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龙应台“国际名家论坛”之邀，7月9日，姜文在中山堂与中、港、台六百多位观众相遇，整整两个小时，畅谈他的电影与人生。我们得以了解一位超凡的艺术家，如何用犀利的眼光，透视与解读时代的荒谬，审视社会的变迁……
他被法国著名导演帕特里斯．夏洛尔（Patrice Chéreau）誉为“伟大的导演，了不起的演员”，并以电影大师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相比拟。众多网民票选他为“未来十年主宰中国电影节的导演”。他曾经为了《太阳照常升起》一片票房惨赔，仍不改电影初衷；以《让子弹飞》热卖人民币七亿，创下业界奇迹，却认为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电影”罢了。
姜文就是姜文，他坦诚直率的风格，从整场称呼龙应台女士为“龙大哥”表现无遗。如此称呼的理由很特别——因为出场前龙应台轻拍他肩头的手势，给他电影《教父》般的有力感，使他的不安一扫而空。他称其为“大哥”的理由那样荒诞不经，却又那样诚恳自然，一点也不使人觉得失礼或突兀，反而顺理成章似地格外亲切。
犹如“龙大哥”这个姜文式的称呼般独特，姜文的确创造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注定在影史留名。从来没有一个华人导演的电影，呈现如此鲜丽炽烈的生命之美，如此深沉痛苦，又如此欣然愉悦。这样强悍又自由的挥洒，不仅仅表露在他的电影创作中，整场座谈会中，姜文试图告诉我们，这个荒唐难解的时代与世界，是如何在他的眼中成形……
矛盾难解的童年
谈到童年，姜文说自己的父亲是革命军人，母亲却是出身资产阶级成分的家庭。姜文童年的时候，住在唐山的外公家。他叫外婆“姥姥”，外公“老爷”。那是一个全姓“高”的村子，二、三百年前从外地迁来，村里人全是亲戚。外公因为国民党、资本家的身份，遭到无期徒刑的监禁，后来才被放出来，历经斗争艰辛：“家里是一贫如洗，很惨，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社会地位非常低。那种低，我觉得很可怕的是说，……非但瞧不起你，还觉得你是一个曾经制造恐怖的，所以如果谁想消灭你，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种被歧视是很可怕的。”
他有一个六老爷，被判了死缓（延缓执行死刑），最终还是跳井自杀。这样的悲剧形象也对他颇有影响。对于亲族间的互动，姜文说：“我家有两个舅舅，后来有一个舅舅不见了。包括我妈、七个姨……我印象很深的是嫁不出去，没人娶这样家的孩子。我的老爷家的辈分特别高，有人管他叫七爷、六爷，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武装红卫兵带着人进来之后，拿人家东西，轰啊，砸啊。说：‘七爷，这个我给拿走。’‘六爷，这个我给拿走。’……叫你‘爷’，但东西全拿走。”
“根正苗红”的父亲，与“成分不好”的母亲家族，其间的矛盾让姜文百思不得其解：“我看我老爷的时候，我觉得我老爷他不是一个坏人。我看爸爸，他也不是一个坏人，那他俩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
影响至深的母亲
在杂乱难解的童年中，姜文自述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国小音乐教师的母亲。或许是因为承受过多的压力，或许是其他的原因，姜文的母亲待他非常严厉。姜文回忆：“我妈跟我最多的交流，是揍我。”他描述打耳光是最轻的，面棍、铁钩、铁铲、铁锅……都被打过。这些还不算什么，他最害怕的，是母亲会“预约”什么时候要打他：“最可怕的是她跟你预约；你今天惹她不高兴了：‘我今天晚上打你喔。’那我得一天到晚想办法，做点事让她开心。……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很多事，她已经很开心了，到了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听见……呵呵，这是真事啊，‘啪！啪！’我父亲皮带的声音，那是很厚的，两层，中间还有铜钉子。”
即使装睡，也会被母亲叫起来问错在哪儿的姜文，终究逃不过一顿好打。如今回忆起这些事，姜文对母亲并无怨怼：“打就打吧。她对我说‘棒下出孝子’。我不是想宣扬有人去打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对她很孝顺。”
如今，姜文父亲可爱和蔼，有时还会在他的戏里客串一个角色；而母亲直率依旧。例如，她不爱看姜文的电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不相信那是你。你是我生出来的，我养大的，你突然变成一个土匪，你骗人。”
《太阳照常升起》一片中，周韵（姜文妻子）所饰演那个疯疯癫癫、嘲讽现实、令儿子又爱又惧，却又有着无比尊严与力量的母亲，就是姜文以母亲为写照的角色。姜文说：“我发现，她实际上，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什么原因？在我这儿说，我觉得她在某个心灵层面，我觉得她确实拒绝长大了。”
电影里，周韵的确像个孩子似地，放肆在林里狂奔，在旧有的世界崩溃时，相信并保存一个神秘的天地。姜文说：“因为我不喜欢生活的原来的样子，那样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能够把他变成精神活动的样子来表达，我自己觉得舒服一点。”
没有章法的章法
