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文~
我记得我二零零二年的冬天，我到日本去，那时正好是我的《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出版的时候，《日经新闻》的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日经新闻》是一个比较“亲共”的报纸。他一来就先跟我这样说：第一，我到过中国；第二，我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第三，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说，我所了解的中国和你所书上讲的很不一样。我就笑起来了，我就问他：你了解中国的新闻来源是哪里？他说，我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政府官员；第三个就是我们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的资讯。我说，那么你谈的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来源。我说，中国的媒体不叫媒体，叫作“党的喉舌”，它是宣传工具。就是宣传政府的意志和党的意志。所以你从媒体那里听到的和政府那里听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来源。你从那个日本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消息，属于机密级的情报，他不会给你；属于公开资讯，他的来源也无非就是你那两个来源，媒体和政府官员那里。所以你的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来源。我说的，他也不得不承认。
我说，再一个我还想问你一下，我说你到过中国的哪些地方？他说，中国二十九个省市的省会城市我都到过了。我问，那么你到过离省会城市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没有？他说，那没去过。我问，那么去过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没有？他仔细想了想，他说绝大多数没去过。那好我说，你要了解美国的富足要去美国的乡村，要了解中国的贫穷也要去这个中国的农村。我说，如果你要是仅仅拿纽约和上海来比一比，你肯定会得出上海的城市面貌还新一点，纽约的城市太破旧了。你就不会看到上海的“新”，是因为市政府可以去任意拆迁老百姓的房子，而纽约的“旧”，是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哪怕他那栋房子放在那儿，再破再旧，它的主人不愿意动，你市政府拿着它无奈其何，你不可以去拆它的。我说，你大概没想到这个吧？他又只得承认：那是，那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女学生，她选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研究这个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国的媒体，最后她得出个结论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人民日报》是真实、客观地报导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她的指导老师给她最后下的“判语”是：你连分辨什么是事实的能力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做学术的能力。她后来没拿到博士学位，也没通过资格考试。事实上，那段时期中国的媒体正好是充满了各种政治谎言。中国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在中国的媒体上面根本就没有见只言片语；中国那个时候的“反右运动”，也只看见每天对这些右派的痛加挞伐，几十年以后又平反的运动，被说成了一个党如何如何打击这些什么“反党”言论，和向党进攻的那个势力；还有就是一个“大跃进”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也是媒体上面没有说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媒体是充满了谎言，可是那个女学生她还说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中国这种宣传很害人，第一个它是通过教科书，从小到大让大家接受一种“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谎言”。让大家根本就不了解，尤其是不了解共产党五十年统治到底干了什么。所以很多人，哪怕是在中国读了很高的学位的人到国外来又来读博士他同样地不了解中国历史所以很多大学生经过教科书这么一洗脑然后再经过媒体这么一宣传到国外来看到外面报导讲中国“镇反”的时候杀了多少人；“土改”的时候杀了多少人；还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又是在广西和湖南发生了集体屠杀的事，他们都根本不相信，说这是反华反共势力的宣传，很多人就是这样看的。
我在德国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他跟同学校的一些留学生讲起这个事情，那些留学生根本不相信。他们说：三千万人！他说你也不想想那是多少人啊，德国才多少人啊！他后来把哈佛大学关于五八年以后，五九、六零、六一这三年人口锐减的研究，特别列出哪个省哪个县人口减少多少？哪些是属于非正常死亡？都一一列举出来，他们才算勉强相信了。有的人还回去问自己的父母，结果他们的父母都告诉他们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记者：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何清涟：我这本书的内容介绍了共产党对这个传媒的制度化控制，它涉及到几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就是法律制度是如何地“违宪”，如何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自由。第二个层面就是日常管理层面。我介绍了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这两条线的管理，就是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审读”，就是针对字媒体的平面媒体的就是报刊杂志。“审看”，就是针对电视。“审听”，是针对广播。我在书中很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各地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聘请一些已经退休的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过去主管过宣传文化部门工作的，还有就是一些“政治立场正确”的老编辑、老记者，他们退休后让他们每天各自负责审看本地的一些报刊、杂志、电台，就每一个节目做出政治的评估。
