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6月05日讯】1989年，北京的春天和往年一样短暂。
1、那一年，我21岁，正在北京商学院（已改名为北京工商大学）管理系读大学三年级。不像一年级那么傻，二年级那么愣，也没有四年级那么现实。
除了写写朦胧诗，看看萨特、弗洛伊德，我一直在从事一项个人课题，研究“人活着为什么会这么苦”，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歧视、欺凌和伤害。
我姥爷是反革命殒命枪下，爷爷是反动官僚郁郁而终，他们被看成家庭苦难的根源。当我成为家族中这一代第一个大学生，我妈因为觉得苦尽甘来而激动得手足无措，她说，“还是党的政策好，要不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怎么可能上大学呢？”
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我从小经历的可怕生活。所以，我一直不快乐。
2、气氛一直慵懒的北京商学院也渐渐热闹起来。我们经常拎着饭盆，站在广告栏前看各种呼吁文告，听北大清华北师大来的学生激情演讲，一个我认识的同学举着商学院的大旗在校园里跑来跑去。
很快就罢课了，这几乎是让每个学生都高兴的事。高数老师穿着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唉声叹气地把我们堵在宿舍里，拿一张数学考试卷，让我们做好以后交给他。我们公推了一个同学做好卷子，每个人都复制了一份，交给了高数老师。
系书记突然变得很“亲民”，常到宿舍走走看看。她对一些没日没夜在宿舍打麻将的学生颇为满意，每次临走之前都要拍一拍他们贴了满脑门子的白纸条，嘱咐大家好好玩儿，别出去惹事就行。
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站在学生一边，只有一个兰州石化党总支书记的女儿坚决支持“中央”。奇怪的是，虽然看上去我们是绝对的大多数，但是，她的底气似乎比我们更足，每天晚上都能跳着脚和我们吵到半夜。
不少同学上街去募捐，去天安门静坐，参加游行，或者到别的高校“串连”。北京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豪气与仗义，他们给大学生送冰棍和面包，出租车免费拉大学生上车，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经过广场时都会一起大声喊“大学生，早上好！”
我明白，这个社会不正常不公平，让很多人无法忍受。但是，为什么不正常，怎么样能回归正常，这是一个过于深奥的问题，我完全不懂。
激情澎湃的青春，和那些被压抑太久的对自由的渴望，使这个初夏显得异常炎热。
3、但是，空气还是越来越紧张，结局终于来临。6月3日下午，很多同学都去拦进城的军车。深夜，我被远远传来的闷声巨响惊醒。
宿舍楼前的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几个同学，后来越聚越多，一会儿又默默地散去。我开始胃疼，心也一阵一阵的抽紧，每个人心里都有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楼下的说话声惊醒，发现几个刚刚从天安门跑回来的同学正在讲述他们逃生的经历。一个大眼睛小个子的85级男生带着哭腔说，早晨清场的时候，士兵用刺刀挑了人。
一个高大健壮的西北男生躺在他的上铺嚎啕大哭。他说在六部口，坦克像疯了一样在后面追着他们6个学生。他们决定分成两组往两边跑，这样至少还有一组可以侥幸逃生。他幸运地成为向右跑的一组，因为后面的坦克转向了左边。左边三个学生，和他们打着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旗子，顷刻之间就倒在坦克履带之下，无声无息，归为尘土。
哭诉之后，他一天没有下床，好几天没有说话。
商学院也有学生罹难，那是管理系一对二年级的小情侣。女生很漂亮，已经答应专程从外地赶来接她的父亲，再去广场看一下就回家。但是那一夜她一去不返，后来听说，她手臂中枪，头部遭棒击，因吸入毒气瓦斯而死于肺部重度糜烂，再也不能回家。
4、一连几天，我们都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幸亏食堂还有饭菜，我们就像一群惴惴不安的老鼠，除了偶尔出去打食，就是躲在洞里。宿舍楼像被人遗忘的荒岛，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同宿舍的一位上海同学悄悄和我商量，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干脆坐火车回家。但是这个计划显然太冒险，因为街上基本没有行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开枪打死。
