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时:中共政权终结于何年? (完整版)

── 中、苏社会主义两大国编年史资料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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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01日讯】【内容提要:本文汇集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性质相同的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并加以对比,以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年份。作为预测项目的33个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分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新闻、文艺、人口、社会、航太等多个领域。通过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分别得出各个预测专案的相关资料后,再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从而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本文共有五部分 :一、《预测的依据》;二、《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三、《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四、《有关说明与预测结果分析》;五、《延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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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何时终结?这已经是当今海内外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中共政权的终结之期能否预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

诚然,人们很难预言中共政权将轰然崩塌或者蓦然消逝于哪一年的哪一个月甚或哪一天,因为历史进程不仅有着其必然的内在规律,还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正是由于历史偶然性的存在,使人几乎不可能断言中共政权终结的具体日期 ;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对历史规律以及其他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把握,来预估或测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期限甚至大致年份。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 :中共政权的终结,日期难断,大限可测。

第一部分    预测的依据

面对预测中共政权终结的这一论题,人们自然会联想到1991年苏共政权的终结。而历史上最早预言苏共政权解体的人,也许非普列汉诺夫莫属。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之后尚不到半年,普列汉诺夫就在他于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遗嘱》中,独具慧眼地预见了该政权的败亡。这位俄罗斯政治家、思想家兼哲学家在其遗嘱中预言苏维埃政权解体并谈到其必然性时,曾经这样告诉未来年代的读者们 :“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既然中共政权的终结也同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预测,那么问题就在于 :怎么测?根据什么来测?测出的结果如何?

本文预测中共政权终结年份的基本方法是跨国历史比较加数据资料分析。“跨国历史比较”即汇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编年史上的一系列性质相同的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并加以对比。作为预测项目的33个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分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新闻、文艺、人口、社会、航太等多个领域。“资料资料分析”是以上述事件发生年份的标示数字作为测算依据,通过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分别得出各个预测专案的相关资料后,再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从而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具体运用详见下文)

[ 本文将上述标志性事件发生年份的标示数字称为“编年史数据”。例如,“1991”就是苏联解体事件发生的1991年的年份标示数字,也是用于测算的一个编年史资料。换言之,“编年史数据”与“标志性事件发生年份标示数字”,此二者为同义辞。如果有读者还希望有一个定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 :所谓“编年史数据”,就是取自编年史上标志性事件发生的西历年份标示数字及其所代表(并用于本文测算)的数值。]

苏联和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者之间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可比性。

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大陆的各类党媒和各级宣传部门曾经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用以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引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其目的原本是出于政治宣传,但不少在苏联发生的类似事例(事件或事项)后来往往又在中国重演,这倒也证实了两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具有某些共同点和相似性。

中国大陆的中苏关系史兼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2009年接受香港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时曾经表示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为什么会跟着苏联这么亦步亦趋的,它经历过的事儿我们还要再经历一遍,(……)你回过头去看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很有惊人的相似地方。”

之所以两国历史呈现出发展轨迹吻合的现象,从而令人觉得两者“确实很有惊人的相似地方”,一方面是因为有指导思想等方面的主观因素。由于中共早年通过“走俄国人的道路”而同样靠暴力革命夺得政权,建政后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自然延伸出“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国策。

另一方面,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历史规律以及其他客观规律。例如经济规律犹如“看不见的手”(语出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始终在起着制约作用,让实际上并不真正愿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总想把它纳入“计划经济”框架的苏、中党国领导集团都曾为此而同样经历过好几度尴尬局面。

本文《表一 :中、苏五年计划一览表》(附于第一部分末)中可见,两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分别简称“一五”、“二五”,以下类同)期间,都为建立重工业体系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全国性农村大饥荒。两国的“三五”都被迫中断或名存实亡,或迫于外患(苏德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由于内乱(中国“文化大革命”)。两国“六五”期间,都展开过一系列经济改革。两国“七五”后期,经济改革都因推行或主导改革的政治人物(赫鲁雪夫、赵紫阳)下台而一度逆转于原教旨社会主义传统的计划经济……

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上述两国历史发展的共同点、相似性、周期性对应及其轨迹吻合,并非仅仅体现并作用于五年计划或经济领域,而且也程度不同地体现并作用于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全域性,甚或还具有不可抗拒性。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真可谓“一语成谶”!

