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可议高层人选 分析:习政改或迈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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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12月27日讯】(编者按: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新纪元》周刊第460期就此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立新规,中共政协可选“19大”领导,这将是习政改的第一步。在此之前,习近平阵营释放了强烈的政治改革的信号。下面是该文章原文。)

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也就是说,政协可就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常务副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职位提出建议人选。中共执政以来,政治局常委乃至总书记的产生以及分工,一直都是内部操作。

为何这时习近平推出政协意见书呢?

2017年中共最高层面临换届。有评论指,习这样做的首要及直接效应就是:确保自己阵营人马的上位,并在政治局常委掌控关键职位,并可通过已掌控的政协及统战系统,把江派人选淘汰出局。另外从长远深层来看,有了政协对关键人选的协商,往后发展下去,就是民主选举的基础。

另外在官方公布政协意见书之前,习近平阵营释放了强烈的政治改革信号。

分析认为,这一系列有计划、有系统的安排,汇集起来都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协改革只是习近平整个政治改革大局中的一环,习已迈出政改的第一步。

2015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执行。12月10日,官媒新华网在首页以标题〈干货!一文读懂《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予以报导,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则在标题突出:“协商新规: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列入协商主要内容”。

也就是说,政协可就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常务副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职位提出自己的建议人选,过去这些一直被中共政治局常委分掌。中共执政66 年来,中共政治局常委乃至总书记的产生以及分工,一直都是黑帮性质内部操作,“政协是花瓶,人大是橡皮图章”,早已成为各界共识,以往任何决议的最终拍板 都是中共,政协和人大只负责宣传和举手赞成,只是走一个形式。更有学者形象的把中共治下的“民主党派”描绘为“宠物”,每年春季的中共两会上穿着“华装丽服”秀一秀“民主”。

当局的《关于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让政协可选国家领导人

2015年2月,当局印发《关于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其中谈到,就“重要人事安排”在酝酿阶段召开人事协商座谈会。

该《意见》列出政党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 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问题等。

《意见》还明确规定了政党协商分为会议、约谈和书面三个形式,又分别针对这三种形式详细确立了协商的程式,并且制定了多种机制的保障。

该《意见》文件规定的政党协商的深度和广度与以往有所不同。深度上:下届中共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和宪法的修改建议,都必须经过政党的协商;广度上:政党协商还包括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

有观察表示,中办这个文件,其规定极为详细,与以往有所不同。文件中的规定甚至细化到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的地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中共各级官员依照规定循规蹈矩就能发挥出政治协商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该《意见》的颁布将让政协拥有切实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另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协民主制度化可能代表了政改的方向。

早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时,习近平就曾表示,以政协改革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2014年中共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统计发现,中共“18大”以来,已有31省市区政协主席全部不再由党委常委兼任,而是另外选人,这被认为是政协去行政化的关键一步。

为何这时习近平推出政协意见书呢?这可从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来看。

表面上看,2017年就是中共的换届年了,“十九大”的人选如何定,如何避免“十八大”时被强加的江派人马,这是习最关心的,让政协部分参与其中,至少在舆论上为习争取了主动,从而取得的最直接功效就是让“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更多地废除江泽民派系的干扰。从长远深层来看,有了政协对关键人选的协商,往后发展下去,就是民主选举的基础。

让政协参与 有利习的“十九大”布局

中共领导人的“选举”历来是黑箱作业。胡耀邦与赵紫阳遭中共元老逼迫下台,邓小平的“隔代指定”,以及重庆事件后被广泛披露的江泽民、曾庆红、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政变夺位密谋,均折射中共高层内斗的血雨腥风与重重危机。

2017年中共最高层面临换届,除习近平、李克强按惯例将连任外,确定其他下届常委人选已提上议程。

在此敏感时刻习近平定下新规,将“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列入协商主要内容 。表面上看政协只能就国家主席、总理等职务提出推荐人选,但由于中共历来是党务和政府两条线平行进行,比如正副总理、政协主席一定是政治局常委,选这些政府官员也就变相参与了对中共 “十九大”常委的选举。

