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05日訊】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法國大革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國大革命中，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法國進入共和。今天我們就談一談法國大革命的背景和根源問題，在相對的看看中共的未來和中國的未來。上期節目我談到了法國大革命並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今天我們繼續討論產生這場大革命的財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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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路易十六在革命爆發的前後表現得極為被動，但他在財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財政特權，主張財政權利平等，這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們遠遠做不到的，他在嚴峻的財政形勢面前顯示出的勇氣還是令人欽佩的，「他已經下定決心，必須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剝奪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正是他，取消了稅收方面的特權，也不再實行未經同意即行徵稅的慣例。」
不管對於君主制還是對於民主制來說，取消上層財政特權都意味著財政權利的平等，對於民眾來說，這實際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義。相對這點上，法國路易十六的見識和作為遠比今日的中共領袖更高，儘管今日中共領袖們看到了中國的現狀，也知道民怨鼎沸，但中共的領袖們只是嘴上說要政治改革，要仰望星空，但實際上他們從未有任何實際作為。
伍凡：當時路易十六說：「他們在不得不掏錢養活上層階級、給上層階級帶來好處和安慰之外，也會要求把他們交的稅款花在他們自己身上。貴族們不僅要放棄他們可以豁免某種稅費的特權，還得放棄他們沒有干多長時間或沒有幹甚麼有價值的工作卻可以領取年金的特權。在國家的眼裡，特權就是逃稅的權利，而對政治家來說，特權更意味著強制他人代他繳稅的權利。」這種見識也遠比今日的中共領袖們的見識強很多。
草庵：當時，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憲法」包括著平等納稅、定期召開三級會議、議會有通過投票決定撥款的權力。馬盧厄特是大革命時期情操最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證說：國王是誠心的，他說，國王完全贊成他的看法。這個場景就如同當年的趙紫陽進行政治改革。為甚麼一場財政、稅制會引發大革命？路易十六時期總體上仍處於舊君主制最繁榮時期，這與江澤民自稱的千年盛世一樣，同樣是經濟最繁榮的時代，但革命不以人民的意志發生了。
伍凡：談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談到路易十四，當時，路易十四解散了議會，扼殺了高等法院對王權進行監督的職能，王權以外的意志表達被徹底窒息。雖然「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強盛和穩定的，但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強國」是虛幻的，他所加強的是一個上層對下層平民擁有無限權力的舊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了，不可能維持長久。
由強盛的外表掩蓋著的實質性倒退，僅僅依靠強力維持的社會穩定，不僅將法國向憲政民主社會和平過渡的機會斷送了，更嚴重的是，它使法國社會深深地植入了未來社會大動盪的隱患。 「在路易十五王朝的關鍵時刻，人們都覺得，一場大災難正在逼近。在他的繼承人那裏，只來了一點點刺激，它就降臨了」，而「路易十六之所以滅亡，不是因為把從他的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權利用過了頭，而是因為這種權力本身已經聲名狼藉，已經遭到了破壞。」此時的君主專制制度已走到盡頭，大革命的爆發只是這個制度積累下的矛盾的總爆發，也就是說，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劫難逃，必然是個末代君主。
草庵：這點與中國的近代中共非常相似，胡耀邦、趙紫陽進行政治改革，結果被罷免，然後中國的政治改革停止，江澤民時代開始用經濟利益拉攏利益集團，然後就是維穩，強制霸權，欺壓百姓。到了胡錦濤時代，大家都感覺到了危機，及一場大變革即將到來，中共也將GDP崇拜，改換為維穩崇拜。中共所走的每一步都和當年的法國有驚人的相似性。
引發大革命的財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君主專制制度製造了一個超級龐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資源去填補這個巨大的無底洞，由此形成無法擺脫的財政負擔和難以化解的社會矛盾。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的財政需求是無窮的，「加之又不願意向三級會議索取，於是賣官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
伍凡：和今日中共非常類似的一個現象是，早在亨利四世時代，就建立了賣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後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財政越拮据，政府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於是出於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這樣設置的官職多的簡直難以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44年起，科爾貝爾做了調查，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5億里佛。據說黎世留廢除了10萬個官職。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出現。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於運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草庵：這個現象確實在今日的中國再次出現，而且發揮的淋漓盡致。當年法國賣官鬻爵收入構成王國中央政府的重要財源，在今日的中國，賣官鬻爵也成為了中共各級官員的重要財源。鬻官制的特點是，它不像包稅制那樣，可以規定包稅人權利的固定年限，官職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還當初買官的捐款，就無權將之收回，所以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罷休，鬻官的財源將被切斷，如果繼續實行，政府就必須炮製出無數個新的職位來，其直接後果就是官僚機構空前的臃腫龐大，冗官冗職充斥全國，形成龐大無比的、無限發展的政府。
16世紀前期，法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行政、司法、和軍隊官員的總數2.5萬人，到17世紀達到5萬人；地方政府，以勃艮第省為例，16世紀初官員總數為 600餘名，到該世紀末達到1200人。一個世紀中，官員總數就增長了100%，這種驚人的裂變速度恐怕是同時期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望塵莫及的。
伍凡：這個現象也與中共非常近似，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中共官員也是數倍增長，目前官民的比例已經高達一比十，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前夜的狀況。當時在法國，這些買官者與舊貴族享有同等的免稅特權，政府在所徵稅額不斷增加的同時，承擔這些賦稅的人卻在不斷下降，成為政府日後無法擺脫的財政負擔。
所以，鬻官政策雖然暫時增加了王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但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飲鴆止渴的愚蠢行為，可稱之為「鬻官制陷阱」，一旦啟動該機制，將迅速導致國家財政來源枯竭，王國政府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將遠遠大於鬻爵所帶來的利益，並出現惡性循環，成為未來引發財政危機的主要誘因。
草庵：另外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稅賦的不平等，「攤派如此不均的捐稅收益有限，而君主們的需求無限」：「國家之所以手頭拮据，是因為法國有超過一半的財產並沒有正常納稅」，「由於沒有向真正的有錢人貴族和教士等級徵稅，也由於專制君主的窮兵黷武造成過大財政開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
「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里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雖然是個巨額數字，但還不到英國國家債務的 50%，可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兩個特權階級基本上是免稅的，法國財政「不能承受這一負擔」。這是路易十六時期發生無法克服的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
伍凡：目前的中國也是如此，眾多的暴富的利益集團不是中國政府的納稅主體，相反，中國政府的納稅主體是收入低廉的弱勢團體，這一點又與當年的法國非常近似。各位觀眾，今天的時間到了，下期節目我們繼續再談這個問題，謝謝各位觀眾的手段看，再見。
草庵：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