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1856-1918)曾经长期居于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且被公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导师”。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没有为这种地位和个人利益所局限,而是坚持独立人格、恪守道德底线,最终挣脱共产教条和“党文化”的束缚,成为曾经位居共产党内最高层的原领导人摈弃党性、复归人性的典范之一。正是由于其经历与位置所提供的视角,使普列汉诺夫得以对共产专制及其反人性本质作出难能而独特的深刻剖析,并通过深入反思而阐发了不少具有权威性的独到见解。

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留下的《政治遗嘱》于1999年被发现后广为传播。该遗嘱中曾经预言 :苏维埃共产制度将会遇到无法避免的饥荒危机、经济破坏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最终在危机中解体。

回顾历史,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苏、中两国都出现过造成饿死人口数超过当时全国总人口5%的大饥荒──饥荒危机。斯大林、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两国共产制度都在否定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之际,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直至最后苏联解体,多项重大历史事实或事件一再鉴证了这一预言的准确性,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洞察力与预见性。而且上述事实或事件所构成的两国历史轨迹走向,也在明白无误地提示我们 :该遗嘱在某种程度上应同样适用于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由此可见,就预测中共政权终结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确乎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可比性基础。

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之期,不同的研究者方法各异。各种研究方法也各具所长、各有千秋。因此,每一种新方法的探索和尝试,都值得支持与鼓励。

在论及“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时,普列汉诺夫说过一段话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

面对“中共还能保持政权多久?”这一重大历史命题,笔者选用的预测方法主要是跨国历史比较加数据资料分析。对这类预测而言,普列汉诺夫所遵循的“多值效应” 无疑具有其参考价值和可借鉴性。所以笔者尽可能多地选取了苏、中两国编年史上具有可比性的各类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共33个作为预测项目。它们涉及多个不同领域而非单一领域,属“多值”而非“单值”。它们也包括了“客观的”、“主观的”和“偶然的”各类因素 :其中既有客观性较强的事例,也有反思-批判文学潮流(苏联“解冻文学”与中国“伤痕文学”)等主观性表现较为显着的事例,还有显得比较偶然的事例如教宗过境 :1989年,梵蒂冈教宗出访时首度飞越苏联领空,并向戈巴契夫致电问候 ;2014年,梵蒂冈另一教宗出访时首度飞越中国领空,并向习近平致电问候。

预测一个政权的终结期既然涉及年份及数字,也就涉及量化、涉及计算方法及其结果、涉及资料资料及其分析。就这一预测本身而言,最理想的当然莫过于建立数学模型加以演绎推算。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分析过中国历史上决定王朝寿命长短、盛衰兴替的潜在机制(例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1984年)以及其他研究论题。不过,笔者最终还是选取最为简单易懂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 :

一、预测未来较之于分析过去,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建立数学模型的有效性更容易受到各种条件制约从而影响其准确性 ;

二、能较为透彻地读懂数学模型的读者群毕竟有限,所以数学模型比较适宜于学术专著(笔者期待着这类用数学模型分析中共政权寿命的专著问世),而不尽适合于面向更大读者群的评述性文章 ;

三、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曾就普及数学专业知识而赋诗云 :“神奇化易是坦道”。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道至简”、“妙法至易”之类的说法异曲同工,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也较为适合于本文的预测,所以本文还是选用小学生也能理解的简易计算方法。

笔者在预测中运用两种计算方法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相同比例推测法。具体测算举例说明如下 :