有评论说,习这样做的首要及直接效应就是:确保自己阵营人马的上位,并在政治局常委掌控关键职位,避免“十八大”上刘云山之流被硬塞进政治局常委的事再发生。

体制内退休高官辛子陵此前披露,中共高层事实上存在两个司令部,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和一个地下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反对派司令部。中共“十八大”的七名常委中,江泽民推荐了三个,刘云山的票数少于汪洋,但江坚持要刘上,胡习只好让步,让汪洋下。

刘云山遭48名民主人士反对入常

据《争鸣》2012年9月报导,“十八大”前夕,刘云山是内定18届准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之一,但也是中共高层深感棘手且最具争议的人选之一。2012年7月 26日,中共中央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通报“十八大”筹备情况。当时有关“十八大”的多项重要议程还处于有大争议、大分歧之中,其中包括对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评议问题。

报导称,在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点名反对刘云山被列作准政治局常委候选人。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以及陈昌智,点名中宣部被刘云山搞得一团糟,更疾呼:如果刘云山进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会引起中共内部、社会大的反弹,造成政治上被动后果。

8月上旬,八个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有48名民主党派人士中央主席、副主席及前主席联署致信中共中央,第四次强烈表达反对刘云山列作准常委候选人。

中共党内外对刘云山的工作、人品、作风劣评如潮。中共理论界、新闻界、宣传部门及党校都对刘云山主持宣传、理论工作十年的表现,对刘云山的直接领导李长春管辖宣传、理论、新闻系统十年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

报导还表示,新闻系统普遍搞经济创收、广告挂帅、有价新闻,致使色情、凶杀暴力、光怪陆离作品泛滥,刘云山对此要负责任。

此外,刘云山利用掌管中宣部及有李长春撑腰,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难,而且借江的言论来抗衡胡锦涛、温家宝对有关工作的指示、意见。

但如此恶评如潮的刘云山,最后还是在“十八大”上被江泽民塞进了政治局常委,成为江派台面上的实权人物和代言人。

废除江派的“十九大” 部署 习调动政协

如今眼看“十九大”就要来了,但江泽民早在“十八大”就开始部署“十九大”。据港媒披露,胡锦涛在五中全会前再度致信政治局,要求撤销“十八大”前夕高层内部会议提议通过的19届、20届政治局核心人员名单,也就是说,若习近平不采取行动,很可能另一个刘云山又将被安插进“十九大”。

于是习近平把政协的人请来一起商议领导人,想借助体制内“民意”确保自己阵营人马入选“国家领导人”,而将江派人马排除在外。这将大大降低江派最后时刻疯狂手段威胁、搅局、反扑的风险。

习这样做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掌控了政协。目前政协主席是现任常委俞正声,俞正声与习近平同属太子党,是习近平的政治同盟。

另外,“十八大”以来,政协系统已被习深度清洗。除政协副主席苏荣、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令计划两名副国级高官落马外,曾经担任党政一把手的江派省部级高官退居政协后也纷纷被抓落马。此前习近平还出台了新的统战条例,调整中央及地方统战系统的重要人事。

将“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列入协商的主要内容,习可通过已掌控的政协及统战系统,把江派人选淘汰出局。

习近平此时推出落实政协权力的意见书,还有更深的含义。在12月10日官方公布政协意见书之前,习近平阵营做了很多配套的工作,释放了强烈的政治改革的信号。比如10月8日,财新网公布了胡锦涛的智囊俞可平谈中共体制违背了六大政治学公理,是要遭到历史惩罚的。10月8日同一天,具有特殊背景的“奉命归国”发出了把选举权归还给子孙后代,让民众具有选举权的呼吁,10月9日,曾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公开谈反思文革……

这一系列有计划、有系统的安排,汇集起来都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协改革只是习近平整个政治改革大局中的一环,习已迈出政改的第一步。

