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15日讯】（编者按：李群，南京法轮功学员，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半，被非法加期半年，在劳教所被骗“转化”。之后，被“六一零”、国保大队等逼迫做特务、内线，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从新走回法轮功修炼后，于2011年3月写下《趟过中共洗脑的血与泪的冰河》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邪恶至极的摧残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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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在经历了中共残酷的精神、肉体摧残而洗脑后，我邪悟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是慈悲的师父在我掉入万丈深渊，面临粉身碎骨之际，用巨手托住了我，给予我生命之重生。今天，我用此文揭露中共官员以及他们迫害修炼人手段之邪恶，洗刷耻辱，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忏悔。
走入修炼
1969年9月，我出生在江西南昌，生活在梅岭。16岁，我考上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20岁，我考上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读研究生，之后留校当教官。
1996年4月，通过一本杂志介绍，我了解到法轮功修心性，讲真、善、忍，即心定法轮功，心情无比愉悦。在我拿到《转法轮》一书的当晚，我倒下就睡着了，失眠的毛病从此不翼而飞。修炼法轮功不但使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也让我看淡名利，放下了争强好胜的心。
迫害
没有想到，中共于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学院领导要我对法轮功表态，我表示坚决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天数次被强制所谓的“教育”达一月之久，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用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写下违心的东西，却没有通过审查，被强行要求修改，当改到第四稿时，我落泪了，我无法接受那纸上所写下的内容。听到《西游记》中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时，我不禁伤心哭泣，唐僧取经再苦还有一条路可走，可是我的路在哪里呢？就在我困苦压抑时，明慧网带我走出了困境，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大错事，我悔恨不已，当即找到领导要求坚决收回所有那些违心写下的材料。
我在校园网上共享我写给领导的一封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全军通报。我拎着录音机，来到炼功点炼功，以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被强行拉走时，我听到遥远的天边响起一阵雷声。晚上，领导以找我谈话为名，将我骗至招待所软禁，对我进行隔离审查。
校长上报对我劳教的决定，总政没有批，指示要将我“转化”。学校为我专门设立了洗脑基地，组织专人成立所谓“帮教”小组，每天将我的情况直接送达学校高层和总政。我信念坚定，思如涌泉，写了十多篇材料，本着善意，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说我顽固，精神有问题，可请来的心理专家直夸我思维敏捷，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对我“帮教”无效后，我被党内除名和作战士复员。
精神病院里的折磨
学校让丈夫控制我。2000年3月底的一天早上，丈夫守住房门不让我出去，我毫不迟疑地从二楼阳台跳走。丈夫和系主任将我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去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的路上，我一路挣扎，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大汗淋漓几乎虚脱。到了六病区，我头撞在墙上，医生立即将我绑在床上，给我打镇静剂。我绝食，医院的病人野蛮地拉住我的头发，强行灌我，我死死咬住杓子竟将其咬断，她们换一根继续灌，杓子刺伤我，刺激的我一口血喷出来。