  •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实例

具体预测专案 :主办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主办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1年后 (1980年 + 11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08年,北京主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1年后 (2008年 + 11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根据相同年份数(11年)相加,读者可以了解 :就“主办奥运会”这一预测项目(单项)而言,中共政权的终结期为 2019年(当然预测的最终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主办奥运会”这一单项)。“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极其简单易懂,只要会小学水准的整数加法就可以理解,也很便于读者复核、验算,以检验预测的计算是否准确。

[ 据此实例可见,该计算方法是以1980,1991,2008 三项编年史资料作为测算依据,从而测出结果2019(年)。即通过三项已知的编年史资料,得出一项未知的编年史资料。见诸以下实例的另一计算方法,同样以上述三项编年史资料作为测算依据。]

  • 相同比例推测法实例

具体预测专案 :主办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主办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至1980年共6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85.1% ;

63 ÷ 74 = 0.851 = 85.1%

此后1980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共11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14.9%

11 ÷ 74 = 0.149 = 14.9%

2008年,北京主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8年共5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85.1%,即1% 期限相当于0.69年,

59年 ÷ 85.1 = 0.69年

则余下14.9% 期限(即1% 期限的14.9倍)相当于10.3年

0.69年 × 14.9 = 10.3年

即此后10.3年 (2008年 + 10.3 = 2018.3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根据相同比例(14.9%)推测,读者可以了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共政权存在期限应还剩下14.9%,相当于10.3年。就“主办奥运会”这一预测项目(单项)而言,中共政权的终结期为 2019年 (恰好与“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结果巧合。当然预测的最终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主办奥运会”这一单项)。“相同比例推测法”也只需要具有小学数学水准,学过四则运算、小数、百分数就可以读懂预测,复核、验算其结果。换句话说,只要懂得加、减、乘、除,知道0.149等于14.9%就行了。其要求也不算高。

本文第一部分(即本部分)末附有三个列表,为《表一 :中、苏五年计划一览表》、《表二 :中、苏军力发展标志性事件一览表》、《表三 :中、苏航太领域标志性事件一览表》(以下分别简称“表一”、“表二”、“表三”)。清单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把握某一方面或某个领域(经济、军事或航太)的所有预测专案,使之在阅读一系列有关测算的具体资料与细节的同时,依然可有总观全域之便。“表二”、“表三”的内容如标题所示,全部为具有可比性的标志性事例,换言之,全部属于比较的内容。“表一”为两国的五年计划概观,并非全部属于比较的内容。其中“一五”至“七五”相似性比较显着,从中选取的具有可比性的标志性事例(亦即用于比较的内容)较多 ;自“八五”起(或更具体地说,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起)两者的相似性开始弱化,比较内容相对较少。

本文第四部分中有一个清单,为《表四 :两种方法各类预测项目结果(年份)排序表》(以下简称“表四”),主要用于对第二部分的测算结果和第三部分的测算结果及相关资料资料进行分析,以便于阐述两个结果之间的联系或关系。

表一 :中、苏五年计划一览表

苏 联 的 五 年 计 划 中 共 的 五 年 计 划
年 份

及 计 划 序 列

标  志  性  事  件

及  主  要  内  容

年 份

及 计 划 序 列

标  志  性  事  件

及  主  要  内  容

 

1928-1932

第一个五年计划

(简称“一五”)

 

全面实行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强制推行全国农业集体化,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1953-1957

第一个五年计划

(简称“一五”)

 

仿照苏联模式,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以苏联设计的156个大型专案为中心,优先建立重工业体系。农业初步集体化

 

1933-1937

第二个五年计划

(简称“二五”)

 

 

重工业发展压倒一切,迅速建成工业体系。农业集体化完成之际,大饥荒余波尚存

 

 

1958-1962

第二个五年计划

(简称“二五”)

 

 

仿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工业“大跃进”,导致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国民经济崩溃(官方宣称“自然灾害”)。此后1963年至1965年暂缓实行“三五”,以启动核军备发展

 

