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中共的启示（五）

【大纪元2010年12月16日讯】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法国大革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法国进入共和。上期节目，我们谈了一部分法国革命前夜的法国民众处境，这些处境让我们想到了今日的中国，特别是今日中国农民的处境竟然和当年的法国非常的相似，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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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从路易十四时期末期开始，法国的交通要道的修建实行徭役征发，由农民承担，“从那时起，每当商业增长、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更为普遍时，徭役便被应用于新辟道路上，徭役负担也增加了。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计与这一数

额项差不多。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此期间徭役逐渐从道路修建扩展到所有的公共工程。事实上，中共也在进行大型建设的时候，诸如“铁公基”建设的时候，都是无偿的使用农民。

伍凡：残酷的徭役征发使得农民雪上加霜，导致其普遍走向贫困化。在饥馑年代，由农村跑进城市的乞丐成群结队，而政府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不幸的人。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人。身强力壮的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 ”

旧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场合。 ”法律也决不保护农民，“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得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

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 ”

草庵：这种景象越看越像今日的中国，君主专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权者通过赋役持续地剥削农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残酷地压迫农民，这是农民阶级最终选择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风暴骤起，那个被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农民阶级决不会轻饶他们，必将成为旧制度的埋葬人。当年的法国是不许上诉，今日的中国是不许上访，虽然用词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

伍凡：路易十六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垮台的，大革命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此时的路易十六，已经是旧制度的象征，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当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全欧洲称霸的时候，他统治下的王国已经开始衰落，就在大革命爆发的前三四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终于动起来了，仿佛复

活了。”

这并不是旧制度的复活，而是一个新社会诞生前的“胎动”，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艰难地推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家由停滞不前转向进步。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草庵：路易十六的脑子里似乎也多少融进了这种“新精神”。他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此时的路易十六对穷人的苦难体现出“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国王还增加所有的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类似的新

基金。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没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赋予事业心，更有创造性”：“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伍凡：这个景象更像最近二十年的中国，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就是如此，但问题是，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证明旧制度还有生命力，历史造成的苦难并没有消除，当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农民阶级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危机仍然一触即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确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草庵：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

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

在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

伍凡：今日的中共也是如此，他们回避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注重经济上的小改小革，企图化解危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如同当年法国国王想的一样。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草庵：我们通过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可以发现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感觉却更加敏锐。

伍凡：正是由于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队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草庵：所以，我们分析大革命发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路易十六没有把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在启动改革后，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

伍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

财政、税收不仅是由国家政体的性质决定的，而且还是由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决定的，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连。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

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

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革新，而这些都不是纳税人簿记上改个科目、把几种费合为一种税的小打小闹，而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大问题。各位观众，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今天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