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8月17日讯】【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汽车连的士兵因偶然事故死亡。后来发现他做过不少好事，比如给老大娘带路去工地义务劳动，给灾区捐款之类，又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多年，写了不少读毛着笔记心得，并“发现”他写了很多“日记”。在“日记”中，他说自己一切都照毛泽东的指导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经报刊一披露，中央领导纷纷题词。毛泽东是七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可不得了，于是大陆《雷锋日记》《雷锋事迹》电影、喜剧、歌曲、美术作品铺天盖地，每天每个角落都响遍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半个世纪以来，每逢毛泽东这个题词发表，全国都要大规模纪念，又开展一次“学雷锋”活动。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向毛泽东学习”，这种厚颜无耻的劣迹令人咋舌。人们一直都存在不少质疑，这个孤儿，没念过书，能写那么多“心得”“日记”，不是别人操刀，他能写出来吗？近几年报刊披露，这个孤儿出身的士兵，竟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就穿上皮夹克。骑上摩托车（见报刊照片）而且同时与两位女子谈恋爱，其中一位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她与雷锋的“亲密之情”。当人们看到这一切都目瞪口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刚过去，物资奇缺，人们最羡慕的奢侈品是“三转一听”（单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工资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哪买得起。当兵的每月津贴三元，后提高到六元，而雷锋二次去灾区，每次都是捐一百元。这在当时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他哪来的皮夹克，摩托车？哪来那么多钱？这和他“日记”中所写的“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形象相去什远。人们能相信这样的“事迹”吗？能不明不白地去学习他吗？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事实上他严眼里哪有群众。毛泽东说：“别看农民脚上有泥土、牛屎，但农民是最干净的，是最有知识的；知识份子身上最脏，最无知识。”他命令全国上千万青少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他多次大声疾呼：“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真是虚伪到极点。”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专程去河南省兰考县去考察“兰考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并发表谈话，要求全国人民继续学习焦裕禄。于是全国118各级领导又纷纷集会 ，发红头文件，再次大规模掀起学习高潮。
焦裕禄，兰考县委书记。1964年5月14日患肝癌病逝。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精神，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他的赫赫名声始于一则新闻（长篇通讯）。很少人了解的是这篇著名的通讯四十年来说法不断，质疑之声至今没有停息。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新华社稿，署名穆春、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全国广播，轰动全国。各新闻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派出记者涌向兰考。这时焦裕禄已经逝世两年。这篇报导的主要采访对像时时任副书记的张钦礼，报导中所写全部事迹都是他介绍的。他的名字在报导中曾出现过多次，而且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通讯的作者之一慕青，时任新华社副社长，1982年升正职，党组书记，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记者。”“文革”一开始，因为报导没有写阶级斗争，被批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批红卫兵冲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批斗周原，多次遭到毒打。后逃到兰考，群众家家119暗中轮流保护，才得保全性命。通讯刚一发表时，兰考县委，政府中就掀起大纷争。一部分县领导认为焦生前与张不和，所谓“亲密战友”是编造的谎言，是张钦礼“借焦裕禄之名把自己宣传出去，搞政治投机。”几个月后，“文革”开始，北京八大院和不少单位的红卫兵到兰考串连，听到县委政府领导对长篇通讯和张钦礼的质疑后同兰考县的红卫兵联合先后帖出了很多张大字报：“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中去采访，只听那取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1979年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刑事判决书上张钦礼被当成“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逮捕判刑。
2009年1月，作家任彦芳出版了《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书中写到：“《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节失实的报导，新华社记者之用了三天时间采访，片面听取了汇报，只相信张钦礼，没有深入调查核实，间接导致了文革十年的兰考一系列惨剧。”任彦芳于1965年3月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委派，到兰考组织创作焦裕禄电影剧本（后夭折）。他从兰考的档案中看了焦裕禄主持工作的以来全120部起草和批阅的文件。之后，他给长影厂党委写了报告，说：“焦裕禄那篇新华社著名通讯，完全不写阶级斗争，只写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这与当时主要负责抓除三害工作的副书记张钦礼的汇报有直接关系，他将自己几年来，历尽艰辛为兰考百姓做的事情安在焦裕禄的身上。当时上级派焦裕禄来的主要工作是抓兰考的阶级斗争……。”
兰考百姓至今深深怀念的是张钦礼而不是焦裕禄。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1943年参加地下党活动，1945年2月入党，24岁时已经担任兰考县县长。1957年反右，一张大字报引起风波，导致兰考不到一千名脱产干部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起因是县委某干部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哪位军人复原回来，干部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了监狱。随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有二百名干部在上面签了名。反右时所有签名者都划为右派。时任县长的张钦礼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结果被河南省委组织部领导批评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1958年大跃进，张钦礼说他没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
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省委领导立即组织批斗，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降职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饥荒时兰考大批群众偷偷外逃要饭，亲睹惨状的张钦礼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油灯，给周总理写了信，求总理救救河南人民。不久获得平反，他把三年劳改补发的工作1264元，全部捐给兰考救灾办公室。这在当时可说是一笔巨款。
任艳芳《焦裕禄身后》一书，认为张钦礼不与焦裕禄合作。泼冷水，背后打小报告这是不符事实的。新华社记者陈健对焦裕禄时期兰考县委机关干部长达数年的调查采访，结论是：张钦礼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但由于运动频繁，而他自己被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故始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后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了办公室。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焦裕禄到兰考时正值三害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把除三害这个重担交到张钦礼手上。张钦礼全身心都投到这个工作中，他们配合的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为啥焦裕禄只来兰考一年两个月就去世，治理效果这么好呢？”多少年过去，兰考人民没有忘记张钦礼因为焦裕禄在兰考实际只工作了多半年。后来卧床不起，不久就逝世了。真正抓工作的是张钦礼。
