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纪元》周刊229期发表了专题新闻，从史料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专题分两篇文章：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二，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回答了蒋介石是否抗日，西安事变之前他在等什么的关键问题。）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

文：华明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最近，负责主持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物的郭岱君教授在美国各地发表专题演讲，试图从历史事实给予蒋介石公允的历史评价。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从此，在中国大陆，蒋介石被中共斥为“独夫民贼”、“不抗日”的“人民公敌”。直到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一个完整真实的蒋介石才展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公正评价蒋介石的声音。

最近，全程参与《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的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教授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以“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为题演讲，帮助重新评估二十世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甚至某些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事件。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至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并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但在1949年败给中共，离开大陆到台湾执政。

热爱传统文化 严格自律

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则不同。他虽然研读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他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

从日记中看出，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逐渐发生方向性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古书。儒家：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道家：存天理，去人欲。他研读古籍，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

他严于律己，不沾烟酒，不断告诫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1925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他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以革除自己动辄易怒、骂人、打人的恶习。

外界一直传蒋介石年轻时候生活浮荡，得了花柳病无法生育，以致与宋美龄没有孩子，但这是误传。蒋介石1928年日记：“耶！宋美龄怀孕啦！”他很高兴。可是那一年8月有刺客进入他家，宋美龄受到惊吓而小产。蒋公说：“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妻病频做，心生郁闷……”蒋介石还特别请了五天假到上海去陪她，他非常爱她，尊敬她。

从崇共到反共

2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汇集，蒋介石与当时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受新思想吸引。他于1919年开始阅读《新青年》，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例如1919年12月4日日记：“看《新青年》杂志。”12月5日日记：“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蒋介石也读过“马克思经济论”、“共产党宣言”等，并向往共产主义。1923年，孙中山派他去苏俄考查，蒋介石在船上还不停地学俄文。他说：“终于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祖国了。”但是，三个月访问，蒋介石从崇拜共产主义到慢慢放弃，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的结论。

到1926年，蒋介石8月30日日记：“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他怀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只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势力？”对此，他“不能理解”。

而且，蒋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财务支援来自江浙财团，而共产党到处搞暴动、罢工抗议，让资本家很不满意。他说：“为什么共产党到哪里，夺权和抗争就带到哪里？”各方面他都觉得难以忍受，这才决定在1927年清党。

同时，他也读了很多孙中山的书，并流露出崇拜之意。1925年1月16日日记：“《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1926年8月7日日记：“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

蒋介石的日记中，一直贯穿着大量对共产党的看法。他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第一，共产党反对私有财产，国民党保护私有财产；第二，共产党要阶级斗争，国民党要跟阶级合作；第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部民众、各阶层的利益；第四，共产党讲的是仇恨，我们儒家讲的是忍，耶稣基督讲的是爱。

他说，如果我们用“仁、爱”可以治国救国，为什么用仇恨？应该说，蒋介石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共产党的本质是“仇恨”治国，他在日记里好几次提到“共产党这样行不通”。

但是，他也反思自省，在日记里问：为什么妇女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大学教授老是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相信他们讲的话？他在1939年曾经拟了一个问卷，让国民党员来回答，本党为什么组织训练比不上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做基层工作？为什么不能掌握青年？那些教授为什么要反本党？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共之罪恶”：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

那个时候，他很清楚：“这个毛贼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中共的独裁、狡诈、绝不可能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毛。

丢失山河 自责难已

很多人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一定会骂共产党，如同共产党在大陆批判蒋介石的做法一样。但郭岱君说，他1949年没有骂共产党，我很讶异，简直不可思议。两年前，中国大陆有个领导人匿名来胡佛研究所，我们问，那么多你们要看什么？他说看1949年蒋介石怎么骂我们的？后来驻美大使带了十几个部长级干部来，我说，你们会失望。

整个1949年，他都在自责：“平生最大耻辱”，“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遁迹绝世，了此一生”，这种话非常非常多……

郭岱君说，我最受感动的是他的坚忍不拔。“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将领都投降共产党，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投共，到香港、美国做寓公去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自杀了──陈布雷和戴季陶。蒋介石虽然也想到过自杀，但还是忍下来了。”

有些西方学者不明白：1949年的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但同样一个蒋介石，同样一个被指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为何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成功建立一个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的社会？

郭岱君说，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想搞改革。抗战刚开始，曾经有两个省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陈诚在湖北省，陈仪在福建省，他们都做了二五减租，这跟后来的三七五减租很像。但是很不幸，之后又开始打仗了，所以都没有做成，没有机会，每天都在战争中。

在台湾实现改革夙愿

郭岱君说，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由陈诚主导土改。而那时国民党还在大陆打仗。1950年，76％的产业是国营的，政府控制的，可是10年后，计划经济就成功的转为市场经济。

1950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实施地方自治，那时的台湾生产停滞，农业工业都落后，对外贸易连50万美元的外汇券都开不出来，失业率非常高，上百万的军民从大陆涌到台湾，吃都是个问题，到处乱七八糟，而且美国已宣布放弃台湾。

蒋介石身边的很多人都说：“这太危险了，到处都是台湾人，国民党还能有立足之地？”郭岱君说，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个奇迹，怎么敢进行乡、镇、市长，县市长，省议员的选举？而且结果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台湾本地人当选为台北和台中市长，期间他很挣扎，甚至让人家退选。最后还是同意他们继续竞选。

