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道平先生早年在台湾白色恐怖、颠沛流离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经济理念痛批时政，却又能免于牢狱之灾的神奇能耐，也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乐道。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现伟大，成就其典范呢？他所坚守的理念又具有什么内涵呢？
台湾离理想的民主境界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其他许多国家，成就还是相当可观。当然这项成就并不是自然演变而来，而是诸多前辈坚持理想、牺牲奉献，经过一段漫长奋斗时日之后才得到的。在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无疑是顶重要的一位。
回顾自由经济观念历经五十多年来，依然成效不彰、甚至还倒退，正足以显示“观念”的威力，也显示观念建立、传布之不易。哲人曾说：“拔除一个信念（观念）要比拔除一颗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的确如此！而拔除一个观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个观念更不简单，在长期戒严下的台湾，自由经济理念的植根工作本就困难，更何况自由经济导师一直都是凤毛麟角；而夏道平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但同时兼具两者的思想家却极为罕见，夏道平先生却正是这样的一个“稀有人物”。虽然夏先生名气不算很高，但其学养和风范，却有如和煦的春风，也像涓涓的细水，长期耐心传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更突显其光辉和重要。
在金融海啸肆虐，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被误解与诬蔑的现时，更让我们深深感念、缅怀夏先生。
走向“自由经济的思路”
夏先生在一九零七年五月诞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保安镇的一个九代同堂大家庭里，是父母的独生子，全镇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开店铺做生意维生。他的家算是一镇的巨富，也是地主阶级，因而请得起家塾老师。在四位老师中，长于词章学、作文讲究谨严的桐城义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启蒙作用，夏先生写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其布局、结构、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在因缘际会中，夏先生以“同等学力”考进新制学校，之后于一九二九年考进武汉大学文预料，两年毕业后直升到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武大毕业后，夏先生留校当助教，本想趁机多读些书、学好外语、准备公费留学考试，奈何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往后动荡的八年中，武大迁到四川，夏先生也随着到后方，但也同样逃不掉惨遭重大轰炸的命运。在几次死里逃生之后，觉得现代战争没有前后方区别，乃毅然离校到洛阳前线任一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转回重庆，任职于“国民参政会”。就在国民参政会的这一阶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民意机关。夏先生回忆说，当时政府所遴选的参政员，的确是各界、各党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学术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议的名流，大都在内。夏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任职的单位叫做“经济建设策进会”，该会的组成人员是几位参政员，经常主持会务的是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先生，夏先生当时的职位是会中研究室主任。当时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审阅民间陈情申诉的文件，加以签注拟办意见而已。虽然由于工作业务，得以对当时经济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认知，但对经济管制本身之必然为害，夏先生却还没有深一层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经济思路的种因是雷震先生，这位在参政会是夏先生顶头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响台湾民主化既深且远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人。由于雷先生不摆官架子，身为下属的夏先生乃与之成为朋友。战后还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会中首次会见胡适先生，而胡适和雷震两位先生是《自由中国》的灵魂和骨干。夏先生之所以与《自由中国》自始至终的关系，就是在国民参政会时段结缘的。
《自由中国》为文惊天动地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台北市创刊的政论性杂志，共有十一年的寿命（一九六零年九月被禁）。那段时期的台湾政治气候，被夏先生形容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也就是“风雨晦冥期”，既不同于当时中国的雷霆斗、日月昏，也与变天过程中风云诡谲的一九八零年代的台湾有别。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论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一百一十六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总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国》的一枝健笔，已故的台大张忠栋教授称之为“如椽大笔”。
《自由中国》半月刊当年风靡一时，对社会人心发生重大影响，以至今日仍有人称颂赞扬有加，而夏先生写的文章中曾有惊天动地的影响。最轰动的一篇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该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银行开户，取得银行期票，然后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即由治安机关当场出面破获，告贷方以地下钱庄罪，而金融罪、买卖金钞罪和地下钱庄罪当时罪名极重，都可援用〈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进行军事审判。该文指出三个疑点，认定整个案件是政府机关或政府人员为谋破案奖金，事先设计的诱民入罪案件，对于政府威信将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该篇社论触怒了当时执行金融管制的军方，于是把非法金融活动和匪谍活动扯在一起。由于治安单位的反应强烈，《自由中国》接着又发表一篇社论，表示赞同经济管制，同时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绝对不是故意侮辱有关机关工作人员的操守。
使夏道平先生走向自由经济思路的雷震先生。 （网络图片）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论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一百一十六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网络图片）
