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明:还我家园、还我人权、还我财产

杜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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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2月15日讯】16年前,我母亲经营的培大食府被成都北路高架指挥部以市政动迁的名义掠夺,没有分文补贴,就将我全家赖以生存的经营场所拆除,10年前的8月2日,我世代居住的私房又被政府铲平,不仅剥夺了我的回搬权,还使我夫妻至今居无定所、寄人篱下。

中共政权假借城市改造为名的掠夺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制造的灾难,时间之长,规模之广,影响之大罄竹难书。

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不仅当了运动员,而且做了裁判员,动用了专政利器——公、检、司、法,将大批不服强迁的维权公民,行政侵权、司法枉判送进高墙大院刑拘、劳教、劳改。并且启动了各种宣传机器,倒打一耙,把各种脏水泼在维权访民身上。

今年12月1日是中共政权,强加给我的二年半冤狱出狱二周年,我在控诉中共罪行的同时,以自身的经历、社会现实,揭露中共几种欺骗性宣传。

一, 污蔑被拆迁人漫天要价做钉子户,政府被迫实行强迁。

中共派出的工作组——动迁组是中共实行掠夺利润最大化的马前卒,他们故意把水搅浑可以浑水摸鱼,本来中国的老百姓很好说话的,动迁的过程不必要那么艰难漫长,是动迁组一套搜刮利润的有效方法,将简单的事情故意搞成复杂化,言而无信的欺骗行为加强了拆迁的难度。

。 1,对善良的对象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对流氓等人则无限宽容,以2000年我基地为例,在动迁前的吹风会上说,我基地866人货币安置款是5亿,人均6万弱,给老实人是2,8万,而给流氓是11万——18万不等,巨大的经济差价,造成了人民大众对代表政府的动迁组的强烈不信任。

2,在基地(1466弄12号)有二户被拆迁户,在观看了动迁组组织的房源后,立即与动迁组要求签订协议,一户提出年纪大了想住一楼,另一户较年轻希望住高一点光线能充足点,动迁组动迁组对年纪大的说“只有6楼的房子,没有一楼的”,对年轻的说“只有1楼的房子,没有6楼的”,实际上不论是一楼还是6楼都有,本来马上就可以签约的,但是动迁组故意反复诘难,磨灭了对手的耐心,产生了急于求成的心理,不仅不会再提其他合理要求,反而会答应签约人员提出的榨取利润最大化的无理要求。

3,在基地(1466弄17号)老夫妻两人与三个大龄儿子住在一起,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即使按照市政府提出的人均一室,户均一套的方案,一点都不要求照顾,起码也应该分到一套二室一厅、三套一室一厅,如果考虑到结婚因素一步到位就应该分到四套二室一厅,代表政府的房地局只裁决了二套二室一厅,最后由闸北区政府签发强迁令,为了杀鸡给猴看,当天一早出动了公检法司,甚至教育局、卫生局、消防队共一百多人进行真强迁,而(1466弄44号)双方已经谈妥了条件,为了吓唬老百姓搞了一次假强迁,那天下大雨,所有的“执法”人员都穿着雨具,模样与电影中的美国三K党一模一样,只是所穿袍子颜色不同而已。

我基地是东方明珠商品房开发,土地的来源是零批租,按照建设部157批文规定基地的每一户居民都可以提出回搬要求,可是整个基地没有一户享受回搬的权利,不是不想回搬,而是政府以虚假的市政动迁公告,掩盖了商业开发的目的,剥夺了广大被拆迁人回搬的权利。

我基地16张强迁令都是给老实巴交的善良人,都是在补偿平均线之下,是流氓家庭搬迁费的零头还要被腰斩,没有一户在漫天要价,这些都是政府编造的谎言,是对被拆迁人进行强迁的舆论需求。

我家撇除母亲、姐姐和房客的户口外,我的户口上有我、妻子、子、女。儿子与女儿俱已开出结婚证明,当时动迁组在派出所与我“协商”时,我提出20万的较低的要求,被徐姓的动迁组工作人员拍桌子斥为无理要求,并且制造空气说我要73万,以后又由房地局裁决南大路三室一厅总价值仅十万,他们(官、商)以这种无耻的手段,让你在稍高一些的价位(二套一室一厅、3万安置费,总价值12万)上作出选择,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我面临着三种选择:1,被强迁到南大路,2,屈辱地接受二套一室一厅、3万安置费的方案,3,先拿下价值较高的方案,再以欺骗性的拆迁公告,否定协议、拒绝搬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在200年8月2日被桥东拆迁指挥部暴力拆迁。

