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佩蓁:淌在血泊中的台湾青年

谢佩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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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8日讯】
我做了梦,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
自由自在的在长满透红的杜鹃花的山野里飞翔。
这是对蝴蝶的自由自在表示憧憬?
抑或是飞翔在长满透红的杜鹃花的山野,
暗示自己即将离开人世?
我就要脱离长年不自由的囹圄而得到自由,
这自由却是永远的,
用我的鲜血
在染红的杜鹃花的山野里
自由飞翔

这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蔡炳红,突然深觉不久于人世,写给军监难友的信。这封看似写给心上人,也像感叹生命即将消逝的文字,却被视为企图诱使人加入叛乱组织的证据,最后处以死刑。

最近一直在帮白色恐怖受难者--陈英泰老先生做回忆录的编辑。这首像诗般的信,就是陈老先生的书《再说白色恐怖》中所转述的。由于这本书还没出版,所以无法随意将内文展现出来。只是每整理一次,心里就痛苦一次,脸上往往都是挂满泪水的。我发现,在这些曾经年轻的身体里,有着我们这一代不易看到的责任感。不分族群,不分省籍,不分身份,都为社稷、对国家的理想,将自己的生命拓印在民主的道路上。那是出于知识份子对社会的一种热血,也是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使命感。即使身体被关在有如人间炼狱的监牢,即使国民党用尽心机,想要将在牢狱中手无寸铁的他们推向死神,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对改善人间的坚持,竟只会随着越来越重的躯壳折磨而愈加坚定。

当然,当中也有许多人性脆弱、不堪的一面,侥幸苟活出来的人,大部分都疯了,精神摧毁的严重性只是或多或少。他们的一生也毁了,摧毁在人生最炙热的双十年华里,承受着现在人无法想像的身心折磨。更令人心疼的是,在狱中,他们对友情、爱情仍有卑微的企盼。只是这卑微的、生为人最基本的情感,都将成为叛国、乱党的指控。

我们,身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这些平常察觉不到的权利,不就是这些人的青春岁月所换来的吗?那么我们这些也正年轻的身体,是否也该为自己的生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不管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是不是都有个共通的价值,而这价值是生存在这个地方的人所应共同信仰与捍卫的呢?那是什么?

陈英泰追思会,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九时,台北基督教大稻埕教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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