2004年张钦礼病逝后，一批批各地去的记者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事情：位于兰考县南彰镇张庄的张钦礼墓地，坟墓本身很简单，一抔黄土 ，既无水泥铺盖，也无茵茵绿草。坟头前是草地，种着油菜和大葱。但在这个土堆周围百姓自发树起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的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来自兰考县不同的村庄，还有汉南各地，山东省、河北省甚至台湾。张钦礼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兰考县城，一位河南日报记者记下了当场的情景：“本来二十多分钟可以走完的路，结果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有通过，街上至少有十万人，灵车根本走不动，许多人趴着灵车哭，有些人一直哭昏了过去……出租车哪天免费搭客，只要是赶去送张书记的，一分钱不收，完全是自发的……”
张钦礼在文革中命运几经沉浮，1967年1月被关押批斗，身心备受摧残。1971年被检举在兰考搞123“刘少奇生产党”被当时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批示软禁于信阳大别山。他经历了关押、软禁和十三年的监狱生活，在群众中消失了二十七年之后，竟获得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的哀荣结局。为什么张钦礼把自己多年历尽艰苦的为兰考百姓办事的事迹全部都说成焦裕禄做的呢？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他是副职，是下级，自己又多次被关押，被省委组织部控制使用，他深知自己“有前科”，当然不能说是自己干的，二、除三害，关心百姓的疾苦，这不是抓阶级斗争，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多次挨整的张钦礼心理当然明白，好在焦裕禄已死两年，谁也奈何不了他。
三、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他爱这片土地，爱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多年目睹乡亲们的苦，深知兰考的条件太差，考兰考本身是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摆脱穷困的。现在中央的大官（新华社副社长）和记者来访，正好把兰考的苦诉一诉，盼望能惊动中央可怜可怜兰考受苦受难的乡亲，帮一臂之力。我们深信张钦礼是真诚的，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的真诚表述。（湖北知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新周报》“传奇版”2013年第15期，责任编辑刘品坤）毛泽东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而事实恰恰相反是“共产党最怕认真二字，世界上最讲认真。”1949年以前，延安的“反AB团”，“抢救运动”等等不算，光1949－－1976二十多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造成了八千多万人的死于非命，这一切能“认真”的了吗？共产党“认真”过吗？邓小平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规不定细”。这样一批“党史专家”便采用“瞒天过海”避重就轻或干脆制造假历史来欺骗人民。去年大名鼎鼎的“文革”干将聂元峰向采访他的记者提出申诉：当年他唱红打黑（帮）名满天下，后被当做“文革余孽”“黑打”了二十多年，至今已九十三岁，还不能恢复他应享的公民权利。他愤怒地质问：官方既然说文革是十年浩劫，文革的“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敬仰的“英雄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却把他这样的“造反派”充当文革的“政治替罪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有多远？（《争鸣》2013年12期）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账，几千万个冤魂不会烟消云散，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们。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米洛客维奇，害死几千人、几万人，被判灭绝民族罪，反人类罪，受到严厉惩罚。而害死八千万人是什么罪？应如何惩罚？大陆每届新领导都要去西柏坡参拜，以表忠心。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典，从天安门广场走过的还有“毛泽东思想”方阵，“共产主义”方阵，没有任何忏悔和反思。民间理论家王康对“唱红歌”的评论，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精辟：“对红歌这种源自仇恨、暴力、偏执和血腥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国人、全然违背历史传统和民族大义，必为时代所不容，日益暴露的罪错，利欲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丧失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多年来，国人太过关注“大人物”，的权谋斗争，却忽视了他们的人格结构和精神价值取向。而历史的恶无不潜藏在他们的人性之中。”
一个民族要把灾难变成财富，要反复深刻冷静思考，要重温噩梦。健忘症是可怕的。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126成了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症候。我们急需要事后反思的功能，在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淘洗之后，富有哲理和人文深度的对数十年重大事件进行反思，提供有价值的提示，要思考灾难和罪恶的人为因素。作家刘庆邦对大饥荒的记忆刻骨铭心，写出了久藏心底的《平原上的歌谣》。作品写出了对饥饿的切肤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感直逼人心。作家抱有一种焦灼感和使命感，要为全国大饥荒作证，为全民建立毛泽东专权下大灾难的文化记忆。他认为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和被种种罪名折磨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他说：“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若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想像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一期）
我们要向这些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差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跻身于瀚林，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明自传于后。”这些代我们伟大民族保存记忆的作家作品，声明必会自传于后，自传于千秋万代。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只要毛泽东的正统还在，中国就一直没有走出那个罪恶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罪恶至今还在时时发酵发臭，哪里会有多少对当年罪孽的道歉和真诚的忏悔呢？被毛泽东的文革之名放出魔瓶的人性之恶的幽灵，迄今仍没有收回去，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伺机兴风作浪……（《动向》2014年3月号）
当想起数千万冤魂不知何时才能得到昭雪时，“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哀叹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2014年8月23日于洛杉矶）
（接前97页倒数第二行）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很高：“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要大家学习鲁迅的榜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2001年9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书中说1957年有一次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的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的讲了出来。不料，毛泽东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的书使毛泽东的原形毕露，极力推崇鲁迅，说他多么伟大，却又要把他关进监狱里。（《新周报‧传奇版》2014年第9期）
（接前44页14行）
