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07日讯】（德国之声报导）在仓库工作的刘菲（音译）因生了第二个孩子被要求罚款33万元，这相当于她14年的工资。付不出罚款意味着男孩将没有上学、医保这样的基本权利。绝望的刘女士曾试图卖肾而她八岁的儿子却坚持卖自己的。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公安部门拒绝给孩子登记“户口”，现在这一窘境引发了一场在中国甚为罕见的法律较量。此案周五（12月6日）在北京法庭进行审理。
不付罚款，没有户口
付不出罚款意味着刘女士的儿子小杰（音译）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北京计生办在2011年告诉她，如果缴不出罚款，孩子将拿不到户口。
“当我看到金额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今年41岁的刘女士泪流满面地告诉路透社，“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罚这么多。如果我知道的话，绝对不会再生。”
刘女士的痛苦经历展现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本质：除了众所周知的强制堕胎和绝育，还有约1300万没有户口孩子的困境–他们被称为“黑户”。
在中国“黑”意味着非法，非主流或者非正式。刘女士和他的儿子希望在报导中使用假名来避免引起注意。
中国中央政府给各地方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权限很大。即使放宽政策，允许千千万万的家庭生第二个孩子，政府也会继续介入家庭大大小小的事情。计生办仍会要求，如果想要生第二个孩子，就要申请许可，以此给可能的滥权行为提供空间。
据中国媒体报导，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2011年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拒绝给超生孩子户口是因为其家庭付不出罚款。曾有报导称，四川西南部的一个16岁小女孩在她试图服毒自杀后拿到了“户口”。
“在中国，没有户口簿就寸步难行。”杨支柱说道。他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2010年他和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后便丢了工作。“没有户口，你就没法去上学、参军、考试、结婚、在银行开户或是坐飞机火车。”
像小狗一样生活
周二（12月3日），由10名律师和学者组成的团体向四个政府机关发出信件，其中包括国务院、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强烈要求政府重新检视对于户口申报的要求，并且取消“先付罚款”的要求。
“没有户口，你就像一只被养在家里的小猫小狗，”刘女士的律师黄毅之这样说道，“这关系到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只是因为她（刘菲）没有付罚金，公安就拒绝给他（小杰）户口，我觉得这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称，超生的罚金被称为社会抚养费，会被归入政府预算内作为超生儿童使用资源和社会服务的补贴。
但是来自浙东的律师吴有水表示，2012年的罚金数额超过165亿元人民币，但是由于这些钱的去向缺乏透明性，民众对此非常不满。
他还说，据当地官员所说，这些罚金不是返还给乡村政府作为补偿，就是被地方计生委官员用作“他们自己的开销”。
“一个地区越落后，其政府就越依赖计生罚款，因为税收少的缘故，”他说，“有些乡村官员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们就是这么赚钱的’。”
刘女士的噩梦从2011年探访公安和计生办，为小杰申请户口的时候就开始了。据计生办说，刘女士的儿子已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她已经结婚和离婚两次–第一次婚姻有一个20岁的女儿，第二次有一个儿子。
刘菲现在在一家空调公司的仓库工作，每月挣2000元。因为两个前夫都已经去世，她曾经试图以“不应该因前夫的孩子而受罚”的理由说服官员。现在她选择上法庭，周五案件开庭审理。当地公安和计生办不愿对此发表评论。
绝望的她试图卖肾
刘菲对路透社表示，她一度曾经绝望到想卖肾，甚至还上网查了查，但被某些潜在买家嫌弃太老。所以小杰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我走到计生委说：我妈妈想卖肾。我不会让妈妈这么做，我要卖我自己的，”小杰在他们位于北京南部郊区的住处这样说道。
小杰上的小学不需要提供户口证明，但是他依然需要它来上高中和大学。
刘女士住在房山，她说她探访过房山计生委的代理主任，被告知33万元已经是最低的金额。在网上寻求帮助的她看到一群律师正在揭露计生罚款的用途。于是便联系到了黄律师，他愿意免费帮她打这场官司。
但是无论是杨女士还是黄律师都认为打赢官司的希望并不大。
“其实不管是法院还是公安他们都是同一体制下的，”黄律师表示，“尽管一个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之间应该是没有联系的，但事实是他们确实有关联。所以很难说结果会是怎么样。对此我并不乐观。”
这场长达两年的斗争使刘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说：“我每天都在哭。”
“如果法律是公正的，我相信问题会被解决，”刘女士说，“但是我们之中有谁还敢相信法律吗？如果这次输了，我还会上诉。如果还不成功，将会毁了我儿子的终生幸福。”
（责任编辑：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