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近日看到美国一则消息，一位女孩在租住费城房屋管理局所提供的公寓期间，因房屋发霉，不幸患上哮喘，继而病情恶化导致脑部损伤。尽管费城房屋管理局不认为他们在本案中有违法行为，仍拿出950万美元，补偿这名女孩。我相信每个中国人看到这则消息都会感到惊讶，美国的政府管理部门怎么如此慷慨和负责呢？
令中国人感叹的还有前段时间在美国发生的矿难事故。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赶到哀悼会现场，念出每一个遇难矿工的名字。遇难矿工每个人获得一次性补偿金300万美元，另外还有5倍的年薪补偿(约35万美元)、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和所有子女四年大学的学费，总额约在400万美元以上。这个标准是如何确定的？按照煤炭公司的表示就是，“希望使遇难者家属此生不再为金钱烦恼。”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如何？遇难矿工得到的补偿有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看起来项目不少，但真正赔偿的只有人民币20—40万元，折成美元约3—6万元。按照中国大陆现在正常的生活和物价标准，这40万元除了能在一所中等城市买一处60㎡的小居室外，基本上所剩无几。死者的妻子如果不是年富力强或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就很难保障基本的生活，更不用说保障子女上大学的费用。今后的生活，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金钱的烦恼。
与矿难职工相比，其它被致死致残的民众命运也同样悲惨。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首例被致残儿童的家长获得的赔偿额仅15万元。这个孩子整个肌体终生致残，本来应该按医疗事故赔偿，却在中共的暗箱操作下按疫苗接种后异常反应赔偿。这个假疫苗事件可能造成上千万人受害。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受害者人数上万人，但中国媒体报导，只有两例被公布死亡。其中一例死亡婴儿的父母收到的赔偿数额仅有20万元，并被强制要求不再诉讼和索赔。
在中国还有一类惹人关注的赔偿事件，就是中共警察的刑讯逼供所导致的致死致残案。去年发生的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被刑讯逼供致死案，当地政府在百般抵赖无法向民众交待之后，又反过来通过几乎是私了的方式支付徐家12万元丧葬、抚恤费，对徐的父母和奶奶当地最高标准低保给予终生补助。12万元外加每年总额不到1万的低保费，就把一个年青的生命打发了，而实施刑讯逼供的警察却未受到应有的处罚。
这种低标准的赔付数额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给死者遗属带来生活的艰辛，也给处于同样工作环境和类似处境的人带来危险。因为标准太低，煤矿出了事，二十万元就能摆平，它何必花重金做投入大的安全设施呢？那些生产毒奶粉的厂家、注射假疫苗的防疫部门，既然十几万就能摆平死者，在巨额利润面前，他们又怎能不继续铤而走险呢？这种低标准的赔付，等于变相鼓励造假制毒事件的再次发生，等于变相放纵警察大胆的实施刑讯逼供。
其实，中共压低赔付标准有它的利益，一是通过这种手段人为压低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用工人的生命和家庭的痛苦为中共换来巨额的财富。这种低标准的赔付使生命的价值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珍惜，为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工厂仍不愿为安全增加投入。因此，中国的工厂在国际上才被称为“血汗工厂”。二是减少中共镇压民众的成本。冤死一个人，致残一个人，只需付出很低的国家赔偿。中国存在大量的冤假错案，按国际通行的标准赔付，中共就没有了挥霍的资本。尽管中共今年修订了《国家赔偿法》，但因中共政权的本质未变，它对民众生命不负责任的态度未变，在面临国家赔偿时，它会一如既往的推诿扯皮、死拖硬赖，决不会考虑死者的尊严和生者的痛苦。
每一起事故都是对社会的一次伤害，都是对一个家庭的灾难。同样是生命，在面对非自然的死亡问题时，美国的处理方式让人感到对死者的尊重和生者的关心，而中共的做法却让人感到无奈、愤怒和伤痛。尽管赔偿数额的多少并不能衡量生命的价值，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责任，一个政府的责任。如果对于死者的家属不能给与应有的补偿，死者的在天之灵也难以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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