到精神病院的第二天，我于1998年写给中央的有关法轮功真相的信被转到总政，校长到北京做检讨回来后非常气愤，十万火急催逼丈夫立即帮我办理复员手续，赶快将我踢走。帮我办户口时，派出所民警要求我丈夫什么时候把我接出精神病院，必须先告诉他们，必须先经过他们同意。
在我被绑在床上时，一个人轻轻走过来告诉我，她也是炼法轮功的，叫吴顺珍。六病区的楼下是五病区，里面也关着两名法轮功学员：沈丽娟和李安宁。
在南京脑科医院，我被强制服药，后又给我换药并加大剂量，我的身体出现强烈反应，白天要不停地走、晚上睡觉腿要不停地抖，停下不动就难受。大量服药使我虚胖变形、反应迟钝，我变成了一个不服药就不会自己睡觉的人。想当初正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失眠，可是精神病院的迫害却使我完全不会睡觉了。丈夫抱着我流泪，说对不起我，只要我放弃法轮功，他愿意伺候我一辈子。我告诉他，法轮功已沁入我的血液，溶入我的生命。
从南京脑科医院回来后，我从新学法炼功，恢复很快。一天晚上，瑞金路派出所警察来家里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要带我走，我冲到阳台上大声疾呼：“警察抓人啦！法轮大法好！”震动整个营区。他们手忙脚乱将我拖下楼，强行带到派出所，已有不少功友被抓去，我的信念一丝一毫未曾动摇，坐了一天一夜一个字未写，他们又通知丈夫将我接回。不久，派出所叫我参加洗脑班，我坚决不去，他们开着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从工作单位抓走。
我远走他乡，来到公司总部杭州。
2001年2月25日，南京恶警在杭州将我绑架。我被非法关押进南京市看守所后，后被拖进橡皮房，两手从后背反铐，几乎嵌进肉里，右手大拇指好几个月才恢复知觉，后来给我换成最重的脚镣，上面连着手铐，戴上后人直不起身。从上午到下午我一遍遍地高喊“法轮大法好”，声音越来越洪亮。一个警察在橡皮门外喊：“别喊了，歇歇吧。”我一听，更有精神，说明我的声音能穿透出去，我要让整个看守所都听到我的声音：法轮大法好！
据说关橡皮房的最长记录是五天，我始终没有认错，关了七天才让我出橡皮房。褪下脚镣时，我已不会走路，一个跟头栽下去。善良的功友一遍又一遍地搓着我又冷又肿又脏的脚，眼泪滴在我的脚上。
看守所强迫我们学习污蔑大法和师父的东西，我一边高声背诵《洪吟》（注：李洪志先生的诗集），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几个女警急的在号房门口喊：“把她嘴堵上！快把她嘴堵上！”号房内的女犯人们一阵手忙脚乱，却没有人堵我的嘴。事后，她们告诉我：“你喊的好！我们特意不堵你的嘴，你们师父的诗写的真好。”再次被关进橡皮房后，我绝食抗议。五天出来后，我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法轮功的受冤等全部写进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写了整整六页。
2001年5月18日，我被送进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四大队非法劳教。我不写“保证书”，被彻夜罚站、罚蹲、谩骂。
“转化”
2002年2月，江苏省劳教局教育处唐国防等组织句东女子劳教所和方强男子劳教所邪悟者（注：曾经修炼过法轮功，被中共洗脑后，已放弃修炼的人。），在恶警王飞等的带队下对我所谓“帮教”。他们轮番上阵，不停地给我灌输邪悟的歪理，我与他们停留在法理的表面激烈的争吵和辩论。邪悟者机械地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引导我。他们问我功是怎么长上去的，我按照《转法轮》上师父说的详细回答他们，他们故意哄堂大笑，胡说八道，妄图用这种强势来搅乱我的思维。同时，为了消磨我的意志，他们安排“连号”晚上暗地里干扰我休息，我被凳子脚摩擦地面的刺耳的“吱嘎”声阵阵惊醒，弄的头昏脑胀。我知道这是唐国防软硬兼施的一贯伎俩。
2002年3月11日中午，邪悟者孟照梅（中学美术教师）突然袭击，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我感到我的思维被冲散、击垮，而她自己事后都不记得说了什么。孟照梅只要一进入“帮凶”状态，就像变了个人，面无表情、口若悬河。当晚，他们一夜不让我睡觉，第二天，我感到头脑发昏，一片空白。随后，一个我非常信任和接受的邪悟者过来哭诉、忏悔对家人的伤害，那时，已有些糊涂的我陪着落泪。
在许多人层层围困我的强势下，2002年3月12日，不争气的我迈出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步。被“转化”那天，我被戴上大红花招摇过市……这条路上诡异莫测，路边开满了妖艳的罂粟花……