今天我反复讲这些真相,就是要驳斥中共的无耻谎言(拆迁户漫天要价),基地16张强迁令的得主,都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们没有将自己划入流氓的行列,去享受流氓的待遇,而流氓的拆迁安置费是这些被强迁户的数倍(18万与2,8万)之多,这些被强迁户如果能拿到流氓安置费的零头,都会阿弥陀佛高呼万岁,绝不敢也不会想做钉子户,所谓的漫天要价是中共为掠夺善良的中国人民所有权,而动用恶政恶法的借口,而他们(被拆迁户)的安置待遇是最差的,安置费用反而是最高的,中共政权宁愿耗费大量的钱财,动用公检法司专政机器制造强迁的恐怖场面,威胁和镇压不肯轻易就范的被拆迁人,不合理的暴力拆迁理由和行为,是造成越来越强烈的抗争的导火索,是形成上访潮并且愈演愈烈的主要因素,中共政权的掌权层为了迅速暴富,早已抛弃虚假的面具,比土匪、强盗更贪婪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总有一天会掠夺一无所有的中国人民饭碗里的饭。

二, 将上访人污蔑成世界上最“可耻”的人,为使用政府行为制造合理的借口。

被政府强迁的人中,有些原本生活过的很好,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经营着颇具规模的企业,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们是中共政权瞄上的肥猪肥羊,2002年我在虹口法院遇到一个企业家,在沪经营着多家企业,被政府查封,打官司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赢了官司,但是拖了九年,法院始终没有执行,刚赢了官司时,以为马上可以安居乐业了,往返于京沪二地都是乘飞机,住宾馆,再富裕的家庭架不住坐吃山空,几年折腾过后连一张普通的火车座位票都买不起,只得选择逃票的无奈何之举。

这是原本比较殷实的有底子的家庭,而大多数被强迁的居民,本来就在贫困线上挣扎,唯一的财产被政府掠夺后,过着居无定所的凄凉生活,甚至依靠拾可乐瓶维持生计,即使有些老人有微薄的退休金,也不够京沪两地上访的正常花销,为了维权,不买车票成了无奈之举。

像田宝成夫妻原本男人是司机,女人是小老板,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强迁后一无所有,连男人的工作都被政府搅没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他们只能到街道部门讨要生活费等,日常的煤电水费当然没有能力付。

我刚上访时,地方政府对我子女施加压力,不准他们资助没有任何收入的我,达到从经济上杜绝我上访的能力。

上访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经济上一无所有,而开门七件事都得用钱,为了降低上访成本,只能做些平常人眼中出格的事情,经年累月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上访生涯,培养了上访人坚忍不拔的性格的同时,也养成了易怒易爆的脾气,难免说些过激的言论,做些过激的行为,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如贺德山之流故意制造空气,鼓励访民闹访,说什么好“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被政府收买的倒钩也极力鼓吹“要想早日解决问题,必须把动静做得大一点,引起政府注意,只要上了市政府黑名单,解决问题会优先考虑”。

如果我们这些人是生活在民主国家,,叫几声口号,发几张阐明事实真相的传单,根本不可能坐牢,因为他们实行的是善政善法,即使被共产党污蔑为独裁的国民党,也只是针对颠覆政府十恶不赦的共匪采取镇压的措施,这种假借城市改造为名的掠夺行为不可能发生。而恰恰发生在自诩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中共,在实行着法西斯国家都不敢实行的恶政恶法。

在访民规模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共的特务手段和工具不断完善,遍布党政机关门前屋后,大街小巷的摄像探头,将稍露头角的访民记录在案,被扣上冲击“国家机关”、“妨碍公共安全”、“寻衅滋事”、“妨碍公务”等罪名,实行刑拘、劳教、劳改,而这些访民充其量叫几声口号,发几张传单,甚至仅仅在天安门广场站一站,根本没有触犯任何现行法律,就成了专政对象。

而大多数访民被政府舆论扣上“刁民”、“无赖”的桂冠,滥肆殴打、侮辱甚至虐杀,孙东东等政府豢养的“文化人”更是推波助澜地污蔑上访人都是精神偏执狂,为政府违法乱纪地将访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制造理论基础和“执法”依据。

三, 以要求过高为借口耍无赖,规避化解责任。

绝大多数上访人不仅被政治迫害,而且遭受生活虐待,长期居无定所,衣食无着,辛劳地奔走在京沪两地,他们做梦都想早日化解,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过和谐安定的生活,这种最起码的人权要求长期被中共剥夺,而政府拒绝化解的唯一理由是访民的要求过高,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访民和冤民的要求是什么?