但是〈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得到胡适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兴”。但是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听到军事机关有压力的传闻，又看到《自由中国》的新社论，感觉言论自由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他连写两封信给雷震，表示要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头衔，以示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篇社论批评到军方，惊动党国大员，激起胡适的义愤，张忠栋教授认为它的价值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历史上可以永垂不朽。
自由经济思路的养成、传布
在《自由中国》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写了深具影响力的社论，也培养了对自由经济理念终生不渝的情操。当时，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断地充实论政知识，特别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更起劲，那时张佛泉和殷海光两位先生又对夏先生助益良多，他们在自由哲学上时常辩论，虽然个人的自由理念有异，但相互却有重要启发性，都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有同样炽烈的热情。
这里，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国》停刊的三年前（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乡詹绍启先生寄给他一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介绍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资本主义心境》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书的摘要，就因多读了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于跟随殷海光或张佛泉两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义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义”，张先生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积极性自由主义”。而米塞斯是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中发现的。
夏先生说，市场机能这个名词，在台湾现已成为财经官员的口头禅，也是传播媒体的常用语。但是，真正透彻懂得市场机能的人，实在太少。它的运作微妙，非写一本厚书无法讲得清楚。不过，扼要地说，它的特征，是在于从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演绎出来的。他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总要落实于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至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这类集体名词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于或外于活生生的个人而成为独立的实体。所以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真正地是“把人当人”。因而他们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这种方法处理社会问题，就是把“人”物化了。
本文作者（右三）与夏道平先生合照（右一）。（作者提供）
在译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内容摘要以后，不久夏先生又译出他那本书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写的书有六本，夏先生译出了三本，这激起夏先生更浓厚的兴趣，进而研读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英文著作。于是，他又译出海耶克三本论文集中最精彩的一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然后又译了不属奥国学派的德国罕有的自由经济学家洛卜克（ ）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
笃信“理知的”自由主义
翻译了这五本名著以后，夏先生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义，而笃定了他的自由经济理念。由于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两大益处。一是理知的自由主义者研讨社会问题，不是一味地靠经验知识，他们更凭借先验的推理。举例来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风靡世界、而苏联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受到世人赞赏时，他独树一帜，预言社会主义因扼杀市场机能而终将惨败。海耶克在凯因斯学派声势赫赫的时候，痛斥他们将导致通货膨胀率长期累增而终将陷于假相繁荣中的贫困。米塞斯、海耶克凭先验推理的预言，现在都已实现了。
经济学家海耶克。
（AFP）
他默默地翻译那几本书，做着不合时潮而又吃力的冷门工作。但是，他却偏好这种理论体系，而有乐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适。而且，二十世纪末由于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预言实现，夏先生以前埋头做的冷门工作，在今日台湾的学术界已博得相当的肯定，这一“不虞之举”，又给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国》结束后，那时与夏先生谈学问的对象是周德伟先生。这位做官而不忘学问的稀有人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接受教于海耶克，夏先生也从此得以接触更多海耶克的著作，于是更加坚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经济理念和体系。
夏先生特别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论体系，多年来被所谓进步份子或美国型的自由份子称为“保守的”。而“保守的”这一标签一经贴上，就成为时髦的言论市场中被尘封的产品。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误导的成见，夏先生特别向想了解海耶克体系的人士推介先读海耶克的〈个人主义：真的和假的〉（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这篇文章，最好能读原文，如此或可预防他人轻率的误导。
在这混乱的时代，夏先生提出的要减缓“当今滚雪球般的公共政策，个人主义的知识份子负起知识的责任，拿出道德勇气，针对那些只求增加个人选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个人知名度的舆论界人士，予以无情的痛击，并就持有的知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个长期的教育性问题，这要靠那些正钻研海耶克纯正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年轻一辈不停的努力了”谆谆告诫，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际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