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法国大革命讲稿》 是阿克顿勋爵晚年在剑桥大学讲授法国大革命史的讲稿。1895年2月份，阿克顿被聘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即开始连续讲授这门课程，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众所周知，阿克顿曾经写作一本自由史，据说，这是人类最伟大、但却没有写出来的史书。但阿克顿写出的散篇文章探讨比较连贯地探讨了自由的历史，而这部讲稿，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阿克顿探讨自由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法是，它探讨自由是如何在错误的哲学的指导下、在狂暴的激情的驱使下，被从根本上摧毁的。
同时，我译出了英国学者欧文·查德威克所着之《阿克顿教授》 一文作出附录。本文全面介绍了阿克顿出任该讲座教授职位的来龙去脉，其中对本讲座的源起、内容、风格也有详尽分析，并较深入地探讨了阿克顿的历史观，对于读者理解本书当不乏助益。
上面是对本书的大致介绍，下面的讨论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是在翻译过程中学习的心得，供读者批评。
一 需要重写的历史
中国人关于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外，几乎无不需要重写。在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尤其需要重写。因为，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现代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大、中学校的历史和政治教材，仍然在按照那种意识形态导向，向学生灌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结论。在这里，革命期间的种种恐怖暴行都被当作清除旧秩序的壮举而受到欢呼，温和立宪派的种种政策，则被视为投降、妥协行为而遭到严厉斥责；法国的对外侵略被认为是解放欧洲人民，而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的进攻则被认为是旧制度的反扑。
同时，在论述同一时期发生于大西洋两岸的几场革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而得到最热烈的欢呼。起码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教科书对法国大革命称赞有加，而讥讽英国光荣革命妥协、退让、保守。
这样的结论未必完全错误，有些人也完全有信奉这样的结论的自由，并且也有将其写入教科书的自由；但仅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革命历史的时候，其所可能带来的误导，更是危险的。一元化的历史叙述，必然遮蔽历史的真相。而多元的叙述，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根据阿克顿在附录《关于大革命的文献》一文中的介绍，在19世纪，在那场革命的废墟犹有余温的时候，不同的历史叙述–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的等等–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为法国未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痛心，有的则为革命之恐怖屠杀而欢呼，有的则为法国统治半个世界而欢欣鼓舞，还有人因法国革命者妄想改造社会而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
就自由主义立场的叙述而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著名的当然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和托克维尔的《价制度与大革命》。尽管柏克的那本书普遍地被认为是近代保守主义的宣言书（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灵魂人物拉塞尔柯克 ），而托克维尔那本书也被阿克顿指为了无新意 ，但他们确实渗透着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珍惜、并且只珍惜自由。
遗憾的是，这两本名著其实更多地是政治科学的探讨，而非历史的叙述。阿克顿所介绍的那些自由主义立场的革命史叙述，迄今似乎也并未被介绍到国内。还好，阿克顿这本书似乎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尽管由于它是讲稿而不大严谨，但这种形式也赋予其以一本严谨的学术性叙述所不能具有的优势：它更多地是一种”述评”，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议论。正是这些议论，将阿克顿这位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清晰而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借助这样的体裁，阿克顿爵士完美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古典自由主义眼中的法国革命图景。
二 全盘革命的狂妄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艾尔文·克里斯托尔曾指出，美国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言外之意，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
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我的理由非常简单：美国独立战争及随后的立宪时代，建立了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其宪法框架迄今已历数百年而仍无重大变易，或者即使有重大变化，其总体的框架却是稳固的，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显着的断裂，由此显示，由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其政体，同时完美地具备了稳定性与灵活性，也就是说，其政体本身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相反，法国大革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迄今的法国已是第几共和国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法国政制，可能根本就搞不明白。诚如阿克顿所说的，在革命后的86年中间，法国已经制订了14部宪法，也就是说，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只有20世纪中国政体变动之频繁，差可与此媲美。
当然，近代历史上立宪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德国、日本均发生过政制的根本性断裂。然而，如果说德国、日本的政体断裂与其后发位置、与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环境有关的话，那么，法国革命之失败，则可能是因为其哲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导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谬误，由于这种谬误，革命给自己负载了太多的使命，从而使它注定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并且，永远不可能成功。
