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02日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离开所属《经济观察报》。有知情人说，王克勤还在“待业”，他虽出名，但有媒体接收他并不容易。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罕见发生外国记者采访时遇袭的事件，有目击者表示追击的车辆之一属于当地党委书记。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曾发表文章：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她总结中共通过严格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抓捕与杀害记者，严密控制境外记者的采访活动等控制记者采访。
王克勤被下课“去向不明”
中国调查记者王克勤因迫于管理阶层的压力，离开了《经济观察报》。当VOA记者星期五问王克勤此事时，王克勤表示：“我不想说什么。”资深记者冯军以“冯军槐溪先生”之名28日在微博发帖表示，该媒体因报道去年8月份北京暴雨导致至少77人死亡的新闻，差点被当局关闭，两个月后，王克勤所带领的调查新闻小组也遭解散。
王克勤在其微博上留言：【不为权贵唱赞歌，只替苍生说人话】：当下中国，为权贵代言者众，替苍生直言者稀。因此，以监督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为已任的调查性报道尤显珍贵！
在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但这些消息很难顺利见之于国内媒体。几乎每一事故的披露，都是一些记者艰苦努力的结果，其中的艰难困苦很难为外人所了解。
2005年，王克勤在发表《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报道定州市因圈地矛盾造成6名农民被黑社会打死真相。后来几年里，王克勤发表了《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2011年7月18日，报社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9月，王克勤辞去时报工作加盟《经济观察报》，任总编助理。去年8月，《经济观察报》发表报道《暴雨失踪者》，被当局查封，理由是“异地办报”。（该报在山东注册），10月8日由王克勤组建的新闻调查部被解散。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离开《经济观察报》。
村党委书记袭击外国记者
中国大陆罕见发生外国记者采访时遇袭的事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四发表声明，要求北京政府调查此事，严惩肇事歹徒。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四发表声明，指包括克里斯蒂娜．阿德尔哈特在内的五名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周三在河北三河市大闫各庄村拍摄有关中国城市化面临诸多挑战的内容时遭到袭击。有目击者表示追击的车辆之一属于当地党委书记。
资深媒体人昝爱宗表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公众场所拍摄需要事先申请。 “以前外国的记者只是关注一些比如中国外国的外交关系，现在外国的记者就更关注中国百姓的生存状况，环境保护之类的。这些东西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利益都有关系的。一旦记者来拍这个东西，当地政府他就害怕，一旦被国际舆论曝光，或者引发轰动事件，那有可能地方的官员，他们的乌纱帽要掉，为了保住他们的乌纱帽，他们就不择手段，对外国记者就不友好了。”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曾发表文章：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她总结中共通过严格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抓捕与杀害记者，严密控制境外记者的采访活动等控制记者采访。
她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正好与民主社会中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完全相反。现代民主国家的传媒行使着社会监督的职能，政府政策、政府官员职业操守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都是传媒评论的话题。而北京政府则严密地控制着舆论，设置了许多言论禁区以及与此相应的惩罚措施，以约束记者的行为。
从逮捕记者的借口来看，北京政府已经开始采用“国家诬陷”的方式，给这些记者们栽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表面上，中国的记者平时生活平和，但只要他们坚持社会责任和记者的职业良心，就可能身陷不测。
记者们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如何说服被报导者提供消息，而是如何冲破中共各级政府对新闻的封锁。这些报导的见报并未给那些勇敢的记者带来荣誉，却往往意味着官方的打击报复，以致于报导真相的记者往往事后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甚至是牢狱之灾。
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控制传媒依赖的是政治权威与一级级下传的高压政策。地方政府没有中央政府的那种最高权威，其控制手法则相对多样化：对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当地传媒采用政治控制；对不属自己管辖的外地传媒则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一是暴力威胁记者，二是通过记者所在地政府管制记者的采访活动──这种方式在中国官场俗称为“打招呼”，包括让记者所在地政府对传媒施加压力，命令传媒负责人限制记者的活动等。
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中国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扮演了“党的喉舌”这一角色，或者想方设法利用新闻报导这一社会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严格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
近年来，在地方官员亲自授意下，以暴力方式对新闻采访进行“统一调度”的事例层出不穷。从90年代中期以来，记者采访遭遇暴力已成司空见惯之事。
阻挠记者采访的人中，有醉酒闹事的地痞，有称霸一方的不法之徒，也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这些人的背后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在广西南丹与江西宜春等几起阻挠记者采访的人员中，竟赫然出现了地方官员及公安、检察等执法机构的官员。而在贵州省六盘水六冲沟煤矿大爆炸后，在现场指挥抓捕记者并强行将记者胶卷曝光的竟然是该省副省长刘长贵。
