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

谁点燃了湖州万民抗税之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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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1月02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湖州万民抗税究竟剑指何方?”刚才已经有两位观众朋友提出问题或发表了见解,先请我们现场和连线的嘉宾回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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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森:加拿大王女士谈到,我们应该经由法治,然后以理性的方式来抗争,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我个人是同意的,我希望没有暴力。但是中国目前法治完全在中共统治下,你跟它没法讲法,同时讲理你也没法讲,因为它不讲理,它掌握一切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再说中共这么走下去是官逼民反,让民族走向一个暴力的方式。中国历史上你这么压迫人,出现的不是顺民就是暴民这样子的历史悲剧,一再发生,中共又再蹈这个覆辙,我希望能走上理智的道路。

刚才陕西杨先生很悲观的谈到说年轻人现在都不爱国了,我说是因为中共把中国人的脊梁打断了以后,使得中国人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国,这时候连中共自己都不停的往外走。所以这时候如果在全民没有觉醒的情况下,让1、2个人做英雄其实是蛮难的。

陈志飞:我主要谈一下杨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主要强调“六四”学潮以后的学生没有信仰,因为你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没有凝聚力,因为你也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决心嘛,因为信仰其实支撑着人做着一切不是正常人能做出的行动,这是需要一些信仰来支撑的,这的确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也看到中共虽然在六四之后对人的这种洗脑有得到大力的加强、强化,所以造成了所谓的“五毛”啊、愤青啊,好像它做得很成功,但是它这种信仰也并不是没有在人们的头脑中移植出来,这种信仰是变异的,是变态的,就是对钱的崇拜。中共利用对钱的崇拜,现在驯服了很多的中国人,使他们对它不进行抗争,因为GDP在涨,房子在建,楼在修,桥在铺。

可是如果楼市泡沫哪一天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的投资完全成水泡的时候,对于中共培养出来的对钱崇拜至上的这些人……因为信仰在中共手中可以成为它们驯服的工具,在经济上涨的时候。但是现在中国的GDP在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经济放缓的时候,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出于同样的宗教的狂热,对钱的崇拜,也会把中共淹没,所以这一切实际上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杰森:是两刃刀。

陈志飞:这的确是两刃刀,杰森总结得很好。就是说你现在把人引到了钱这个胡同,你好像暂时得到了平安,像一个山老大一样,大王我现在给你们钱了,大哥给你们钱了,你们也别管我怎么样了,反正我爱把我儿子弄到政治局,爱当什么当什么,大家也不管了,习近平、薄熙来他凭什么就当官了,我看你当官,我们在座的当官比他们还强呢!80年代的人肯定是不服的。现在老百姓不管了,你给我钱就行,可是等中共拿不出钱来侍候这些人的时候,我说的难听一点,这年轻一代的可能会造反,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狂热,他们唯一崇拜的就是钱。所以这个双刃刀使中共也很难办。

主持人:好的,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还有几个观众朋友一直在线上,大陆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湖州抗税事件,就是在中国现在这些事情没有正常的途径能够解决,他暴力抗税是没办法,他知道通过那个法律途径可 能就维护不到他的权益。就别说是抗税,就是平时你个人买个什么小小的东西,你想维护自己的权益都难,还说到它们征税呢,他们更是没办法维护他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觉得他们没办法的清况才暴力抗税,才用暴力的。我觉得税负也挺高的。

主持人:好,谢谢大陆的张先生。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上海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税赋征收也过高,你说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消费也很高,虽然他们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工资所得税提高了,但是在北京、上海这些高消费的地方好多人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他们也是自发的抗暴方式吧!比方说官员他们有黑色收入,黑钱都存到国外,他们黑色收入很多。

比方说灾区捐款都是强行的让大家捐,但是当官的比如李鹏和江泽民难道没钱吗?不会给灾区捐款吗?在中国法律是没用的,在中国首先是党大于权大于法,它买国债它就有钱了,那人民穷得没饭吃还去买国债,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最后汇率调整之后自己换来的还是两手空空。谢谢,请两位老师做一个分析。

主持人:好的,谢谢彭先生。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新泽西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

庄先生:您好,主持人好。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没有办法从通过法制来制约官府,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已经扭曲了,社会崇拜权力,大学生都想做公务员,他的原因是中共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官员吃喝嫖赌全部可以用公款来消费,而老百姓现在是失业率很高,物价飞涨,这种情况下官逼民反是必然的一种现象,所以说要制约这些政府的行政支出,在一个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约的一个社会里面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群体事件、抗争事件,是中国未来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必须要出现的一种事情,那要改变这种现象,唯一的可能就是结束这个一党专制。谢谢。

主持人:好的,谢谢庄先生。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纽约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不合理的税赋还有很多,比如说过路费过桥费,这些其实也是变相的一种税收。另外他们缴的税,特别是安徽这些人他们都是外地人,可能他们缴了税连自己儿女的就学问题都不能解决,说不定还要缴额外的费用,而这些人实际上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他们每个礼拜工作7天,而且他们将来甚至退休金都拿不到,所以他们缴的税最后不会落到他们自己的福利上头,最后只会落到官员的贪腐上面。