1, 要求享受拆一还一的回搬政策,

闸北区城上城、华绮园开发商都是享受零批租的优惠政策,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让被拆迁人回搬的义务,无论是城上城使用虚假的市政动迁公告,剥夺回搬权,还是华绮园明确可以回搬,但阳奉阴违地实行零回搬,都是开发商的奸诈、政府的霸道造成的,要求回搬算不算要求过高?

2,本来访民的要求无非是合理补偿的经济诉求,政府和开发商互相勾结,将补偿标准定到敲骨吸髓的程度,目的只是为了贪污腐败的最大化,市中心的拆迁户的补偿费连城乡结合部的房子都买不起,补偿费的绝大多数进入了贪官奸商的腰包,他们为了掩盖动迁黑幕,千方百计到对访民进行政治迫害,利用共产党下设的公检法司连锁店,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全党参与行政侵权、司法枉判的违法犯罪,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与报复,直接影响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统治基础,引起了危机感,口是心非地抛出不再折腾的和谐论调,共产党想改变被动局面,必须认真认错谢罪,取消一党独裁,实行民主自由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做了坏事应不应该改?追究违法责任算不算要求过高?我仅仅要求赔偿一分钱的要求能算过高吗?

当然中共当初敢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一是倚仗强大的政权,而是倚仗着有钱,一旦政治高压无法奏效,用金钱收买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

无论是政治高压(行政侵权、司法枉判)还是金钱收买(化解),政府都是主导方,不可能以访民个人的意志(要求的高低)为转移,而且真正提出高要求的强势个人如流氓之流,都得到了满意的补偿和安置,被强迁和迟迟得不到化解的恰恰是没有任何背景,老实巴交的不擅于据理力争的弱势个人,在强大的蛮不讲理的政府和与之勾结的开发商权钱交易、与民争利的掠夺行为前,显得万分无助和无奈。他们在中共一次次无耻欺骗和暴力镇压下,迫切感到需要团结起来进行维权,冤民的大同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三,前不久市政府某领导对信访工作的指示中说“光是动迁问题容易解决,牵涉到官司就较难解决”。

首先必须强调在中国能够天天违法乱纪而不会受到惩罚的只有共匪及其走狗,所有被政府处理过的冤民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蹲大狱的,如果我们仅仅喊几句维护权益的口号有错,那么为共匪打江山所采取的打砸抢烧杀,旨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行为,而被枪毙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千万共产党员就是死有余辜,凭什么为他们树烈士纪念碑?他们的后代凭什么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既然你们知道牵涉到官司的难以解决,为什么还要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批抓捕访民,投进监狱进行(刑拘、劳教、劳改)政治迫害,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难道你们想通过让访民吃官司变成难以解决,从而达到耍无赖的目的?当你们行凶作恶违法乱纪抓捕访民时,都受到严正警告:政府侵权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现在到了清算你们违法犯罪的责任时,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冤民的索赔要求过高?事实上迟迟得不到化解的不仅仅是吃过官司的冤民,还有大批访民,更有被共产党整怕了的被侵权的善良的人民,作为责任主导方的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进行化解,只是装模作样地作秀,用付出几个小钱进行收买,掩盖中共政权实行恶政恶法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四, 共产党=法西斯=恶魔

近百年的共产主义演变史让全世界人民逐步认清所有共产党政权的本质,奥巴马有关共产主义=法西斯的名言,终极了共产主义的发展之路,当年希特勒创建的纳粹党全名叫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曾用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希特勒用法西斯暴力席卷欧洲,差一点完成了共产主义大同,他用灭绝人类的残酷手段残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丧生,成为人间恶魔,波尔布特短短四年的统治屠杀了150万柬埔寨人民,中共政权60多年的反动统治使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罪行的发生,都是在和平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执政党——共产党、法西斯党干的,他们的行为具有异曲同工,他们的结局也必然殊途同归——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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