她掏出一张北京地图，告诉我她设计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路线，尽量走地下，不走路面，运气好的话不会出问题。第二天，我按照她的路线，一路胆战心惊地赶到北京火车站。
没想到火车站里的人是那么多，都是准备离开北京的，我根本就买不上票，可能也挤不上车。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大学生，买不上票就直接上车吧，车上补。然后他帮我从车窗爬进了车厢。
他站在窗外和我告别，说自己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听说我是商学院的，马上说：“哦，你们有一个学生在我们这儿，我们抢了好多人”。他哽咽着说不下去，我们都知道，他指的那位商学院同学不是活的。
5、我回到家，那一天刚好是端午节，我妈正背对着院门，坐在小凳上包粽子。当她回过头来看到是我的时候，手上的粽子一下跌落到地上，脸上的表情很像看到一个死去又活过来的人。
她一边擦眼泪，一边从屋里拿出一双红色高跟鞋让我试，说前几天有个商场大减价，她想给我买双鞋，但是拿不准我能不能回来，不知道该不该买。一位远房姑姑劝她说，别尽往坏处想，孩子肯定会回来的，就买一双吧，买红的，喜庆。
我很困，也有点恍惚，对她说不想试鞋了，还是先去睡一会儿。睡之前，我特地对她说，“还是换灰的吧，这双红的，有点刺眼”。我妈果然去换了双灰鞋，但是我一次也没有穿过。
6、我打开电视，最先蹦出来的画面吓到了我，那是据说在崇文门被“暴徒”烧死的崔姓士兵。一副焦骨怵目惊心，播音员声色俱厉，“他们撒谎！”我尖叫着冲上去，关掉了电视。
大舅板起脸来教训我说，学生简直就是胡闹，放着好日子不过，还想造反？他高中时成了右派，“平反”后当上了他被下放当地县城的农业局局长，俨然一个神气活现的农村干部。家里人也都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从那以后，我妈就不让我看电视了。她说，这些天电视全都是这些内容，而我的表现像是受了惊吓和刺激。
不过，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我还是会悄悄打开电视，看一会儿新闻，流一会儿眼泪，然后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我知道这世界真的病了：一部分人因为掌握权力、规则和标准，可以为所欲为，包括给另一部分人制造痛苦。我们不幸被选中成为“另一部分人”，只能默默承受。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还有绝望。
7、秋季开学，我们仍然不能上课。大清查，又叫“秋后算账”，是每次运动之后的“保留节目”。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认识”和交待，写一份不少于几千字的思想汇报，还要交待50天来每个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活动，每个时段不能少于两个证明人。
全班同学都心照不宣地撒了谎，按照系书记的“引导”和报纸社论写了“认识”，并且在交待材料里抹去了募捐、静坐和游行，抹去了天安门广场和六部口，抹去了那些支离的骨肉和鲜血。
上课、喝酒、打麻将、谈恋爱、找工作，我们想用这一把又一把的盐，盖住心底的伤。
系书记笑咪咪地看着她的学生们悉数过关、无一漏网，终于松了口气。
8、在我刚刚返京的时候，一位高年级学兄打电话请我吃饭，他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找了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给一个高官做秘书。
他在宿舍里偷偷拿出一本香港画报，迫不及待翻开来给我看。
“这些都是真的吗？”虽然知道答案，我还是问。
“应该是真的”，学兄肯定地点点头。我指尖微颤，轻轻阖上了画报。
几天以后，学兄又打电话约我去吃饭，只是这次的口气带了点急切。席间，学兄神色颇为犹疑，像一个深夜潜入民宅的窃贼，心虚地开了口，“我觉得……我也觉得这是一场……一场暴乱，所以，唔，政府这样做……还是必要的……”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然后更加小心地说，“上次那本画报……”
鲜血又重新漫上我头顶，一阵眩晕。我慢慢站起身来，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口气对他说：“同学，从来没有过什么画报，对吧？但是，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朋友”。
从那以后，我们再未谋面。当兰化书记的女儿被管理系保送上了研究生的时候，我知道他必定也是一路青云。
26年过去，有人沉默，有人遗忘，有人背叛，也有些人，包括我，选择了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