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1958年5月16日中共开始推动的“大跃进”是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最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多达4千500万人被大饥荒夺去了生命。然而，直到今天这一在中共邪灵控制下的全民大疯狂所导致的悲剧还在被掩盖着。
1958年1月，中共在南宁会议上，党魁毛泽东把1956年的“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了“大跃进”概念。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1958年5月16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从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毛及中共的领导下，中华大地上发生了难以置信的疯狂举动。这一全民大疯狂的直接后果是最终酿成全国性大饥荒的悲剧。
各类官方和非官方的调查数据表明，大跃进期间非自然死亡达四千五百万人。历史学家冯客则断言“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冬，才被当局叫停。
大饥荒之后，对于如此严重的灾难，毛以及中共，甚至于直到现在，也并没有进行认真反思。最近，网上居然还有“毛左”毫无人性地声称，“全大陆饿死几千万，以国人的生育能力，只须几年功夫又可把人口填回来”。
大跃进的国内、外背景
国内，中共自1949年窃取大陆政权之后，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神传文化，毛在进行洗脑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亦即群众性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镇反、土地改革、批判胡适、胡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等等，直到1957年反右时期的“引蛇出洞”策略，把所有敢言的知识份子一网打尽。
至此，毛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国大陆一切敢于反抗的声音和力量，尤其是将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份子的脊梁骨彻底打断，从而使荒唐的大跃进横行无阻地在大陆蔓延。
国际上，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到莫斯科，于14-16日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党代会，16日-19日举行了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率团前往。在40周年庆祝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雪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 为了逞强，毛泽东不甘落后，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
回国后，毛认为超英赶美15年太长，就提前到5年，最后又变成了2年，也就是说中国要在两年内超过英国。当时超过英国的标准就是以钢材的产量。
失控的浮夸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是大跃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最先是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同时，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为配合毛和刘的讲话，随之而来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开始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就经常在一版显着地位用特号字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如：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最后到到9月22日，极其干旱、贫穷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甚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的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导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如：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最后，到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达到60437斤的最高产量。
除粮食大放卫星之外，还有土法大练钢铁。全中国各行各业全民投入土法炼钢。著名律师郭国汀曾这样描述过：就是每个单位在自己的后院，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搞土高炉炼钢铁。它怎么炼呢？没有燃料怎么办呢？就大砍森林，甚至把农民家家户户木制的门窗都当作燃料；没有铁矿石怎么办？就家家户户把锅碗瓢杓，甚至门铃，任何含铁的东西全部拆下来充数，就种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铁只能是废钢烂铁。
但是，这种对森林、生态的破坏却是深重的、也是永远无法恢复的灾难。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的大陆很多地方的原始森林覆盖率很高，很多原始森林甚至就在人口密集区。林中有虎、豹、野猪、麂子、野鸡、野兔等等，生活着传承生活了万千年的无数生灵，但却在以大跃进为名的毛氏恶性极左罪孽狂潮中一夕化为乌烟，永远消失在无穷痛切苦忆之中。
大饥荒的出现
疯狂的浮夸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饥荒。毛在世时，一直将大饥荒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的逼债。
这种掩盖自己罪行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也屡遭非议。最先是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对浮夸风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外，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这样描述：“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外，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上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历史记录显示，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在中国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此外，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鋻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作家李肃登在其“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一文种分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就是高指标、高征购和公社食堂。“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每人平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准。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由于毛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官方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
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在中共自己编著的党史中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但不愿予深入探讨。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账。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有学者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海多，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
放卫星最疯狂的四川、河南和安徽也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几个省的农民饿死也最多。河南，广西，贵州，安徽，甘肃都是已经证实出现吃人事件的地方，河南省吃人官方仅承认吃了63人，实际上肯定远远不止。
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河南的“信阳事件”。作家李肃登在其“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一文中这样写到：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结果导致“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时任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禁止逃荒
导致这次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每人平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得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曾表白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而且大饥荒开始向城市蔓延。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1961年6月，中共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大跃进-中共邪灵控制下的全民大疯狂
无独有偶，在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国家，在夺权后，都强制实行了农业集体化，而且几乎都导致了大饥荒，而不仅仅限于中共。显然，造成这一灾难的是共产当邪灵的本身。
郭国汀曾对此曾分析说，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中，只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其它国家农业全部集体化。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除了上述三个保留有私营农场的国家外都发生过大饥荒。这一谋杀性的人为大饥荒，只有在共产党国家出现，而自由民主国家在二十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大饥荒。
只是这种疯狂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加荒唐和疯狂而已。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的农业生产2000多年来，一直领先于世界，是最不该出现这类大饥荒的国家。但是，由于在“反右”运动中，许多敢言的经济学家和知识份子被打倒，对于毛和中共发动的这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反对之声几乎不见踪影。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自欺欺人的运动中，一些科学家也政治当先，发表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言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着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在火箭、卫星等领域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政治上的幼稚让他在“大跃进”期间也丧失了起码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素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也积极地参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而且对“大跃进”的决策和推动甚为积极。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大搞群众运动，“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以完成1,070万吨的钢产指标。邓小平主张：“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以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邓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针对“大跃进”是用中共集体都“头脑发热”这句话一笔带过了这一空前大罪恶。邓不敢说明为什么中共领导集体会同时“头脑发热”？没有解释为何大跃进会造成高达三、四千万人死亡的严重大饥荒？更没有说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
写作《饿鬼》（Hungry Ghosts）一书的雅斯培‧贝克（Jasper Becker）在1994年访问受灾严重的河南省光山县一个小村落的一名妇女，尽管这个村子经历大虮荒后人口从300人减至80人，这名妇女却仍然相信到头来还是“毛主席”拯救了他们，否则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死个精光。
同样地，以《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享有盛名的大陆学者曹锦清在1996年访问河南省舞阳县藕池村时，也得到毛泽东在当地农民心目中仍然有着极高评价的心得。 但却没有追究是谁发动了造成河南省严重灾难的“大跃进”。
显而易见，不彻底解体中共，“大饥荒”这一悲剧就不可能被重新认识和评价，产生悲剧的深层原因也就难以追究，这一被颠倒了的历史也就很难被反过来。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