我被利用来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帮教”，同时也加强着自己邪悟的理，自以为悟到了更高层次的理，其实都是自心生魔的鬼话。2002年5月至8月的短短三个月时间，我先后被抽去外出“帮教”三次，去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我自身被迫害又去迫害别人。可悲可叹！可悲可叹！
2002年12月30日，我“提前”一个多月回到了家。当时我已经被严密控制在市“六一零”人员柏正辉的手中。
禽兽不如的中共官员
我带着邪悟的创伤走出劳教场所，不知自己的背离和变异，无知的以为那些邪悟认识都是对的，我可以独自走好未来的路。我哪里知道，情势无比险恶，我的四周早已杀机四伏，黑浪翻滚，离开大法的我，犹如一叶四处漂泊的孤舟，随时可能被黑暗吞没。
2003年初，唐国防剥去江苏省劳教局的伪善画皮问到我家电话，与我建立联系后，常给我发送低级下流、温情暧昧的短信。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唐国防给我发来短信，用十几个“我爱你”。
我感到困惑、压抑和气愤，他既不自重，也不尊重我，我一忍再忍，渐行渐远与他彻底断了联系。后来，从报上得知可以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告他，告不倒他，也可以杀他的威风。我后悔没有把这些证据留下来。
2004年“情人节”，紧随唐国防之后，柏正辉发来同样暧昧温情的短信。随后接二连三的发“求爱”短信，他态度之“谦卑”之“真诚”，让邪悟后失去理智的我，糊里糊涂地把他当兄长信赖。然而从一开始，他的用意就是狰狞的，他和唐国防一样，也是禽兽之辈，我闯过唐国防那一关，却跌进了柏正辉暗藏杀机的万丈深渊，生命濒临绝境。
2004年4月14日中午，在这个“要死”的日子里，柏正辉约我吃午饭，饭后去洗脑班的路上，违背我意志中途突然拐进他家，骗我说请我帮他搞一下电脑。我将电脑设置好后起身要走，他猛地从身后将我抱住，我奋力挣脱，非常紧张，他又趁我不备将我扳倒在床上。我感到他早有预谋，可能接受到了某种指令，因为此前，他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隐秘得不让我听见。最终，他将我奸污。事后，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咖啡样的饮料，一定要看着我喝下去。随后他将手机电池装上，又开始打电话接电话，说有急事，头也不回地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看着他远去得意的背影，我感到他是急不可待地向对他下达奸污我命令的人邀功请赏去了，他们今晚可以开“庆功宴”了，开庆祝奸污我成功的“庆功宴”。可怜我一生清名被毁。
我独自一人走向车站，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连几天神思恍惚，像在梦中回不过神，生理周期被打乱，例假提前半个多月……故我相信女子被强暴后，会因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
我不知他玩弄和欺骗过多少女性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人亲眼看到唐国防对邪悟者孟照梅举止轻佻。在“六一零”与公安这个群体中，像柏正辉和唐国防这样的禽兽之辈还有多少？！……
连环毒计
柏正辉奸污我一周之后，2004年4月22日，星期四，白下区公安分局匡宇清打来电话，说南京市公安局有事找我。我如约到达后，看到了匡宇清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小华（公安称之为沈主任）、小朱，沈提出要我做特务，朱严肃地在一边记录，那架势让我感到自己在被提审。我明确答复不愿意，没有回旋余地。我的强硬态度让沈很意外，他表情愕然，说：“我觉的你应该会同意的，不用急着答复，再考虑考虑，要为你丈夫和家庭想想，也许考虑好了，你还会主动来找我们。”
当时，我感到他的思维出了问题，想不通这事和我丈夫、家庭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还会主动去找他们？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想利用我的“失身”做文章，借此要挟；不是他们的思维出了问题，而是我的思维太单纯，尽管他们一再暗示，我却无法领会两者的关联，更想像不出他们会用如此阴险之招。
我找工作处处碰壁，怀疑其中必有阴谋，其实，我的工作也是他们整盘棋中的一步。2004年8月，匡宇清主动打来电话关心我的工作，他说愿以个人身份帮助我，我便给了他一份简历。很快，钟山职业技术学院通知我去面试、试讲。其实这些都是走形式。
