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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7日讯】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驻大批学者专家与卸任官员的智囊机构，台湾称之为智库 ( think tank) ，虽然在外交政策同心圆的位置，居于外层，比不上美国行政部门、国会的重要，但智库成员类似“旋转门”进出政府机关，从而制订或影响对两岸政策，已使华府、北京与台北的三角关系起微妙互动。美国是一个制度化国家，重视专家成为政府施政的一项特色，在对两岸政策方面也不例外。究竟智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对台海两岸的政策？值得深入探讨。
曾任美国知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副主任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首席副主委林中斌指出，影响美国对两岸政策的国内族群，包括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媒体、跨国企业、学者精英及民间团体等。他认为，美国各智库内部都有大量的学者精英，并区分为蓝队、红队，甚至紫队、泛蓝队及泛红队等，可以作为美国制订两岸政策的提供者或影响者。
此外，根据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包宗和的研究，智库影响美国政府对两岸政策的方式，主要是透过学术交流、座谈、研讨会等方式。有些智库与大学关系密切，与政界关系也不错，因而提供了政学互动的机会，并藉以将学界建言透过智库的运作传递给政界作参考。
包宗和认为，智库影响美国对两岸政策更积极的作法是，由智库成员出任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或直接成为政府相关成员，以襄赞决策。他强调，智库成员直接从政，投入政坛，即可藉以发挥对两岸政策的影响力。
这也就是美国政坛特有的“旋转门”现象。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过去即曾有三十位学者离开智库而加入雷根政府。更有甚者，克林顿总统曾为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其荣膺元首使该协会成为贵族智库。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林正义就指出，智库成员类似“旋转门”进出决策部门从事制订或影响美国对两岸政策，不乏实例。洛德 (Winston Lord) 在出任驻中共大使、助理国务卿之前，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总裁；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 ( Stanley Roth) 在出任之前，即为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
至于现在的美国布希新政府，前美国企业研究所 ( AEI) 副理事主席钱尼已当选为副总统，钱尼夫人仍为 AEI的资深研究员；此外，AEI资深副院长波顿 (John Bolton) 也已出任布希政府主管军控、反扩散及裁军事务的国务次卿等。
智库“旋转门”进出间如何影响美中台三角关系的互动？包宗和指出，智库都有自己的立场与意识型态，当智库成员摇身一变成政府官员后，这些官员可以私下对总统建言，提出他们长期研究两岸问题的一贯立场及看法，但在政策执行上，他们仍是必须听命于总统的指令做事。不过，他认为，参予决策的人如果比较保守，例如蓝队对台湾较具善意和对大陆倾向敌意的不同态度，就可能对布希总统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智库不仅可从事一些较具创造性及长程的规划，也可接受政府委托计划，从事一些“第二轨道”外交，这在两岸关系低迷时提供了双方可以沟通的另一个管道。换言之，智库的民间属性提供了华府、北京与台北另一个不同于官方“第一轨道”的“第二轨道”，以两岸与美国学者精英共同会面的方式，就三方政府不便于讨论的议题事先加以沟通并凝聚共识。
知名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自一九九七年开始至今已经邀请两岸三地学者举行过五次“第二轨道”闭门会议，就“一个中国”、台湾的国际空间与安全、两岸的信心建立措施加以讨论。重要智库的高级成员也常常穿梭在两岸之间，为北京与台北作传递讯息的工作。会长何立强 (John Holden) 今年六月间再度往返于纽约、台北及北京之间，据悉，筹备中的“二轨”会议将于今夏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
在美国的诸多智库中，对两岸政策方面较具影响力者有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协会、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议会、大西洋理事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克莱蒙研究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国家政策中心及胡佛研究所等。
其中，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较为右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较为左倾。近年来，布鲁金斯研究所、兰德公司有向中间靠的倾向。外交关系协会与台北的关系也已较过去接近。
这显示在美国对两岸政策上，智库的立场各有不同，而且根据不同的意识型态光谱，有的对台北极为友好，有的则亲近北京。因此，台北方面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强化与美国各相关智库的关系，不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蓝队或红队，均须透过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交流方式，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陆政策向美智库成员宣达，并进行说服工作。同时，对美国智库所推动的“第二轨道”也应适度留意，以免台湾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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