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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 前工联会会长、理事长杨光获得特区政府颁发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引起香港社会很大争议，也引起了人们对三十多年前“六七暴动”的重新注视。杨光一生的功业，最为风光的就是香港式文革“反英抗暴”那一段。特区政府虽然不提这段历史，但也没有否定它，只是一声不响。这不免令人们想到，特区政府是以不置一词而称许他干得对了……
授勋杨光引起社会争议
前工联会会长、理事长杨光获得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引起争议，也引起人们对三十多年前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的重新注视。
“反英抗暴”是左派的语言，港英的说法就是“六七暴动”。一九六七年五月，因新蒲岗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警方镇压，劳方反抗，最后演变成左派群众万人上街，甚至涌到港督府的示威抗议，罢工罢市，以真假炸弹（真假“菠萝”）袭击警方，前后达数月之久。当时，左派组织了“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领导这一场因“抗暴”而被称为“暴动”的斗争。而杨光正是这个斗委会的主任委员。
斗委会后另有运筹帷幄者
斗委会是按各行各业组织的，杨光领导的是总斗委会，各行各业有各自的斗委会，下面更有不同单位的斗委会。形式上，杨光是整个“反英抗暴”斗争总的领导人，但在斗委会的后面，隐藏有挂着新华社香港分社招牌的中共港澳工委。这才是实际的领导。斗委会只是在前台扮演指挥者的角色。
斗委会在组成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保全实力”的问题，并不把全部精英都摆进去，有些干部是有意不让参加斗委会，不使他们暴露，以便在港英强力镇压之下，不致全军覆没。
杨光并不属于这一类，他是站在最前线实际起领导作用的。但也不是说，一切都由他作主。他的后面，斗委会的后面，还另有运筹帷幄的人。
这是说在香港的斗争前线，那后面的广州，更后面的北京，北京的中央文革，有哪些发号施令者就不知道了。
“反英抗暴”，杨光不应负全责，但并非不必负责。
提杨光不能不提“六七暴动”
杨光一生的功业，在领导香港的工人运动。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数十年如一日。特区政府授他的大紫荆勋章，正是褒扬他“积极参与香港工运多年，对劳工福利有突出建树，并且长期为广大基层服务，表现出色”，而不是嘉奖他在“反英抗暴”中的“积极参与”、“突出建树”和“表现出色”，尽管在杨光的历史上，最为风光的却是“反英抗暴”那一段。
特区政府虽然不提“反英抗暴”的那一段，但也没有否定它，只是一声不响。
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也可能是最大的嘉许。人们不免想到，特区政府是以不置一词而称许他干得对了。
提到杨光，而不提他领导“反英抗暴”，总使人感到是少了一点什么，但在特区政府来说，这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便去碰。
就“爱国爱港”的立场来说，“反英抗暴”是“民族大义”，是应该“义无反顾”参加的。它没有错，不应该受到反对。但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叫出“港英不低头就走头”要把它赶走的口号，却是错了，不是国家的需要。“义者，事之宜也”，这也与“大义”无关。国家对香港的需要，是要它在三十年以后的一九九七回归，而且用的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暴力对待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来搞得天下大乱，就只能把事情弄糟了。
当年内部检讨，认识错误
这一点，在当年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的。因此，除了内部检讨，认识错误，就没有任何一篇公开的评述。当年没有说，并不等于当年没有错。
现在事过境迁，也不等于当年就正确无误。最好的办法是避免提它，不去触这旧的疮疤。
特区政府不提这一点，正是如此。
但不提为什么又要提出杨光，特予褒扬呢？你既提起此人，就等于提醒人们对此事的重新注意。
人们猜测，这是特区政府在为“反英抗暴”平反。从当年指是错误，纠正其事到今天不作任何否定，这是大可玩味的。不过，这不是特区政府的事，要平反，恐怕要由更高的层次作出。
这是不是出于北京的授意呢？并非没有可能。
左右平衡，“左”高一级
“反英抗暴”以后，香港左派中有一种情绪，认为当年群众奋不顾身拼死斗争，总应该得到正面的肯定吧。事情纵然错误，也是错在领导。因此感到委屈，“条气唔顺”。现在事过境迁，北京的高层认为不妨理一理，顺一顺这条气，而放松了对这件事情的抓紧，这样就透过对杨光的授勋而示意一下？
这是一方面，主要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香港一般非左派的人士还是坚持对“六七暴动”的看法，也不好过分脱离这方面的群众，于是就出现了向另一方面授勋的怪事。在杨光获得大紫荆勋章的同时，商业电台主席何佐芝得到了次一级的金紫荆星章。商台是商业性质，在“反英抗暴”期间，“积极参与”，支持港英，在压平暴乱，是有“突出建树”、“表现出色”的。它的播音员林彬因此深为左派所恨，终于被烧死在汽车之内。何佐芝的获得授勋，虽然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他当年的“表现出色”，但不免使人因杨光而想到这个当时的对立面。特区政府算是照顾得周到了，既不忘“爱国爱港”人士，也没有忽略当年港英的喉舌，采取了一个左右平衡的政策，而又倾斜于左，高出一级。
不是正式“平反”的“平反”
像平反“六七暴动”这样的大事，人们不相信是特区政府的擅作主张。但授杨光的大紫荆章，使他和李嘉诚、方心让并列，恐怕也不是董建华可能有的大手笔，一定有“高人”从中点头。至于何佐芝的搭配，也可能是有所疏忽，忘了当年商台的表现，无意中搞了个平衡。
有人说，杨光以“暴动”左派而获得授勋，并非绝无仅有，吴康民就是一例。但吴康民的授勋没有杨光这样“突出”，而当年他也不是斗委主要领导人，不像杨光那样看似“暴动”的头子。
吴康民和杨光有共同之处，两人都是人大代表，这样的地位已足以使人感到他们并没有因“反英抗暴”的错误而受到北京的贬抑，而实际上却享有高位。不过，这属于“一国两制”的“一国”，不像特区政府的授勋是“两制”中的一“制”。
特区政府的授勋杨光，只是有平反的味道，不是正正式式的平反。对何佐芝的授勋，也不是表扬他在“五月风暴”中的支持港英。这都是只能使人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微妙之处。这次事件开始于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左派人士又叫它做“五月风暴”，不像“反英抗暴”、“六七暴动”那样，你说我暴、我说你暴的针锋相对。
——转自《动向》7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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