非国民党员当上了市长，本省人才看到政府决心实施民主，以致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奠定了后来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基础，不但是土地改革，而且也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没有蒋介石垫下基石，台湾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领袖’尊称蒋介石，应非溢美之辞。”尽管最后的民主政治是蒋经国完成的。

以民生、民族为重

蒋介石在台湾，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几次拒绝美国欲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的建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在积极考虑对入朝中共军队使用原子弹。蒋介石12月1日日记：“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4年10月20日，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态：“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影响。”1968年1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日记中，蒋介石崇尚“仁义”施政。在大陆遭天灾人祸时──54年大水灾，58年大跃进、74年中越海战等，都有人劝他趁机打击中共，而他说，我的黎民在受苦，应该如何救民于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时去反攻，否则不是仁义之士。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派人与蒋联络，蒋开始有点动心，但他说苏俄对我们绝无好心，不愿做吴三桂，做苏俄的马前卒。1950年中国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天安门，他在最后时刻取消：“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

用中华传统文化“反攻大陆”

蒋介石最后的日记是1972年，日记中说：“此为最黑暗之时期，但余对光复大陆之信心，毫不动摇，且有增无已，因确信上帝与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实他早就知道，不可能军事反攻，但这时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用三民主义来反攻大陆。

60年代，与中共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蒋介石推行“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台湾开始从小学到大学入学考试，以及政府公务员考试，都大量强化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推崇。致使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中最能完整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

如今，21世纪的台湾，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下生机勃勃；而今天的大陆，政治独裁，经济发展不平衡，意识形态缺失，民怨沸腾，如同一个火药库，让人担心随时可能爆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蒋介石日记》的出炉与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蒋介石的另一面，或许也正是历史还原真相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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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错失时机民气。《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深沉苦衷。

文 ◎ 毕儒宗、孙芸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指责蒋介石不抗日，批评蒋中正是因为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及共产党促使之后才抗日的。直到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苦衷。

中日军力悬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中国人群情激愤。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顿演讲时说，蒋介石当时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蒋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当时的中国军队远不是日本军的对手，中日实力悬殊，中国要争取时间。日记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时常祷告，让神给予他时间，他也一直派人去欧美寻求援助，因而迟迟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

郭岱君说，918事变时，中国有什么军队？只有一些军阀割据，除了黄浦军听他的指挥外，其他军阀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队不受蒋指挥，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蒋介石一生都没能真正统治中国，国民党并没有能力号令全国，军队装备也严重落后。

他在日记写，第一，这个战怎么打，日本那么强，中国那么弱。第二，军阀割据各有所谋，军阀不见得会听他号令打这个战，第三，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对抗……。他不认为可以打赢这场战，要打就必死无疑：“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已，万一不测特令此为遗嘱。”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和学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反反复复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和羞耻。

攘外必先安内：收复西南

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先剿共灭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平内，则不能攘外。”但这个“安内”不是指中共。

他认为，中日之战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受不住的，决定迁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进不了四川，因为四川、云南、贵州这西南都是军阀控制，他根本进不去，怎么办？

郭岱君说，在1932～1933年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剿共，红军不到3万人。而他故意留下一股红军，跟着后面，这样才能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然后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为掩护，藉“剿共”收复西南，而红军，只要再来一次围剿就可以剿灭了。

张学良坏了一盘好棋

另一方面蒋介石积极和日本和谈，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记里反复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而张学良当时一定是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深受感动，最后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然而，杨虎成和他的西北军、东北军都反对，说蒋介石没有亲自写下手模脚印，绝对不能信任他。但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说，我一定要护送委员长回去，否则中国没有人能领导我们抗战。不过，蒋介石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再拖延，全国仓卒抗日。他本来希望德国顾问能帮助他训练六十个德国装备师，但此时一半都没达到，同时想取得苏联、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战，蒋介石坚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艰苦抗战 败而不降

中国和日本第一大战为何选在上海？蒋介石说，松沪之战必须打，第一，必须把战线从北边拉到南边来，扩大日本战线，不能让他们从东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唤醒国人全力抗战；第三个很重要，要震动全世界，西方列强很多商业利益在上海，要让他们感觉到痛。

郭岱君说，松沪战中国打得惨烈。国军三个人一支步枪，步枪有的还要用绳子绑起来，不绑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发子弹，每个士兵只发约10颗子弹，平时训练只能用假的。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穷，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军舰，机械兵团，中国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

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郭岱君说，到了1938年，蒋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坚忍不拔，败而不降。每一仗几乎都打败了，但是绝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个大的攻势，就以为中国一定投降，结果中国人败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以空间换取时间

蒋介石在抗战时曾讲，中国人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吋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郭岱君说，他那时确实是带着中国人这样做，他想拖垮日本，以空间换取时间，打不赢就换地方。事实上也是，直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转机，中国才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但是中国的损失惨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931次。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也让日军死伤近250万人。

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因政治立场不同，存在极大的差异。台湾难免于“完人”的歌颂，大陆则责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论，蒋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铺天盖地袭来的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忍辱负重，竭力护卫国家，实不愧为民族英雄，功不可没。◇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２２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