比如：各地“矿难”发生后例行的新闻封锁。曾参加过一些大事件采访的广州记者赵世龙曾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其中记载的情节非常生动直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如何成为一个“高危行业”。
记者描述惊心动魄的南丹矿难采访
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死亡81人）发生后，南丹市政府随即欺上瞒下，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并下令看见记者就殴打。10天后闻讯赶去的广西本地媒体有广西电视台、《南国早报》、《八桂都市报》，当地政府将它们统统拒之门外，并坚称该地并无任何事故发生，矿方也矢口否认发生了矿难。因为当地矿方与黑社会有勾结，矿工不敢与记者接触。
《八桂都市报》一位记者因为进不了矿区，就在事故发生地点附近一处山头上找到一处悬崖，想从那里拍摄往外淌水的出事洞口。
结果树丛里钻出两名持刀男子，逼住记者喝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记者？”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做了（杀了）他，丢下去。”
记者吓得半死，趁他们没注意，将裤袋里的记者证与身份证都丢下悬崖，谎说自己“是来找亲戚的”，那两名汉子没搜到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将信将疑地将记者赶出了矿山。
记者们后来经人指点，分别到了罹难矿工最多的贵州某县，拍到了多名矿工家人哭祭、焚烧死者生前遗物的镜头，才算是找到了一个采访突破口。
当记者拿着录相带请当地官员看时，还有官员质疑录相带的真伪，说是“假的”，坚决不承认。
广西自治区一名副书记甚至指着人民网记者破口大骂，开事故报导“统一调度会”时也将人民网记者拒之于门外。
南昌爆炸 当地居民从海外朋友口中得知
南丹矿难的悲伤还未从中国人心头消除，2001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大爆炸，黄茅村爆竹厂方圆数百米的爆炸中心尽成焦土，数百米外房屋尽塌，数公里内房屋玻璃窗几乎无一完好，连铁门也被气流震致扭曲变形，触目惊心。
爆炸发生后，当地官方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进出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连接收伤者的万载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也派有武警驻守，江西当地传媒更对事件只字不提。
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截至31日凌晨为止，只掘出20具尸体，但新华社却故意绝口不提因发生大爆炸而失踪的人数。由于这次爆炸威力惊人，当地居民根本不相信仅有20人死亡，揶揄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统计学”。
由于当局严禁江西传媒报导此事，南昌市民竟不知身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爆炸事件。在国外的江西人从网上获悉此消息后打电话回家，当地居民才知道发生在身边的恶性事故。
上述被揭露的事件只是中国每年许多矿难中的很少一部分。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的一条简短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万4千起，大约1万5千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千4百人──每次事故平均只死亡1人，每百起火灾平均只死亡1人，这种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统计数字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南丹矿难”与江西万载两次大爆炸，只是掀开了中国频繁发生的企业生产事故的一角。每次事故后面都有不少人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而中国政府却只想控制舆论，粉饰太平，甚至连改善政府工作的愿望都没有。只要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控制舆论上，千方百计地维持纸面上的“安定团结”，这种事故频发的状态就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遭受的暴力殴打及血腥死亡事件
用暴力方式阻挠记者采访之类的事在中国到处发生，但能见之于报纸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些案例而已。
其实，这种由政府指使警察与其他黑社会成员殴打记者，且无须负任何法律责任的事情在中国经常发生，在社会上起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在政府行为的影响下，凡自认为背后有政治靠山的人都如法炮制、殴打记者、阻挠采访。
新疆《北疆晨报》记者孙虹杰被不明身份者围殴致死，其同事怀疑这是一起报复事件，与孙虹杰曾报导的一起强拆新闻有关。主要怀疑原因是“有消息称打手们只打脑部，身上的钱物并未拿走”。据悉，孙虹杰生前发表过大量舆论监督报导。
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就宣称案件已查明：无深层背景，属一般刑事案件。不过，多名大陆媒体人表示难以相信该结果，更有记者表示，上午才抓人，下午就结案，有草率之嫌。也有网民留言：“活在暴力血腥的国度，令人惊栗震颤！”
孙虹杰并非首例被殴打致死的记者。早在2002年，西安《各界导报》记者冯剑侠就被人暗害，而当局却说出是自杀。当年发行10万份、在陕西省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各界导报》，经常以解析内幕的形式揭露和批评陕西的一些阴暗面，其中不少报导是冯剑侠采访的，因此招怨。
2007年，《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试用记者兰成长被打身亡，其同事被打断了腿。有消息指，两人被袭的原因是采访一无证开采的黑煤矿。而奇怪的是，大同市政府并未追查凶手，反而在兰成长死亡次日，就推出了一项旨在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专项行动。根据与此次行动配套的相关决定规定，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
该专项工作领导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是合法设立的新闻机构，但兰成长并不是记者，只是该站临时雇佣人员，他没有正规的记者证件。也就是说，兰成长被杀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与记者身份无关。
（责任编辑：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