《让子弹飞》一片造成轰动，在大陆单日票房就超过了六千万，和《阿凡达》并列为中国票房影史之最。然而姜文坦言，在他心目中，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他自陈因为上一部呕心沥血、掏心掏肺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反应不佳，甚至被恶评“不会拍电影”，他就下了“堕落”的决心：“好吧，咱们拍个明白的电影。”
在姜文的电影中，旁人看他的取角简直就是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可言。例如他让名导冯小刚在片头饰演短命的师爷、副导演危笑饰演麻匪老七，妻子周韵饰演鹅城美女花姐，弟弟姜武饰演反派武举人，制片女助理赵铭饰演一个被欺侮的民女，也让制片人马珂饰演一个圆呼呼的八岁孩童。马珂角色之无理突兀，却产生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也有观众询问，为什么《让子弹飞》与《太阳照常升起》，都用久石让大师同样的音乐？姜文的回答更令人绝倒：“我是觉得因为《太阳照常升起》看的人不多，音乐没用浪费（众人拍手大笑），而且他也确实好听，是不？干脆就顺着，让大伙再多听听。”
他并描述向久石让邀曲的有趣过程：“《让子弹飞》的配乐，是我跟久石让，一个很天才的作曲家谈，我说能不能写成像《太阳照常升起》那样的味儿？他不高兴说：‘我怎么可以写那么个样？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我突然就写那么好了。’我说：‘当时你为什么就给我写那么好？’他说：‘你、你当时给我说这句话，给我压力很大，我几乎崩溃了。我为什么要让人家比？’‘对啊，比完了之后人家觉得好听啊，现在再比一回。’‘不比了，我现在很多事要做。’我说：‘我就把你那个东西我再用一遍。’‘好哇，你敢用你就用啊。’我说：‘为什么不敢呢，我就给用。’就是这样。”语毕，众人大笑鼓掌。
姜文在创作电影上的随心而用，就像是一个武艺入化境的高人。听了姜文精彩的描述，就可以理解他的电影中为何语言呈现处处经典。而他随心所用的拍摄过程，也让电影呈现一种活泼迷人、生气勃发的样貌。如此活生生、肆意流动的风格，在当下审查严格与思想封闭的中国大陆，毋宁是第一人。
电影 一种洗净的过程
姜文说自己担任演员时，看别人拍电影总觉得很复杂，完全看不懂，但是他担任导演时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导戏的话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不在脑子里看见这个东西、在脑子都把它拍完了，或是自己确实有表达的欲望，我根本就不想当导演。”
相对于别人的电影创作是“留下记忆”，姜文执导电影的初衷却是“清空与遗忘。”当龙应台询问，他在拍摄电影时，“有没有觉得受到艺术的清洗”时，姜文回答：“其实我一再说我电影某种层次上的意义、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以自己洗干净一下，然后可以忘掉一些东西，清出来一些东西。其实我拍第一个片子到第四个片子，都是这样。”
无疑的，对大部分人而言，生命是团深厚且难解的谜团，丑陋的时候多过美好。然而真诚的艺术家能在回头审视时提炼一种澄净的视角，散发对生命的热情与态度。龙应台描述姜文能在这样混乱荒谬的时代，以如此纯粹的艺术与眼光，带给人们心灵深邃长远的感受，观者自是心存感谢。而姜文则说他拍电影的意义，在于追求“改变”：
“我当演员当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当导演？还是心里有一些……不是痛苦喔，我觉得痛苦这个词没意思，对我来说，其实是想起以前的事还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它是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你会觉得当时朝那边走就好了。总之你想要去改变它，但是今天也改变不了过去，其实未来也很难改变，因为未来是由过去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拍个电影，我们用电影的办法可以把过去改过，什么都可以改过，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想对我来说，表达了、改变了，放在那儿，清完了，自己会舒服得多。”
他说就在不久前，他去了十三年前拍摄电影《鬼子来了》所搭的外场地。那是为了在河北喜峰口长城一带，重现抗日山村的场景，费尽千辛万苦，搭建起来的地方。
旧地重游，他很讶异当年拍摄的地方如此险恶：“要坐40分钟的船才能到。坐船之前要走三百个台阶，到了再走三百个台阶。我们到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在，很结实，还在做旅游。我当时搭的时候，很多美术跟我说很苦，能不能不在这儿做？因为下面有水，山子又陡。我就用最不讲理的办法，我就指着旁边的长城说：‘你看他怎么建？为什么他能建在这儿你不能建在这儿。’（众人大笑。龙应台说：“你在鼓励人家做孟姜女啊。”）他们说：‘建那个的后面都有刺刀顶着。’我说：‘那你自己想像有刺刀顶着你后面吧。’
如此不可理喻的执著，创造了影史再难超越的杰作。姜文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可能来一遍，体力上承受不了，然后精神上，我也觉得，有必要这么累拍一部电影吗？我现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另外一个状态。”
