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跟前两次改革中国经济的突破相比较，习近平面临着远远更加艰钜的挑战。美媒《银团项目》文章称，邓小平改革的反对者在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当中没有个人利益。而今天统治高层的成员直接并且极大的受益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市场改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并减少他们的特权。由此改革能推动？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银团项目》11月7日发表文章说，围绕中共三中全会，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似乎集中于被视为对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技术官僚政策改变和重振增长。诸如，政府会自由化利率或放松资本控制吗？财政制度将如何改革？土地改革将成为方案的一部分吗？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中央权威有限
文章说，在中国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当中，一个统一的领导层被视为能够迫使官僚遵循它的意愿。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如火如荼，薄熙来入狱的榜样可以作为一个作对的警告。外界广泛相信，所有级别的中共官员都会乖乖听话。
不幸的是，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和天真了。它高估了反腐败运动在当代中国的成效，它忽略了中国经济放缓的政治原因。习近平努力清理腐败，但是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更加重要。
迄今为止，习近平的运动仍然是一种涉及选择性反腐的传统做法。由于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中南海”和省市级盘根错节的保护网，期待目前的反腐败运动将制造一个比过去显着更好的结果是不现实的。
反腐败运动是中共对自己的战争
文章说，反腐败运动是中共对自己的战争，因为习近平寻求巩固一党统治。但是正是缺乏对行使权力的有效制约，才鼓励和维持着猖獗的腐败。
对于共产党推动市场改革的乐观主义也忽略了未来增长和繁荣的真正障碍，它不是缺乏经济想法或政策专长；恰恰相反，它是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阻碍中国追求这些改革的是来自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国营企业，地方政府，经济政策官僚，政治高层和关系深厚的商人的家族。除非习近平和他的同事宣示他们克服这些反对的决心并且启动全面改革，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高。
邓的反对者没有个人经济利益 习李遭利益集团强烈抵制
文章说，跟前两次改革中国经济的突破相比较，1978年和1992年，习近平面临着一个不同的环境和远远更加艰钜的挑战。邓小平改革的反对者是受到意识形态所驱动；他们在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当中没有个人利益。
今天，相比之下，统治高层的成员直接并且极大的受益于国家主导的经济。市场改革，通过提高竞争局面，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并减少他们的特权，使得可能产生激烈的反对。只有通过调集党外的压力，这些统治集团内部人士才会被迫接受一些中国经济需要的权力下放和自由化改革。
只有达到那一步的时候，中国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改善它的法律机构，提高政治问责，加强保护私有财产权利。而没有真正的和显着的政治变革，技术官僚改革提议将只会治疗中国经济低迷的症状，而不是解决其根本的体制原因。
在评估三中全会的结果的时候，观察者真正应该寻找的是政治改革大胆策略的证据。如果习近平和他的同事没有制造这样一个承诺的可信的迹象，所有其他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
机关算尽 中共为政权的改革难推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中国待了8年的《纽约客》记者欧逸文表示：“他（习近平）内心肯定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面对的问题有多严重。”欧逸文认为，习近平是有想法的，但是却要在这样一个僵化的格局中操作。“他想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而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
职业外交家芮效俭表示，习近平接过来的是合法性被深深动摇的共产党。薄熙来一案凸显中共高层腐败，贫富加剧，中共官员以权力致富。
欧逸文说：中共的统治经验很多，正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打造了现存的体制，反而现在即使是机关算尽，为了自己的生存去改革也很难推动了。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周围新形势。而且习近平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概念已经是过时的老爷车了。中国社会现在要求法制和透明。这就触碰到问题的核心，就是制度。一党专制下能实现这些吗？
欧逸文说，中共过去可以教育人们，把中国的状况怪罪到列强欺压。经过这三十年，很难再这样说了。他刚刚在网上看了《较量无声》，这种影片的出台是出于中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但用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宣传很危险，任何示威都可能转变为针对政府。 一位北大教授就和他解释过，你们以为政府拿车接送学生抗议是鼓励他们的爱国示威？不管着说不定他们在路上就抗议其他的了。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