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大学生做公益能解决“扶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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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1月25日讯】“扶贫”,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工程,如今却让一位热衷于公益的大四女生成为了有功之臣。在网媒报导的那篇题为“宁波女生暂弃英国名校去湘西扶贫”的文章中,准备去英国读研的大四女生被烘托、渲染为“在公益活动中,替某贫困村村民开发新产业,并帮其成立了第一家村办企业”的模范人物。

大学生爱上做公益,这或许是一件值得点赞的好事。然而,就她此次致力于扶贫的公益行动本身而言,却又不免让人心生忧愁与感伤。当我们为这名大学生将当地几乎家家都有的食物“包谷酸”开发成可销售的产品,并意外的实现了第一次销售业绩,最终将申请到的10万元扶持金开办了加工企业而感到欢欣鼓舞时,却在无意间发现,“当地每户人家的年收入不过3,000元”。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数字并非稀松平常,它与国家扶贫机关一提再提的“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2011年)”的“新扶贫标准”其实并不相符。

或许有人会说,拿“3,000元”跟“2,300元”进行比较,这也太矫情了,难道2,300元一年算贫困,3,000元一年就不算贫困了吗?这个问题没什么不对,甚至是一语道破了天机。长久以来,按人口收入来制定的扶贫标准一直就被外界视为“偏低”。至于国家为何会出台如此偏低的标准,一些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其一、贫困人口规模大而政府财力低,标准定低一点,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扶持的人身上;其二、调高标准会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增加,让人误认为中国政府越扶贫,贫困人口越多。

这两点仅从百度百科栏就能搜索到的解释似乎在告诉我们,国家扶贫机关的款项、资源有限,帮不了那么多的贫困人口,因此,年收入高于2,300元的就只能想办法依靠社会公益的力量来实现脱贫了。尽管目前在中国,由于贫困人口偏多,公益组织匮乏,这种源自公益的脱贫方式几乎等同于“撞大运”,然而,上述报导中那位元大学生的出现,却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貌似给无数贫困人口带来了希望。同时,这条讯息的背后或许还暗藏着潜台词,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点希望之光从此以后就要交给大学生及所参加的公益项目来持续点燃了。

换句话说,由政府机关来完成的扶贫工作仅限于“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就算你的收入为2,301元,那也只能去找公益组织,跟国家事务再无关联。如此,那些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村子就得翘首企盼着,中国若能多出几个懂市场开发或产品销售的大学生,就太好了。然而听来听去,这种想法似乎未能给人带来希望,恰恰相反,愈发让人觉得心酸、甚至绝望。

更令人感到悲催的是,即便是那些符合国家标准的贫困至极的农户、村民,也往往不能真正的收到来自国家的任何资助。就在去年年底,中国青年报就有消息称,“1.47亿元扶贫资金闲置1年以上、32个扶贫项目不到位致使6,000余万元的扶贫款打了水漂”。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是媒体直接披露,而是由国家审计署经审查之后得出的结果。此次审查所发现的,正是中央机构下拨的扶贫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这些诸多问题中,最普遍常见的几乎都集中在“骗取扶贫贷款的资金、挤占挪用扶贫资金、套取扶贫资金”等涉及“腐败”的共性问题上。这与2013年年底,国家审计署对19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抽查之后得出的17个县存在这类问题的结果不谋而合。从贫困县的政府大楼奢华无比,某贫困县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让小学生披白塑胶袋装羊,给贫困生的补助金最后却仅成为拍照道具等无数则旧闻中,人们似乎早就发现了,靠国家扶贫或许还不如靠大学生扶贫呢?相比扶贫资金因被侵吞而无法拿到手中,那些有希望被大学生以及公益组织救助的贫困人口,是否还算的上幸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机关当仁不让的职责,“扶贫”怎么也不该成为大学生以及公益组织的责任和义务。更何况,国家机关用以扶贫的资金是来自于“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审计审了那么多年,也的确查出问题频现,如此显然易见的“腐败”居然滋长于扶危救困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令人感到耻辱的毒瘤为何却一直得不到根除?每年大把的“扶贫”雪花银仍在持续下拨,而令人担心的是,不仅穷人未脱贫,就连普通的老百姓恐怕也要被坑穷了。

说实话,这样的结果并不难想像。如今中国所呈现出的巨大贫富差距,也正是强权搜刮民脂民膏所导致的结果。而强权之所以能肆无忌惮的对老百姓、甚至是穷老百姓进行财富掠夺,也全是由于其崇尚暴政、利欲熏心的邪恶本性所致。有它存在一天,中国人的脱贫、致富就仍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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