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05日讯】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法国大革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法国进入共和。今天我们就谈一谈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和根源问题，在相对的看看中共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上期节目我谈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今天我们继续讨论产生这场大革命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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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的前后表现得极为被动，但他在财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财政特权，主张财政权利平等，这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们远远做不到的，他在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显示出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正是他，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
不管对于君主制还是对于民主制来说，取消上层财政特权都意味着财政权利的平等，对于民众来说，这实际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义。相对这点上，法国路易十六的见识和作为远比今日的中共领袖更高，尽管今日中共领袖们看到了中国的现状，也知道民怨鼎沸，但中共的领袖们只是嘴上说要政治改革，要仰望星空，但实际上他们从未有任何实际作为。
伍凡：当时路易十六说：“他们在不得不掏钱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以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有干多长时间或没有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的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缴税的权利。”这种见识也远比今日的中共领袖们的见识强很多。
草庵：当时，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宪法”包括着平等纳税、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的权力。马卢厄特是大革命时期情操最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证说：国王是诚心的，他说，国王完全赞成他的看法。这个场景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进行政治改革。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总体上仍处于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这与江泽民自称的千年盛世一样，同样是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但革命不以人民的意志发生了。
伍凡：谈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谈到路易十四，当时，路易十四解散了议会，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由强盛的外表掩盖着的实质性倒退，仅仅依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不仅将法国向宪政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断送了，更严重的是，它使法国社会深深地植入了未来社会大动荡的隐患。 “在路易十五王朝的关键时刻，人们都觉得，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在他的继承人那里，只来了一点点刺激，它就降临了”，而“路易十六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把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用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本身已经声名狼藉，已经遭到了破坏。”此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走到尽头，大革命的爆发只是这个制度积累下的矛盾的总爆发，也就是说，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劫难逃，必然是个末代君主。
草庵：这点与中国的近代中共非常相似，胡耀邦、赵紫阳进行政治改革，结果被罢免，然后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止，江泽民时代开始用经济利益拉拢利益集团，然后就是维稳，强制霸权，欺压百姓。到了胡锦涛时代，大家都感觉到了危机，及一场大变革即将到来，中共也将GDP崇拜，改换为维稳崇拜。中共所走的每一步都和当年的法国有惊人的相似性。
引发大革命的财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君主专制制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由此形成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和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财政需求是无穷的，“加之又不愿意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
伍凡：和今日中共非常类似的一个现象是，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了卖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财政越拮据，政府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这样设置的官职多的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44年起，科尔贝尔做了调查，发现在捐官这项不务正业上，人们投入的资本几达5亿里佛。据说黎世留废除了10万个官职。不过这些官职马上又以其他名目出现。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于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草庵：这个现象确实在今日的中国再次出现，而且发挥的淋漓尽致。当年法国卖官鬻爵收入构成王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在今日的中国，卖官鬻爵也成为了中共各级官员的重要财源。鬻官制的特点是，它不像包税制那样，可以规定包税人权利的固定年限，官职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还当初买官的捐款，就无权将之收回，所以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罢休，鬻官的财源将被切断，如果继续实行，政府就必须炮制出无数个新的职位来，其直接后果就是官僚机构空前的臃肿庞大，冗官冗职充斥全国，形成庞大无比的、无限发展的政府。
16世纪前期，法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行政、司法、和军队官员的总数2.5万人，到17世纪达到5万人；地方政府，以勃艮第省为例，16世纪初官员总数为 600余名，到该世纪末达到1200人。一个世纪中，官员总数就增长了100%，这种惊人的裂变速度恐怕是同时期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伍凡：这个现象也与中共非常近似，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中共官员也是数倍增长，目前官民的比例已经高达一比十，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的状况。当时在法国，这些买官者与旧贵族享有同等的免税特权，政府在所征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却在不断下降，成为政府日后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
所以，鬻官政策虽然暂时增加了王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可称之为“鬻官制陷阱”，一旦启动该机制，将迅速导致国家财政来源枯竭，王国政府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将远远大于鬻爵所带来的利益，并出现恶性循环，成为未来引发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
草庵：另外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税赋的不平等，“摊派如此不均的捐税收益有限，而君主们的需求无限”：“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由于没有向真正的有钱人贵族和教士等级征税，也由于专制君主的穷兵黩武造成过大财政开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
“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虽然是个巨额数字，但还不到英国国家债务的 50%，可是由于这个国家的两个特权阶级基本上是免税的，法国财政“不能承受这一负担”。这是路易十六时期发生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
伍凡：目前的中国也是如此，众多的暴富的利益集团不是中国政府的纳税主体，相反，中国政府的纳税主体是收入低廉的弱势团体，这一点又与当年的法国非常近似。各位观众，今天的时间到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谈这个问题，谢谢各位观众的手段看，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