后来公安不断提醒我，黄局长（黄亚玲，南京市“六一零”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这么关心我，帮我找到了工作，我也应该有所表示，要我跟他们合作。对于公安来说，也许那时的我已是瓮中之鳖，我的工作这么“难”找，我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唯命是从。我感到我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无形的压力似乎要将我碾碎。我挣扎，却在邪恶的奸笑声中一步步沉沦……我心力交瘁，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晚上，我躺在床上，泪水顺着脸颊滴滴滑落。
2005年底，在我好不容易挣脱了公安的控制，处于身心复苏的前沿时，销声匿迹了一年多的柏正辉突然再次对我短信频繁，热情表白，极尽“诚意”和逢迎，恳请我原谅，再给他一次机会。
柏正辉是南京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干将，阴森可怕，他的罪恶如此之大，却很难见到揭露他的文章，可见其奸诈。他张着无形的大网对我虎视眈眈，控制着我，我就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怜人质，在压抑和恐惧下，对劫持我的绑匪产生“畸恋”，我与他无形的“周旋”、演戏，都是因为“怕”。柏正辉为了让我心安理得行有违人伦之举，说他们单位领导都有婚外情，并且信誓旦旦，说我丈夫早有外遇。我直觉倘若丈夫真有外遇，也是被蓄意安排或者受到监控。可怕的他，对我做出更加出格之事，他拿出相机要给我拍摄裸照，我阻止，他问我是不是怕将来被曝光，我告诉他，我的性格从来不怕被要挟。我想如果真被公布，那就让人们看看，我就是因为不炼法轮功，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才会招来如此耻辱。至于他破坏军婚要被判刑，我还想不到那么远。也许正是我不怕被要挟，才让他有所顾忌，他们胁迫我做特务的计划最后彻底破产。
为了冲破我不愿做特务的最后一道障碍，2007年3月24日，柏正辉发来一篇恶毒攻击明慧网的文章，让我修改；同年5月2日，柏正辉发来一篇恶毒攻击师父的文章，让我修改……写到这里，回忆的闸门一一打开，随着文字的不断梳理，我变的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这种清醒与明白，让我有种想发“疯”的感觉，我泪如泉涌，痛不欲生……他们就是这样蓄意针对我心灵深处最圣洁的地方发难，让我的罪业无以复加，失去任何复活的希望。
绝处逢生
我在与这帮“小人”们的周旋中消耗着生命，巨大的压力令我身心俱损。2007年，就像当年在脑科医院被精神病药物折磨过一样，受尽身心折磨的我再一次不会睡觉，身体每况愈下，虚弱到了极点，消瘦程度之快连同事都感到惊讶，我几乎已到了瘫在床上、难以工作的地步，仿佛一吹就倒，一折就断。
现实告诉我，法轮功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心，而所谓执法机关的劳教所、所谓做“救人”工作的“六一零”以及所谓的“人民”公安正是不断迫害我，置我于死地的真凶。我无助地怀念过去修炼时的美好时光，曾偷着起来炼功，找出《转法轮》来看，内心深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最纯洁、最干净的地方，怀着圣洁之心，持香对着上苍深深叩拜我的师父，感谢他所赐予我的一切。这一幕在我的内心深处反复演练。我是多么无助地想念着师父。
记的刚修炼法轮功时，有次因故，我以为师父不管我，心里不禁哭喊：“师父不管我！师父不管我！”第二天就梦见师父高大的形象在我面前打坐，梦中的我是一个小童子的模样，和另一个小童子在师父膝间跳来跳去的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告诉我，师父一直在管着我。
想不到堕落中的我，还有缘得到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到师父，我感受到师父在帮我清理污垢的身体，为我输入正念与能量，我的主意识渐渐复苏。师父没有遗弃我这样一个肮脏的罪人。终于，我告别流浪，回到了法轮大法这片净土。
从新修大法后，我毅然决然了断了过去肮脏的一切。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自己竟存如此“邪悟”。秋夜愔愔，我无语哽咽、簌簌泪下。面对师父的洪大慈悲，我痛不欲生、羞愧难当，对人世的凶险，对佛的慈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层层围困
我和邪悟者之间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最早的张罗者是张丽宁和孟照梅。就像我被看中做特务一样，张丽宁和孟照梅被看中吸收进鼓楼区首先成立的“协会”，被控制和利用着收集邪悟者素材，为邪恶做反面宣传，为“转化”歌功颂德，现在是所谓南京“爱心家园”（洗脑班）的打手。
