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准备开工
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景。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
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三十美金，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
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四百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六或七美金的薪资生存下去？
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
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
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七○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六○年代的基进份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
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基进份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
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姊姊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
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后来结褵十七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四点五美金的仓库工人。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
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
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六至七美金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四百美金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
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卷、医疗补助、住屋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
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一九九八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要赚到八点八九美金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寓。
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九十七人只有一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
我干嘛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机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
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
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
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
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一九九八年所指出的一样，有百分之三十的劳动人口都靠着八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
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
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
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生厕所里读书。
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
例如在一九九八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 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借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
二○○○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亚波里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
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可能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
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
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做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
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
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
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最后，为求安心，我设下一些底线，以免我遇到的考验超乎我的承受能力。第一，我一定要有车子。在西屿我是开自己的车，在其他城市则利用租车服务，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这笔费用。
没错，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工作机会限制在大众交通工具能抵达的地点。但我只是觉得，一个老是在写等巴士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大概没什么吸引力。
第二，我摒除流浪街头这项选择，因为这个计划的主要用意在于：看我能否在几个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当下赚得足以支付下个月房租的薪水。
若我付完某一周的房租之后就完全没钱了，我会当场把这个计划喊停，不会去住游民庇护所或睡在车上。此外，我也无意让自己饿肚子。
我在这项“实验”开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证，若事情真的发展到我钱包空空，连吃下一餐饭都成问题，我会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偷偷大吃一顿。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关于什么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验。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使收支平衡。
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摘编自 《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为女服务生》左岸文化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