病毒，其所占被调查者比例高达23：1。在当地抽血站抽查的五袋血浆中，竟然每一袋中都查出爱滋病毒，这样的抽血站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即使被关闭，也会在调查过后再悄悄开张，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爱滋病问题分为预防、医疗与人权三部分，而这三部分在中国大陆的状况都显得极为落后，如果不能改善这三部分的状况，大陆的爱滋病问题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转自《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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