分析:俞可平辞去编译局副局长是种切割

12月7日,财新网发表了〈俞可平: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的文章,这是俞可平12月3日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内容。此文一出,引起极大关注。

俞可平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文胆、智囊。在胡锦涛当政期间,俞曾在倒薄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俞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

2014年4月16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俞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文章提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在介绍俞可平的北大演讲内容之前,我们先介绍俞可平此前的身份变化。

从2001年以来,42岁的俞可平任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编译局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被百姓称为毛左的领地。

不过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屡发表与中共意识形态相相背离的敏感言论,如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 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公共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俞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

俞可平任职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同时他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不过在2015年10月 28日,56岁的俞可平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宣布,经多次申请,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转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辞职第二天,俞可平就在财新网上撰文〈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再谈政治改革。俞在文章中强调,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民主和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

10月30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举行院长交接仪式。俞可平在履新发言一开始就说,27年前离开北大时,身上怀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就是: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27年后重新回到了母校,这种责任感始终没有减弱。言外之意,这27年来中共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发展。

时政评论员谢天奇分析说,俞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俞可平此次离职时间点敏感,不仅正处中共五中全会召开期间,也适逢近期大陆民间乃至高层就马克思共产主义话题公开分裂、对立之际。

谢天奇认为,如果说俞可平过去十多年的诸多敏感言论表明其内心与中共意识形态相背离,这次他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放弃副部级待遇,则可视为其彻底下决心脱去中共马克思共产主义这层外衣,作出一种切割。

俞可平暗示中共违背六项政治公理将受惩罚

俞可平在12月3日的北大演讲中表示,政治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但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俞可平结合中共官场现状,盘点六条政治学公理:

一、“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很多中共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因为现在中共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二、“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三、“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效果测试不能走同一管道”:上面官员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因为中共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四、“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有100多只“老虎”被抓,但俞可平表示,“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个人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五、“下属权利原则”: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作为公民,大家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中国,“官大一级压死 人”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就没有保障“下属权利原则”。

六、“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个人‘理性’”:俞可平说,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 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俞可平表示,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演讲中俞可平强调,违背了这些政治学公理的制度,一定会遭到公理的惩罚,否则就不是公理了。这就暗示中共体制必须得改革了。

“奉命归国”:选举权力还给子孙后代

就在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六条政治公理的同一天,12月8日上午9时左右,背景神秘的“奉命归国博客”在新浪博客发表博文〈不要霸占子孙权力〉。帖子这样写道:“请不要霸占自己子孙的权力:不要为现在手中权力着迷,中国官场的权力的确诱人,但还是要冷静想想,这权力真正是谁的?手握重权你们真正的感到幸福踏实吗?天天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累不累?这种权力自然构成了今天官场政治生态,官员之间大部分貌合神离,台上柔情似水、台下刀光剑影,同时也造成现在官员人不人、鬼不鬼、台上笑台下斗公私不分的状况。请不要恋权,用好、守好手中的权力,让其平稳过渡将它还给咱们的子孙后代。”

《新纪元》在此前分析过,“奉命归国”背后很可能是习近平的女儿、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的习明泽的团队在运作。仔细品味这段话,内容很丰富。它先讲了中共官场权力的诱人,但也很丑陋,最后提醒说,“请不要恋权,用好、守好手中的权力,让其平稳过渡,将它还给咱们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要习近平把权力平稳过渡给后来人,把权力还给民众。

难怪有网民跟帖说,“给人民选举权!大大(指习近平)要名垂青史啊!”

