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帆华盛顿DC报导)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月25日(周五)在国会举办听证会，以“中国内部困境”为题，邀请专家分析了中国愈演愈烈的民众抗争与中共的应对手段﹔以及在表面的快速经济增长下，不断积累的内部民怨和背后的原因。专家们认为，中共政权统治结构，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导致中国社会高度不稳定的关键原因。
中国内部抗议事件持续增长
CNA中国安全问题专家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说，过去20年来，中国的内部骚乱事件持续不间断的增长，政府滥用权力导致的抗议占绝大多数。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共也以更复杂的手段来对付民众抗争。但即使是根据中共自己统计，在过去18年间，所谓“群体性”事件的递增速度也是惊人的，比如1993年为8,000件，到2008年就增加到120,000件。他认为，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社会体制无法为公民提供可接触到的、有效的、合理自主的司法和政治制度，允许公民解决他们的冤屈。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政权统治结构。缺少透明性、官员不负责任、以及缺少法制，导致社会争议演变为大规模的抗议。特别是过去几年，这种抗议从传统的乡村扩展到城市中产阶级。另外，互联网已成为一个虚拟的政治平台，官、民交锋的场所。民众在网络上的投诉可以很快传播，获得同情与支持，而官方也以大量的网警、乃至关闭网站等手段监控舆论，散布他们想灌输给民众的内容。中国的群体抗争典型的原因就是政治系统无法保护民众权利。
她说﹕“最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安定就是，只涉及几个人的小事件，会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对我来说，这显示出不得民心的社会政治系统的紊乱或无能。”
中国贫富差距 举世罕见
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和美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史蒂文‧杜纳威(Steven Dunaway)从经济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国内部不稳定的原因。
黄育川认为，人们常以为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导致政治自由化，但很多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中共领导人也曾以为，民众的物质财富增加，社会就会稳定，然后等时机成熟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政策开始似乎有效，但近些年，由于人们不能平等的享有经济机会、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加剧。
他举例说，中国的城市的个人平均所得超过农村3倍，东部沿海超过内部省份2.5倍，两个数字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黄育川还说﹕“总体的收入不平等并不少见，少见的是其恶化的速度。在仅仅15到20年中，中国的吉尼系数(代表收入不平均)就从20多点上升到40点，这是举世罕见的。”目前，中国的吉尼系数是0.48，而80年代早期是0.30。
他还谈到，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差距、通货膨胀、腐败现象都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美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史蒂文‧杜纳威则认为，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为依托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再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政治体制也将继续给经济增长施加负面效应。而中共领导人非常不愿意去改变经济政策与进行政治改革，这将导致中国未来几年社会高度不稳定。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经济模式的质询时，杜纳威幽默地说，“很难说它是什么，套用电影《唐人街》的台词，就叫‘中国式’吧。”他认为这种模式很接近于“权贵资本主义”，因为中共控制着相当部分的经济，与只有与权力阶层相关的人们才会从中获利。
埃及变天的警示
专家们认为，最近埃及事件应给人们以警示。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易明说，据她研究埃及的同事表示，完全没有人预料到埃及最近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中国如果某天发生变革，也会是同样。
中国安全问题专家谭睦瑞也非常同意这种说法。他以自己1989年在北京的体验表示，很难预测民众强烈的不满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爆发。
“当时(1989年)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曾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社会，人们对于政治、示威不感兴趣，大学生们就想着如何考托福出国留学。但是当胡耀邦一逝世，人们一下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应以谦卑的态度来预测可能会爆发的事件，以及我们没有察觉到的不满情绪。”
专家们均提醒美国政府应关注中国的变化，因为这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