从经验上观察，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与英、美革命的过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英美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政体革命，革命和立宪的目标始终仅限于重新安排上层的政体；而法国大革命却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场整全的革命，除了在政制层面上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之外，更欲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重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知识的根源上看，这一重大区别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自由主义”（以法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为代表）与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代表）之分野 。
自由主义者相信观念创造历史。创造法国革命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因此，阿克顿在本书一开头就对法国启蒙予以论述，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克顿的结论是：”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狄德罗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阿克顿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乍看有点唐突的结论，除了这些学者的政治理论不够健全之外，亦由于这些作家惟理主义的倾向，及由而导致的罔顾传统、蔑视和仇恨宗教的心态。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构造了一个完全受理性统治的虚幻的理想社会，而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实现这样的理想的过程；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悉数摧毁全部的传统：传统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权力架构，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等；然后，在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
因此，启蒙思想家把整个人类作为自己的敌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了理性的神启？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据此，大革命则为自己树立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敌人：它的敌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基于理性的狂妄的启蒙哲学将革命的烈火引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根基上焚毁整个社会的大厦。
正是这种狂妄，使其完全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由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甚至没有经过任何选择只是习惯性地遵守流传下来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不过暴力强加的。没有人反对这些领域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是平稳的、不至于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不便。但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制、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之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却是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
那些高呼启蒙口号的法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这一根本性矛盾。他们号称争取人的自由，他们以为理性可以给人带来自由，然而，当教士被驱逐、当社会秩序被摧毁、当巴黎的俱乐部代替政府各部会的时候，整个法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而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样，在一个秩序崩溃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立宪的；因为，当社会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当社会成员成为脱离于社区和传统的”自然”人，当立宪者仅仅面对理论而不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时候，是不可能现实地、审慎地设计宪政制度的。当然，在理性的恐怖中，立法者也无心于从容构思巧妙的制度安排。
从阿克顿的议论中，我们或许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社会性革命和思想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能合乎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哈耶克等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纲领。从本质上说，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不是保守旧有的政制和权贵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自觉地选择、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要保守这些，不是因为本民族的东西就是神圣的，比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为优越，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作为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隔离层，天然地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强制。
法国革命及步其后尘的一场又一场整全性革命的历史起码表明了一点：任何通过政治手段、尤其是通过最为暴烈的政治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社会的混乱、失序，也使政体革命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这一结论隐含着一个逻辑的结论：在转型的过程中，政体革命是可以、并且应该与社会的演进区分开来的。社会、思想、信仰的领域，完全是自发演进的领域。不应当企图在宪政设计过程中重新安排民众的社会制度、信仰和观念。立宪者所要做的，仅仅在于，政治科学的知识的支持下，面对其同胞之存在本身，透过某种审慎的设计，巧妙地安排国家之政制，即划定诸权力的范围，安排其间之相互关系。至于其他问题，不管是宪政之背景也罢，是宪政的土壤也罢，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也罢，均不在革命的范畴之内，而属于自发演进的领域。而宪政安排之终极目的，也仅在于为这一没有终点的自发演进过程提供一个足够稳固、但又足够灵活的制度框架。因此，立宪是一项单纯的政治事务，而不是一组复杂的社会事务。简单的政体革命，才是能够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三 政治激进化的恶性循环
