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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会议员谈恋爱
我那个老女房东也是年轻时从中国来的，是歌剧演员，长得非常漂亮，东南亚那一带的人都记得她唱《蝴蝶夫人》的样子。她已去世的丈夫是东南亚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她家实际是一个交际中心，有很多新加坡男人有事没事来这儿坐坐。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男人，我怀疑房东暗中做拉皮条的事，以笼络各界的名流男人。
我在她家认识了乔治，一位中国血统的钢琴教授，英国籍，在新加坡工作。应该说他是很不错的男人，对人彬彬有礼，更关键的是，他没有玩弄中国女孩子的态度。
我们恋爱了。他并不特别富有，经济上对我资助不小。自从认识了他，我对生存的莫名恐惧消失了，但也从此感受到深深的不平等。他有英国人自以为是的性格，不屑体察中国女性的心理，下意识认为我跟他好是为了要到英国去。同时我们之间还有中西性格的和文化的冲突，他总是罗罗嗦嗦说我，让我像英国贵妇人那样在礼仪上要非常到位，而我散漫惯了，不愿为别人生活这一切都源于国籍歧视。我们决裂了。
九丹痛悔那一段时间心理的变化，由过去懮郁的罗曼蒂克渐渐变成“活命现实主义”，对与男人没有爱情的交往不反感。她这时也相信了湖南女孩总挂在嘴边的理论：“天下妇女一般黑”，“某某主持人就比我们这些人干净了？谁谁谁比我们高尚多少？”这可怕的理论导致多少女性掉下了深渊！
在各种接触中，你得忍受新加坡男人的金钱霸权倾向。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请我吃饭，我当然不会上钩了，就一般性地去应酬。席间，他得意地说：“40年前，我对面坐着的是20多岁的女孩子，20年前坐着的还是20多岁的，现在仍然是。”
我对这些男人十分厌恶，但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与他们周旋，直到我遇到了一个人。那天，他穿着笔挺的黑西服出现在房东太太的客厅里，花白头发闪着银光，丹凤眼向我瞥来。
九丹现在说起他来口气还是那¤-c温柔。她说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他有妻有子，50多岁，但是很善良，这使她在那个环境中感到很温暖。
这个男人做房地产生意，在政界也很有名，是国会议员。他爱上了我。我之所以用“爱”这个字，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他这个身份地位对女孩子不应该有的真情。我对他很有愧疚感，因为对他无所谓爱，只因为他的善良而感激他。实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我跟了他。
我住在他的一套很大的房子里，他给了我一张卡，我所有的花销都从这里面支出。每天我下课走出大楼，就看到他银灰色的奔驰停在对面，他穿制服的司机给我开车门。但我知道他内心深藏着对中国内地女人的不信任。生活似乎很好，可内心感觉又很没乐趣。
能够得到我这样殊荣的中国女孩是不多的，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中国女孩都很羡慕我，说“你看九丹很柔的”。
九丹后来分析，这就是爱情，畸形的爱情。她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呆那么长时间，全靠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感情泡沫，因为现实很丑恶，她必须靠自认为高尚的信念在心中支撑。
夜总会、地下室里，每间屋子都有年轻中国女人，而且全是大学生
中国女孩在新加坡被称作“小龙女”，我想更确切的意义是：使尽招数，不惜出卖色相以达目的。如一个新加坡文人描述的：“以龙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新加坡男人索要钱财。”
那个国会议员带我到夜总会去，那里每间屋子全是中国女人，在那里抽烟喝酒。问她们从哪儿来的，这个说是武汉，那个说是西安或是成都都很年轻、而且全是大学生。
在夜总会干活绝对违法，抓到后就要被遣送回国。经常是早上一上课，校长就陪着移民局的官员来班上训话，于是我们知道又一个女孩昨夜在夜总会被抓住了。移民官的表情严肃而又鄙夷：“希望你们一个个老实读书，不要搞歪门邪道，一旦发现，和她一样，立即遣送回去。”中国女孩战战兢兢，低下头来。
表面上看不出谁在做夜总会，一被遣送就知道了。班上今天少一个人，明天少一个人。上海人被送走后，一个西安的大学女老师也被遣送回去。刚来时陪我去学校的湖南女孩，也这样从教室消失了。她根本不准备上诉，知道这是严厉的法制国家。
我和一个桂林女孩送她去机场，问她：“你回去能干什么？”她说：“该干吗干吗，不过我让家里的亲朋好友失望了。我已经编好了一套词儿，跟他们说我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的发展环境不如中国，在这里我感到压抑，再说这儿的食品也太难吃了，人也太没文化。”
──原载《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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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