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梁博旧金山报导）八十载风霜，凝结成八十岁的沉静与雍容。
民国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许家玫，一生际遇随国运沉浮。她在位高权重、却清廉简朴的中国传统家庭里度过豆蔻年华，可是后来岁月中，却因陷于中共的欺骗、打压而常多魔难。
在历经“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两度系狱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纯真本性和尊严。
耄耋之年，许家玫终于逃离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追忆前尘往事，不胜唏嘘。
摘了帽子还是右派
1957年，共产党又开始“反右运动”，当年我才二十一岁，在武汉市中学任教。几乎是一夜之间，校园里就贴满了我的大字报，说我“到监狱里去看反革命父亲”、“为反革命父亲鸣冤叫屈”、“配合裴多菲俱乐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一条都能致我于死地。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想到自杀。可是又想，我死了，奶奶、妈妈、妹妹们怎么办呢？我活着，至少还能帮母亲分担一些家庭重担。于是我深夜回到家，这才知道，可怜母亲也被打成右派，罪名也是因为去监狱探视了父亲。
听到这个消息，我反倒清醒明白了不少，决定和母亲一起撑起家庭这片天，要让妹妹们活下去，继续读书、长大成人。此后几十年里，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莫大的精神压力、折磨和耻辱。母亲被降职降薪两级，在工作单位里扫地、刷厕所、挑开水、拖板车，我被降了两级工资，下放农村劳动。
我正当含苞待放的青春年华，被“右派”一棍打毁了前程。我为了不牵连男友，断然与那位北京某大学的高材生结束了恋情。
母亲则被迫与父亲离婚。父亲在冤狱八、九年之后又失去家庭，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我有时会想，不知道父亲在狱中的最后岁月里，对自己选择留在大陆该做何感想？
不过，我自己当时还是天真地相信“党的话”，以为只要“脱胎换骨改造”，就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夜晚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我告诫自己这是改造“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摄氏零度以下，我和男人们一样挽起裤腿打着赤脚站在结了薄冰的水沟里挖水渠﹔在烈日下锄草，我的衣裤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脸上汗珠“汗滴禾下土”时，我愉快地应农民们要求，给他们唱歌；我还创造了连续劳动27小时不休息的纪录。
同时，我也看到了“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吹牛皮说谎话的惊人现实。老百姓是最可怜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连买盐和日用品的钱都没有，还说什么“亩产万斤粮”、“人民公社好”，可是，谁要是说了实话，轻者挨批斗，重者坐大牢，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欺上瞒下，这些使我困惑，也渐渐反感。
1959年10月，我被宣布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就是所谓的“摘帽右派”，但结果是被调到国营农场，和“摘帽的”、“没摘帽的”右派一起，还要继续“劳动改造”。队长在会上说，不要以为摘掉帽子了，我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听党的话”让我又一次受到了欺骗。
第二年，我被调回学校教初中数学，很快又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夜大学数学系，以后从事中学及师范数学教学四十多年。
有些好心人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什么工程师、大学讲师等等我都一概拒绝了，我不愿意在自己的家庭里也被人歧视。后来，我嫁给了一个老同学，是我的同事。虽然我们因为家庭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了解我的人品德才，能理解我，这是我最看重的。（待续）
责任编辑：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