另外一点,就是有些新闻倒过来看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像广东佛山这一次的(小悦悦)事件,它这个城是个小城,而且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小街道,也不是繁华的街道,但是那里有监视器可能比纽约的还多。还有,我们看上一次武汉那个长江不是挟尸要价吗?当时背景新闻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他本来是打渔的,后来打渔赚钱还不如捞尸体赚钱多,这就反过来说明什么呢?一个人可以通过捞尸体赚钱的话,那么如果纽约的哈德逊河也有人捞尸体赚钱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自杀的人可能太多,或者意外伤亡的人太多。谢谢你。

主持人:好的,谢谢周先生。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大陆的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严先生:你好。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消息,讲那个征税,他不是总的征300块钱,他是1台机器好像征300块钱,要是有10台机器的话就是征3千块钱;现在涨到1台机器征600块钱,那10台机器就是6千块钱,这东西真是很厉害的。另外,它征得那么厉害,我想可能是由于它地方财政上可能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好的,谢谢严先生。我们再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纽约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们大家好。为什么今天大陆为了那个税捐的问题会起这么大的冲突,这里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嘛!中国大陆为了控制人民,它有很多的……好像上次说过8个人还是12个人要养一个公务人员。公务人员为什么那么多呢?有城管、有警察、有公安、有情治单位、有军人,还有各级各样的党委,你看这么多的人他们通通要吃饭,这些人都是不生产的,这些人都是管理人民的,那么管理人民,他就从人民那里剥削拿钱过来。你摆摊贩的,你要买我的帐,不买我的帐,我就给你找麻烦,翻税这个那个,你就受不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受不了了才起来反抗。

那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起来啊,为什么回教国家现在利比亚、埃及等等都起来了?就是今天大陆上的控制力太强了,各种各样的控制,让你没有办法集合1万人、10万人上街游行,没有办法,回教国家一搞就是十几万人上街,所以它暂时安定下来,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会变天。到变天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人那就厉害了,我希望在海外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准备,迟早有一天要起来反抗的,这是绝对的。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纽约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

钱先生: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好,我想抗税的事情都是养了当官的人,你税交得越多,就是养得他们越好,你看现在什么基金、红十字会,还有以前的抗震救灾,你捐100块钱,90块钱到贪污官那里,只有10块钱可以捐到老百姓那里去。所以以后发生这种救灾什么的,我希望你们每个老百姓要想一想,你这个钱是到哪里去了?就是养活了层层的高官。所以中国大陆不推倒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度不改变,老百姓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谢谢你们。

主持人:好,谢谢钱先生。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纽约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刚才主持人也在讲,就说老百姓为了300块钱揭竿而起,和政府发生冲突,我想为什么呢?就因为老百姓和政府执政当局的共产党,已经很长很深的恩怨了,才会发生这样的暴动。但是我想这样的抗争和起义,我想可能会最后不了了之,因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太强大了,它不但在国内有严密的封锁,包括新闻、教育,愚弄老百姓,封锁老百姓的消息。

在海外我记得在纽约的一家中文的媒体,就是共产党办的媒体,这中文记者告诉我说,现在共产党的手不但伸在国内统治老百姓,而且已经把手伸在了海外,伸在了唐人街。你看我们很多华人不敢起来去游行什么的,我们都在怕。基本上所有的中文媒体,除了《新唐人》之外,基本上都被它们统治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位大陆观众朋友的电话,山西的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范先生:你好。这个抗税事件只是在湖州局部发生,有没有可能引起全国的这种震动呢?

主持人:好的,范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好,刚才观众朋友也非常的踊跃,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是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想请嘉宾回应一下,我们首先请连线的谢田教授来回应一下。

谢田:我觉得刚才这几个大陆打电话的人,还有纽约几位先生讲的东西都很好,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倒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中共的控制压制得人民不敢讲话,或不敢抗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全民反迫害,全民抗暴热潮在中国已经兴起了。

事实上我们看中共处理这种它们所谓的“暴乱抗税”的手法,已经看出来,事实上它已经在不得不退步了,以前这种群体性的事件、暴乱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局的做法就是一味的就把它给压制掉,强行的压制掉以后,从新闻媒体上全部给封锁掉了,所以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中国民间每年有将近20万件大规模的群体抗暴事件发生。

这次我们看到,最近以来好像当局确实是被中国民众的这种势头给震慑住了,它们也在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处罚一些涉及的官员,不得不同意暂时取消赋税的这些要求。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税制体制是不是公平,还有中国的税赋是不是太重,因为中国内地税赋的痛苦指数,现在已经高达全球第二。老百姓在这么高的税赋之下,还要层层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或其它的压力,所以生活水平来讲的话,他事实上已经……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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