一代儒将蒋百里。他在1937年初就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他于1937年所着《国防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防理论著作，在二战中这部著作成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耗尽他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他包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位国民党的著名将领提出了三大观点，在抗战中居然奇迹般的一一得到验证。一、不畏鲸吞，只怕蚕食，主动的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军无法利用占领区提高战斗力；二、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迫使日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战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山地与湖沼的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三、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跟他们讲和”进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是将日军拖进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至于中国完全可以实行持久战的理由，蒋百里犀利地指出130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只要占领其相关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于农业国来说，即使占领他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可持久战。后来的中日战争态势轨迹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这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和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蒋介石于1938年初决定派儒将出生的外交家蒋百里出使西欧，同日本展开外交战。蒋百里以弱国之使的身份，多次出使西方，成功的为当时的民国政府争取了较大的国际空间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的进程，写就了不休的外交传奇。回国后，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病逝于广西。国民党政府追授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
（上接112页13行）
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说：“创造并非意味着杜撰。任何创作即受本身规律的约束，也受他所利用的素材的制约。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得杜撰什么，而只能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197页）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肆虐下，作家们只能杜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本无法让读者感受到真实。
（上接76页第12行）
又如吴晗。这位西南联大教授，历史学家、剧作家，官至北京市副市长。文革不久，由于姚文元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厄运临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戴上”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抓进监狱。不久，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提审，当时就被木棍和带铁夹的皮带打得血肉模糊惨死。他的夫人也被毒打，早他而离开人世。他的遭遇得到人们的同情。但吴晗在1957年毛泽东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一文后，在一次北京召开的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他取出1948年秋密藏下来的罗隆基托他交给民盟香港领导人的密信交给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要坚持自主原则，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揭发使罗隆基几乎受到致命的打击。吴晗又在会上作了“我愤怒，我控诉”的发言，为了讨好毛泽东和共产党，他在大会上说：“章罗的反党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这发言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为反右，立下大功，终于获得信任和提拔。
吴晗在学术研究中尽是讨好毛泽东。1943年他写了论著《由僧钵到皇权》走明星影射史学的道路，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文字狱。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改写了《朱元璋传》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并删去了朱元璋残酷的文字狱史实，同时他又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倾的机会主义时，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
以胡乔木、吴晗为代表的一大批名气大、地位高的高级干部，就是这样自私自利，见风使舵，利欲熏心，卑劣无耻之徒。（《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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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披露了发生于1937-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作者是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38岁即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现任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的拉纳‧莱特。在深度、客观、全面补正鲜为人知的抗战细节基础上，以超越国别，民族的知识份子情怀，阐述了八年抗日中的重大问题，轰动了全球的史学界和媒体。他提出：“大陆对国军正面抗击日寇所作贡献认识不够，评价偏差，（引者注：这是作者出于礼节的委婉说法，实际上是为了提高自己、贪大功为己有而刻意歪曲和否定历史）”要还历史于公道，对于蒋介石本人更应该客观评价。他抗衡外来入侵矢志不渝，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气节，与深明大义，应该受到海峡两岸共同尊重，资料披露，蒋介石生活正统，作息很有规律，没有吃喝嫖赌的不良嗜好，也不抽烟酗酒，假如他活到今天，听闻大陆大多官员“五毒俱全”，恐怕又要破口大骂“娘希匹”吧！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还原了历史的真貌。比如蒋介石如何对待抗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正是因为蒋介石的抵抗政策，昭示着并非中国全境都甘于屈从日本嚣张的侵略，重庆（国民政府所在地）才会经历日机轰炸的频繁洗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热血口号，以及台儿庄等战役的悲壮惨烈，无不昭示蒋介石对抗战的坚定不移。而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做出妥协姿态，但也暗中听任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反击日军，无疑体现了斗争策略。作者又指出蒋介石本是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为何仇视共产党？1923年的苏联之行，苏共领导人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及苏联呈现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一面，给他留下极坏印象，构成他日后坚决反共的思想基础（2014年8月10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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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什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看中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低劣”。收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 “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毛泽东用心阴险，信口狂吠所谓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就把全国文艺界的人推下无尽头的苦难深渊，“人数很多”“大多数”的文艺界人士从此厄运临头，浩劫难逃。
（全文完）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