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21日讯】据史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的。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记载。如《淮南子•本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特别是东汉的许慎，在他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语言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叙》中谈的最详细：“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不过，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对仓颉造字之说多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认为汉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造出来的，而是汉民族先人集体长期累积的结果。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得先对汉字起源的涵义做一界定：汉字的起源是针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体系而言的。明确了这一前提，这些学者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由以上介绍和其他史料记载可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近代以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我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如西晋初年，由盗掘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为魏地）魏王墓塚而现世的《汲塚书》中的编年古史——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关于商周史实的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吻合，在中国大陆前几年完成的我国大型史学研究专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依据了《竹书纪年》。再如，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训而不屑的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山海经》等，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所以，在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是但也同样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现知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经过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已辑录甲骨文单字近6000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最新研究约为3500个左右），发现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造字原理。这说明，甲骨文的产生，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从前面的介绍可知，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有理论指导原则（“分理之可相别异”）、有实现结果（“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的自觉的创造活动。以甲骨文相对照，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
第三，人类创新活动的事实表明，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的发明、发现，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往往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和困难的过程。而大众在接受和使用这些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只会使其简单化和庸俗化，而绝无使其系统化、精细化的现象发生。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
第四，新的汉字分类表（以声符为根的“字族”表）表明，汉字造字时声符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绝无随意使用或倚重于某些常用字或简单字的现象。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仓颉造字说是可信的。而所谓的“汉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造出来的，而是汉民族先人集体长期累积的结果”的说法，既无史籍支持，又与汉字系统的历史与现状不符，更不符合创新规律，所以，只能是一种臆说。当然，当我们揭示了汉字造字的真义之后，这样的说法就尤显荒唐可笑了。（待续）
201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