这些敏感博文及跟帖发表后,几天都未被删除,这很罕见,因为此前“奉命归国”的不少帖子都被刘云山掌控的网管给删除了。

前省长于幼军公开谈“反思文革”

在俞可平、“奉命归国”等发声后的第二天,12月9日,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于幼军,以“反思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系列讲座首次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讲。该讲座共分7个部分,从12月9日起到25日,共分8天讲完。根据通知,仅限于校内老师,硕博在校生,“现场请勿录音、拍照、摄像”。

官方简历显示,于幼军,1953年1月生,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文化部副部长,2010年12月至2015年1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10月9日,于幼军被聘任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幼军在演讲中称,中共当局1982年就说,文革是一场错误“运动”,但文革“研究都变成了不成立的禁区”。这些年,“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执政党和人民肌体”。“文革的土壤还在,特别是人们还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

于幼军还透露,他选择“文革”话题开讲,是由于“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有消息称,于幼军此次“反思文革”,是来自北京高层的安排。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王岐山等北京高层在文革期间都曾遭受迫害。

习近平曾在山东曲阜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时谈到了“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并鼓励与会者“因势利导”,“深化研究” 孔子和儒家思想。习近平10年前曾撰写过一篇文革经历的文章,内容详述了文革期间由于父亲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立案审查,自己亦被作为‘黑 帮’的家属揪出来了”等多个事例。

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于文革之害,习近平有切肤之痛。

福山:中国缺乏两根立国的大柱子

除了上述这些信号之外,此前还有诸多迹象表明习近平在为政治改革造舆论。

12月3日,罗瑞卿之子、太子党罗宇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文向习近平喊话,呼吁习近平用5个步骤,尽快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罗宇表示,今天的中国遍地危机,一切的总祸根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可能从根子上解决贪腐的问题,这是唯一的出路。

12月3日同一天,〈福山在多伦多大学讲了什么?〉的文章在网上热传。热中于推广西方民主体制的日本籍美国学者福山,此前曾于王岐山、习近平多次会谈,很多人相信,福山在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退的发言,与他跟习近平的交谈,至少是观点相同的。

福山谈到中国政治现状称,在他的“国家、法治、民主”的三维分析框架里,中国有强大的国家,但后面两个支柱始终没有出现,因此,这样的国家就必然会不稳定。

他说,中国实际上还是一种封建王朝的运行模式。中国现在擅长的事情也是中国过去250年所擅长的,那就是官僚集权、快速决策、大量投资(基础设施)。但是,(中共)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在日益加重。合法性都押在经济上,但目前经济也在严重滑坡;还在玩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对合法性全无帮助,因为没人相信。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名美国作家及政治经济学者,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给以最高地位,是“资本阵营”的胜利。今年初,福山两卷本《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问世。

11月25日,与习近平阵营关系密切的财新网刊登凤凰“高见”栏目对福山的采访内容。采访中,福山认为,现代政治体制有三个要素:强而有力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民主责任制。如果只有强大的政府,则会导致独裁主义;如果只有民主,则可能会造成政府的软弱和无效。中国一直都有强有力的政府,“但中国还不完全是个法治社会,因为共产党制定法律却不完全受法律的约束”;“正式的民主责任制在中国还不能算有”。

福山认为,中国可以仿效德国等很多欧洲国家,从建立法治社会开始,然后再过渡到民主制度。

政改两件大事:平反冤案 民主启蒙

11月30日,财新网刊文〈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提及调查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罪行、追责、刑事审判,以及“转型正义”等敏感字眼。分析认为,这可能在影射中国政局最核心的真相——法轮功被迫害问题。

《新纪元》此前分析过,习近平要进行改革,还需要进行两件事。习近平还没做这两件事,其反腐力度再大,百姓都会感觉与自己并不相关。

那就是要在思想上把人们从文革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有评论说,如果说俞可平、于幼军等人的演讲,是在思想舆论上为习的改革造势的话,那抓捕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就成了习阵营的另一重要任务。

目前在国际上,江泽民集团政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反人类罪行已被广泛曝光,江泽民的这些罪恶与中共体制互为依附。在中国,习近平阵营针对江泽民的围剿已经展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大陆,超过20万民众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超过2亿2,0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抓捕江泽民与解体中共,都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将发生的大事件。◇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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