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政治不断地趋于激进，但激进者在当权之后会有一个倒退。曾经是革命煽动家的米拉波、西哀士，最后却都成了保卫国王者，甚至连恐怖统治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最后时刻似乎也有趋于温和的迹象。
然而，就是在这种激进者长江前浪推后浪的潮流中，政治不断趋于激进，最终导致恐怖统治，并以军人专政、君主制度复辟而收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破坏，而没有按照其最初的图纸建成任何大厦。启蒙思想家画了一张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摩天大楼的图纸，但法国人照着这张图纸，最后盖出来的却是比别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简陋的破棚屋，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野心并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盗贼，都可以随意穿堂入户。
这意味着，法国启蒙时代的政治科学出了问题，因而革命时代的政治也同样出了问题。关于政治科学的谬误，下文将予以讨论；就政治本身而言，之所以越来越激进，可能与革命者与保王党、保守的教会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有关。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就是摧毁一切旧制度的纲领，因此，革命一起，革命者就提出了一个整全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要以摧毁一切旧制度为前提条件；由此引发保守者的强烈反弹，他们拚命要保守旧制度，国王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军队来恢复旧制度；面对这种危险，革命者的本能反应则是更猛烈地摧毁旧秩序。法国陷入一种可怕的正循环，革命者与保守者互相激励，政治则越来越激进，最终导致玉石俱焚。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素质也决定了革命时代政治的消亡。与英国、美国、甚至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革命的一个显着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掌握巨大的权力、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并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就像柏克说，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当然，还要加上巴黎的下层文人。
这些人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多地只有仇视。他们当然要摧毁一切财产制度，他们也当然要打倒王权和教会；他们陶醉于自己遽然获得的权力，当然不愿刚开始享受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他们这类人物当然不知政治为何物，他们也不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作为政治人物的行为，更多地诉诸人的本能，他们也迷信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告诉他们，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摧毁一切旧秩序；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对于一切阻挡他们的人，绝对不能妥协退让，而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杀戮一切不服从者，就是理论与本能的完美结晶。当狂妄的理论与固执的本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动物伦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会开演一部最狂暴的戏剧。当时法国有一位革命领袖，甚至必须舔食动物的心脏才能餍足自己的嗜血狂热，他想像自己是在吃国王的心。
这种狂暴气氛当然传染到了军队。据说，启蒙哲学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在启蒙哲学照耀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中，却丝毫不见人的价值，相反，它非常理性地设计出了种种摧毁人的价值的制度。正是法国发明了现代的强制服役。革命政府将所有男子变成了军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被迫去为这个他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政府去打仗，这个政府还刻意地剥夺了他的信仰自由、屠杀他的教士，法国西部农民的起义就与此有关。
同样，革命政府创造了全面战争的模式，正是这种战争模式，使得20世纪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历史上的总和。法国的启蒙军队早就预示了20世纪的黑暗。阿克顿用革命军队的组织者卡尔诺的话，概括了这支立志要用启蒙哲学解放整个欧洲的军队的精神：
“卡尔诺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东西：可以随意控制军官的升迁，法国人生命的廉价。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攻占某个地点，他可以不计任何牺牲。一位奥地利军官，如果身在离家1000英里外的萨姆布勒河，就不大可能被免职。而法国军官却随意可以被撤换。马克上校曾评论说，同是损失了一位战斗人员，对法国来说，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而对于奥地利，则是损失了一位战士。旺代厄起义就已经表明了那些没有组织、没有机动能力的人，仅靠不断的活动、拼杀和勇气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卡尔诺只会要求他的手下一遍又一遍地发动猛攻，他根本就不考虑人员死伤情况。低级指挥官很快地被清理了一遍，有时，革命政府的刽子手也会在这方面帮他的忙，于是，最能干的人脱颖而出。”
事实上，在革命军队对欧洲军队的第一场胜利中，靠的就是这种无视人的生命的所谓勇敢，而那支声势浩大但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却在些微的伤亡面前退却了。这真是一大讽刺：启蒙哲学号称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根据这样的哲学组织起来的军队，却不如贵族领主更重视人的生命！这再一次证明了，不管多少人道的哲学，不管是根据什么理性或历史必然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要个人赤裸裸地单独直接面对政府，则个人就难免被奴役的命运；他们似乎有了民主权利，其实，他们不过是有了投票摧毁自己生命的权利而已。能够保障个人最基本的自由的，从来是启蒙者们所不屑一顾的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未完】
──转自《右派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