冲击隐晦现实的《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在第五十三届坎城影展夺下评审团大奖的殊荣，却遭到禁演的命运。在此次座谈中，姜文回答一位台湾的观众，是在什么情况下，起心动念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
他说：“大概是我35岁的时候吧，对于我或者一部分男人，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想知道什么是恐惧，或者，用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恐惧。”“同时，也有这三十多年来对于过去我们受到教育，与真实距离态度的看法。”
姜文提到家乡唐山“潘家峪惨案”的例子。那是在抗战后期，由于日军在潘家峪搜到武器，怀疑表面顺服的村民实际上与抗日军勾结，遂计划在一个新年假期晚上，人们返乡庆祝时发动围剿，残忍屠杀一千多位村民的惨案。
姜文毫不讳言，历史的真相是如何被误解与玩弄：“我觉得最荒诞的是潘家峪惨案的纪念馆、潘家峪的说明书，竟然说是这里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这几年当中打死了一千五百多日本鬼子，所以日本鬼子来报复、灭村。我看县志和唐山对这件事的调查，说实在，这是吹牛。第一，当时八路军不可能打死这么多人；第二，当时八路军没有兵工厂。宣传的人愿意把这事说成这样，因为又不丢人，又能是个体面事。问题是日本人也希望；也宣传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杀的是便衣兵，在战时国际法上是没有罪的。”
姜文说，由于这边想做的和那边想做的是一致的，村民的无辜成了不被承认、无法正视的问题。而电影在审查时，就是陷入了这样的难题。当龙应台问：“知不知道、有没有预警《鬼子来了》无法播映？”姜文难掩遗憾，一股脑儿地说：“我开始还真没有。……那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自己能做件了不起的事。把我三十多年的积蓄用在电影上，很大一笔钱啊，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改变一些人，或者更多人对于那样一件事情的态度看法。后来，发现我自己有点荒谬。我根本就做不到，因为根本就不让人看嘛。什么都改变不了。”
生活具有根深柢固的荒谬性
即使是《鬼子来了》这样涉及国仇家恨的影片，不看到后段，会以为是部喜剧片。片中将村民——或是中国民族——在残酷战争下的老实与精明，道德乡愿与自以为是，种种滑稽的生存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这部电影所呈现的严肃意义、画面的强烈与深刻，却会令观者从可笑到震撼无语，久久难忘。针对龙应台询问：“你觉得你这种嘲讽性，‘什么都可以’切入的观点，或者你自己这种美学的启蒙是怎么走过来的？”
姜文说：“其实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在我看来严肃的事情很少，阴错阳差的事很多，所谓严肃可能是被……有权力去写历史的人，他们愿意把某些经过的事写上，是很严肃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有一定的目的，但是如果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一样事情的话，你会觉得很荒诞。”
姜文举了个例子：“大的社会生活其实本身，带有本身根深柢固、与生俱来的荒诞性。我在这边举例子啊，我们这边流行了三十多年，叫东方红这个歌，你听听啊，‘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确实曲调现在听也很鼓劲、庄严，紧接着刚开完会，又唱这样的歌，叫：‘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语毕，全场哄堂大笑。
姜文说：“你看，你们都乐吧，这不是说我编造的一个荒诞，不是说给人包袱，仇视社会，我没有，是这样的，这本身是有荒诞性。”
当有观众提问，说看不懂《太阳照常升起》以魔幻方式表达，姜文直陈他所向往的电影是能呈现生活，不仅仅是“挣钱”而已：“我很幸运，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要拍一个我所认识的生活。生活对我来说是不懂的，我不懂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谁懂，没有起承转合有时候也没有前因后果，你以为是这样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你出门看到一个女孩，你爱上她了，你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起码对我来说我不敢贸然的说我懂生活，生活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的。谁这么告诉我，我肯定很怀疑。不是觉得他骗子就是他很笨。”
睽违了18年，姜文再度来到台湾。《天下》杂志创办人殷允芃，影视名人王伟忠，电影学者焦雄屏，与热爱电影的教育家曾志朗尽皆到场。许多人争相与他拥抱与握手。他感性的对观众说：“居然18年了……当然我不会再过18年才来，我有几个18年呢？我不能再浪费。我会经常到台湾。”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２３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