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为什么要两个部门监管呢？这有一个互相监督的作用。如果要是宣传部审出来，而新闻出版局没有审出来，那就说明他们那个小组工作不够认真负责任。所以各地的审读、审看、审听小组的尺度是否严厉和这些人的政治素质有很大关系。因此很多思想保守的人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没有毛病硬给你挑出很多毛病来。比如像广州因为它的媒体本来就开放一点，由他们的退休编辑和记者组成的那些审读人员的尺度也就稍微宽松一点，他们绝对没有像我们深圳的小组那样，经常给你审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出来，因此媒体就又稍微空间大一点点。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管理。那么媒体从业人员有一条规定，就是要求做部门主任的人一定要是党员。这个比胡锦涛时代还好一点，胡锦涛现在是要求你进入媒体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就得是党员。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规定一定要是党员，但是做部门主任一定要是党员。像我们那个报社是一个副局机级单位，如果做到部门主任，那就是副处级了，那就一定要经过什么人事部门审批。为什么我做部门主任一直无法被批准，就是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党员，就因为这一条通不过，所以我所在的部门没设正主任职务。只有我是副主任，那么就是副主任，就是正主任，因为我不是党员人事部门无法批准。至于关于报社的总编辑呢，他还有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报纸杂志总编辑任职资格规定”，这个是一个政府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其中谈得很清楚，就是做报纸、杂志主编一定级别以上的必须要党员，不是党员不能做。当然，这都是内部掌握的，他不会给你贴到报纸上公开发表。
另外，每年还有一个思想评审。思想评审就是除了要你写上你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政治上如何正确，对记者还有一些具体要求。像我们因为临近香港，每年都要强调不得给香港的报纸、境外杂志撰写文章、报导任何新闻线索，违者依法处理。依哪条法呢？他也没有讲，可能是依“泄漏国家机密罪”这条法吧。那么这是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管理控制。
还有是对报纸的日常管理，就是审稿制度。政府不代替你审稿，但是在中国这个政治环境中生活久了，这些做报纸媒体的人都有一种“自律”精神，他们是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消息能发，哪些消息不能发。我不说那些大的，牵涉到所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事，我就只说牵涉到一些小的事。比如每一个报社你只要是跑这个新闻线的，你一定得把市政府五套班子领导的名字贴在墙上，谁先谁后，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顺序一点都错不得。一错了，你就叫“政治错误”。
比如政法委书记，他是市常委又兼公安局局长，那么在报导某政法线新闻的时候，他的名字一定要排在某位副市长前面，如果你要排到后面，那你的总编辑第二天早上就会接到某某市长办公室，或者某某书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不是书记自己打，书记自己不教训你，代替书记教训的都是秘书。像我们深圳市的张高丽，他那时是市长兼市委书记，他的忌讳很多。他的脸有一边大，有一边小，所以媒体照他的照片的时候一定只能从一个角度照，如果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照，那张照片要是见了报，那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可要把你的总编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他的照片是拍了以后，要连夜送到张高丽办公室，请他的秘书审查，然后圈定好照片回来再用。
所以记者们觉得去给他摄影都是一种苦差。因为讨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他有一点不满意，那你轻则就是要挨批评，重则要被处罚。有一次，一个记者就是因为一张照片，其实那张照片好像说还是选过的，也不知道他的秘书当时怎么选的，就是把他的脸一边大一边小的缺陷照出来了。这个记者后来写检讨，还被扣发奖金、工资。所有相关的人员都吃了“瓜落”。就是说共产党控制媒体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路线、政治导向的控制，还包括某个官员个人的好恶，也体现在这个控制上面。
我们经常看到报导那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就是经常指着他管得着的本地报纸跟记者说：看见了吗，我就要把我们的报纸办成《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怎么样报导总书记的活动，你们就得怎么样报导我这个市委书记的活动。所以说控制媒体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宣传自己、粉饰自己的政绩。所以媒体在这个情况下，就像“猫爪子下的夜莺，活得战战兢兢”。
有少数媒体当时为了在市场求存，曾经“异地反腐败”。就是全国“都市报纸系列”，像《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潇湘晨报》、山东《齐鲁晚报》这些报纸还曾经比较活跃，但是他们报导的腐败都只敢报导其他地区的腐败。
比如像广东《南方周末》只报导其他地方的腐败，本地的腐败报导的很少。所以每年“两会”期间，各省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开会的时候，都要找着广东省的省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告状，纷纷来围攻他们说：你们就那么干净啊，你们就没有腐败，只盯着我们报。你们像美国一样，当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怎么不管管你们自己。《南方周末》挨处理，就是因为湖南省状告他们在“张君事件”上写了《“张君事件”反思》、《“张君事件”再反思》。其中就提到“张君犯罪集团”产生的社会原因，讲到当地的穷啊、苦啊，青年们没有出路等等。最后湖南省就告状说它否定了湖南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绩。正中宣部早就想整《南方周末》啦，正好找到这个由头，然后就造成《南方周末》大换血。
那时候总编就已经是换到第三次了，这一次连记者也都要全部换啦。最后是所有的记者留社察看半年，视其表现决定是否留用。所以最后《南方周末》在这一次大整肃以后，基本上大换血，不但是原来的总编、编辑主任的这一个层面全换了，连普通记者也都全换了。我原来跟那个报社挺熟的，也知道他们的记者群体应该说是当时中国平均素质最高的一个记者群体，但是现在呢？用他们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叫作《<南方周末>花果飘零》，人都已经失散啦，现在你已经找不到原来的面孔了。《南方周末》也就由原来享誉中国和国外的第一周报，堕落成一个很精巧地粉饰太平的报纸了。
我在这个书中专门写了一句：一朵夭折的玫瑰《南方周末》。我就是讲了《南方周末》在它鼎盛时期的特点，它是怎么样能够报导腐败，坚持了什么啊，起了一种什么作用。然后在这个鼎盛时期过了后，是怎么样慢慢地从过去针对权势部门、执法部门的批评，过渡到现在变成了到针对社会现象的批评，针对个人的批评，都是一些无权无势人的批评。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吹捧文章等等，这都是分析他们自己的报导分析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开始还指责一下“南方周末”，以为是《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的选择。后来才发现这是党要把他改造成这个样子。
当时李长春来广东省当省委书记，接管《南方周末》的时候，发表了一通著名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说：我来广东的任务就是要整肃《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几家报纸的。我从来不准我的小孩看《南方周末》这家报纸。他的这番讲话是传达到广东省内的所有报纸的部门主任这一级，我是亲耳听到过这个传达。所以我们当时调侃说，那长春书记的家里看什么报纸呢？一个记者回答说：看《人民日报》。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