清醒后，我特别同情和思念这些人，想把她们拉回来，可我自己的羽毛还没长好，就想振翅高飞，差点身陷泥泞。一天晚上，我将自己的感受毫无戒备的含泪群发给了她们，想让她们理解和感受我从新走入修炼后的美妙和神圣。事后，销声匿迹的唐国防发来一条短信，我知道是孟照梅汇报了。
因为我从新修炼法轮功，2009年新年刚过，南京市公安局肖宁健和白下区公安分局丁翠英突然造访。肖宁健代表公安从新向我解释当年叫我做特务之事，变相地否定了这件事。我提出三点：第一，公安要我做特务是党委会的决定，“六一零”处以上干部都得到了通知，这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第二，公安当初明确要我做特务，要我先上明慧网假“反水”，取得明慧网信任后，为他们获取“情报”，这不是所谓的了解了解某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么简单的事；第三，我2006年从澳大利亚回来，公安搜查了我手机的通信记录，这更不是个人行为可以做到的，必须有领导批准，他才有这个权限。
通信工程学院知道我从新修炼法轮功后，通过高压架势胁迫我丈夫。大学的校长、政委、通院的院长、政委、保卫处长将我丈夫找去，不发一话，拿出红头文件往我丈夫面前一放，让他自己看。丈夫后来向我转述了文件上的内容：某部队单位一名军人的配偶在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这个单位的领导从上到下被撤职、降级。红头文件就是对此事处理的全军通报。
大学领导随后对我丈夫下达“最后通牒”：要么不炼法轮功，要么从家里搬出去，限一天答复。我这边不答复，通院直接逼我丈夫与我离婚，未达到目地后，就逼迫我丈夫转业。
事后，周亚东（南京市“六一零”副头目）一再解释此事与他们“六一零”无关，其实他们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在我面前倒过来责怪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领导不会办事，他们本想调动多方因素围困我，达到孤立我、让我放弃修炼的目地，结果邪招失灵。
再遭绑架
2009年8月11日，借我丈夫出差之际，恶警开着一辆摘去了车牌的黑车，守在我家小区门外将我绑架到洗脑班，之后非法抄了我家，又抄了我父母家。
我对公安绑架和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非常气愤，绝食抗议，并伺机逃跑，由于没吃饭又穿拖鞋，途中被截住。我告诉“110”民警，我已被非法拘禁了二十多天，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在哪里。年轻民警听后很重视，觉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绑架案，掏出笔来记录了我和我丈夫的姓名、住址、丈夫的电话，准备给我丈夫打电话，“六一零”人员急得大喊：“不能打！不能打！她是法轮功的重点分子！”“六一零”人员又是掏工作证，又是掏证明，要“110”理解和配合。面对围观的人群，我大声讲真相，告诉人们，我为何被非法关押，为抗议我已经绝食多天没吃没喝。“六一零”人员虚伪地大声掩盖：“你想走跟我们说一声嘛，为什么要跑呢。”然后将人群驱散。
泣血忏悔
2010年2月8日我从洗脑班回到了家。回到正常的环境里，我仿佛从梦中醒来，才发觉，在洗脑班里我再次被邪悟者的歪理邪说搅浑了头脑。我痛不欲生，无法原谅自己，对自己几乎失去信心，可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再次引领我走出迷津。
在明慧网上我偶然看到了《揭开南京下关区“爱心家园”的真面目》的文章之后，紧接着我就收到了邪悟者邀请我去“爱心家园”（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洗脑班）工作的邮件。我断然回绝。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救我，让我先一步看到这个“爱心家园”的真面目，否则的话，我真的要掉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了。
我真想在师尊面前长跪不起，忏悔我无尽的罪业，哭诉我无尽的悔恨。
我忏悔我曾经追随邪恶，助纣为虐，让同修难中加难，雪上加霜；我忏悔在高压下，辜负了同修的真诚、友善和信任，我虽然没有做特务，但公安为了培训我，逼迫我充当“内线”，虽然没有造成后果，但也是特务行为，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羞愧而懊悔！
趟过血和泪的冰河，我心力交瘁，我提醒自己：纵然一次次跌倒，我都要坚强地站起来！师父不放弃我，我就一定能行！我要用我的笔，用我的亲身经历，留下这血和泪的深刻教训。
（转自明慧网，原文标题为《趟过中共洗脑的血与泪的冰河》，内容有删节。）
（责任编辑：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