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220年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在它的故乡，已成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荣历史。当年前总统密特朗在其任期内遇上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位左派总统在巴黎大兴土木隆重庆祝。后来的右派总统希拉克更有趣，他于2006年10月在中国访问时，把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价值，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要搞“河蟹”（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人。
善于推销的希拉克总统说：“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诺，要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我个人刚刚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
不管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法国大革命给人类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 ”的原则，的确是当今中国最为需要的。中共宣扬的和谐社会，之所以被网民戏称为 “河蟹”，还被网民创造一种可爱的网络动物“草泥马”将之打败，正是由于，这只 “河蟹”缺少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
◎ 中国革命走上歧路
“ 买椟还珠”的成语，一般用来比喻舍本逐末、取舍失当的行为。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在继承法国大革命遗产方面，可以说采取了一种类似买椟还珠的做法：它舍弃了法国大革命关于人权的精神理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却效仿了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革命暴力和专制主义形式。
早期认识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精英，大都还服膺其民权思想。例如，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描写革命之严酷，敦促清廷变法：“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而后不少中国知识份子热情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如邹容等人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种子，陈天华推崇《民约论》的启蒙作用。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一开始就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孙中山的 “创建民国”，即以民权主义作为核心。可以说，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民权思想并未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生根，而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一场又一场革命产生，例如“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
于是革命被奉为圭臬，关于“民权”的呼声微弱了，代之以“革命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而俄国革命原以法国大革命为师。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传入，人们忘记了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实现人权，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革命走上歧路，成了野心家夺取权力的法宝。此后，毛泽东以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还“继续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令中国陷入惨绝人寰的地步。
◎ 法国革命者背叛自己的信条
正因为“买椟还珠”的中国革命是如此恐怖，因此，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告别革命”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中国学者不便直指共产党革命的残忍，于是把这笔账清算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头上去。这一类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中国学者，仍然只注意到楚人那个装珠宝的盒子，忘记了那个盒子里原本是有一块奇异美好的珠宝的。
如果我们直面法国大革命本身，理清事实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发现，尽管法国大革命在其后期，出现了暴力、血腥和专制恐怖，但并不能因此抹杀它前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不能否认法国革命者立志解放人类，要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都带来自由的理想。那些价值和理想本身丝毫也不血腥。
相反，正是法国革命者后来违背了他们先前提倡的信条，才揭开悲剧的帷幕。当革命者不再给其他派别自由平等时，当他们不再坚持博爱原则而滥用暴力，以“公意” 之名取消个人权利时，他们就已经在背叛这个革命本身了。就像罗兰夫人所感叹的：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但我们不能说自由这个理念有什么错，那是假自由名义作恶的人的罪责。
由于法国大革命在横扫旧制度的时候释放了恐怖，在当时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却让拿破仑的专政得以产生，因此，在一位中国学者看来，这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殊不知，覆灭的只是罗伯斯庇尔和那个脆弱的共和国，而不是道德理想本身。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先驱，法国大革命产生了1789年《人权宣言》，从此启动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它创造出来的精神理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今天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欧盟，其核心价值即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样性和团结互助。其中的“团结互助”即“博爱”。
◎ 革命不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
对欧洲人仍然推崇的法国大革命价值，一些中国精英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似乎天下没有比该次革命更为邪恶的事物了。由于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也落到一个暴力专制的结果，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似乎可以理解，这说明当今中国人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忧思。
但一些中国学者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他们一味指责法国大革命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却不指责革命之前旧制度下的罪恶。实际上，革命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制度腐朽得让人民无法忍受了。
推崇古典自由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后，就法国路易十四治下有60 0万人死于饥寒的史实发表评论说：“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衣食无靠以及被视为当然的压迫，重压在一千五百万颗心灵上。正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哲学家、富商大贾、乡村绅士的受伤的虚荣心和相互矛盾的哲学，成为法国革命的动力。而这些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
这些历史研究者都道出了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深刻指出其社会和历史原因。尽管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沾满血污，但人们觉得比在旧制度下无声无息地被摧残而死要好。有人认为，是包括卢梭在内的法国文人的“激进”引发了革命，其实，最主要的革命起因是统治者的顽愚和邪恶。
所以，革命不是人们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革命的种子往往孕育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当权者的暴政是人民革命的催化剂。深刻认识这一必然性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如此向往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期的壮丽情景：
“ 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项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让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 瑞典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瑞典是世界公认的社会和谐国家，它珍视法国大革命的椟中之珠，特别突出地继承了平等和博爱等价值。博爱在瑞典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被落实到“福利国家”的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政策里。今天“瑞典模式”的成功，无疑有法国大革命的一份功劳。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它的产生也和法国大革命有关。在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曾多次去巴黎旅行，预感到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会摧毁法国上层建制。为了防范本国的激进文人煽动群众，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建立瑞典文学院，以笼络控制文人，消除社会的激进革命因素。
两百多年来，瑞典避免了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但不能说这就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功劳，根本的原因在于瑞典的制度。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瑞典议会就通过法令，废除君主专制和增强议会四个等级的权力。当时议会里除了有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之外，还有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1765年，“便帽党”在议会获得多数，便提出限制大贵族的特权和消除官僚政治积弊等改革纲领。到了现代，瑞典民主制度进一步健全，各个阶层在议会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任何暴力革命的可能。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之际，我们比较中瑞两国在继承这份遗产方面的异同，认识到，西方国家已经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价值，找到了一条民主的和平革命道路，现在，是中国的“河蟹”找回椟中之珠的时候了。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5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