1938-1942

第三个五年计划

(简称“三五”)

 

 

后期因外患(苏德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国民经济全面转入战时经济。此后1943年至1945年暂缓实行“四五”,以回应战争需求

 

1966-1970

第三个五年计划

(简称“三五”)

 

 

初期起即因内乱(“文化大革命”)而遭到全面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五年计划名存实亡,仅核军备等军事工业尖端部门幸免于难

 

1946-1950

第四个五年计划

(简称“四五”)

 

恢复战争创伤和调整工业结构,积极发展核军备,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农业、轻工业产品普遍短缺

 

1971-1976

第四个五年计划

(简称“四五”)

 

“文革”内乱继续,经济虽略经整顿,但仍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各类民生商品普遍短缺

 

1951-1955

第五个五年计划

(简称“五五”)

 

苏美“冷战”加剧,重工业中的军事工业成为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

 

 

1976-1980

第五个五年计划

(简称“五五”)

 

“文革”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开始“走上正轨”,农村经济改革启动

 

 

1956-1960

第六个五年计划

(简称“六五”)

 

核军备和宇航带动军事工业全面推进。经济改革起步,计划经济略有松动,市场调节机制、人民生活水准等问题提出。经济快速增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81-1985

第六个五年计划

(简称“六五”)

 

逐步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改革开放。农村包产到户,农业“去集体化”。经济特区建立。经济由计划决定逐步转向市场调节,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准问题提出

 

1961-1965

第七个五年计划

(简称“七五”)

 

后期因政变导致改革派人物赫鲁雪夫下台,经济改革终止,重新回归计划经济模式

 

1986-1990

第七个五年计划

(简称“七五”)

 

后期因1989年“六四”事件,改革派人物赵紫阳下台,改革开放终止,重新回归计划经济模式,经济停滞

 

1966-1970

第八个五年计划

(简称“八五”)

 

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计划经济重新主导国民经济,改革全面告停。借“七五”之余力,经济仍然增长

 

1991-1995

第八个五年计划

(简称“八五”)

 

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回升,再度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但政治改革仍遭全面封杀

 

1971-1975

第九个五年计划

(简称“九五”)

 

官方批判“七五”期间宣导的“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面回潮,经济增长开始迟滞

 

1996-2000

第九个五年计划

(简称“九五”)

 

经济增长快速,但各类问题众多,陈云“鸟笼经济”指导思想影响尚在,军事工业高速增长

 

1976-1980

第十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五”)

 

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效率低下和军备竞赛导致超高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陷于停滞

 

2001-2005

第十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五”)

 

市场调节继续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军事工业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整个经济建设都围着国防建设转”

 

1981-1985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一五”)

 

领导人频繁更换,经济发展缓慢,农业、轻工业等民生产品持续短缺。苏联降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2006-2010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一五”)

 

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结构、社会分配、资源、生态环境等负面效应全面显现

 

 

1986-1990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二五”)

 

戈巴契夫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初见成效后即停滞不前,未获预期的成功

 

2011-2015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二五”)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持续高增长已接近尾声,下行趋势前景明显,经济、社会等大量问题突出、尖锐

 

1991(-1995)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三五”)

 

“十三五”的第一年(1991年),苏联宣布解体

 

2016-2020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三五”)

 

2016年为“十三五”的第一年,经济下行趋势全面显现

 

表二 :中、苏军力发展标志性事件一览表

军力发展项目 苏联军力标志性事件及年份 中共军力标志性事件及年份
 

核战略部队

1960年

组建战略火箭军

 

1966年

组建第二炮兵(2015年改编为战略火箭军)

 

原子弹

1949年

在哈萨克共和国塞米巴金斯克试验场,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4年

在新疆自治区罗布泊试验场,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氢弹

1953年

在哈萨克共和国塞米巴金斯克试验场,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7年

在新疆自治区罗布泊试验场,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洲际导弹

1957年

P-7导弹(北约称“SS-6导弹”)在哈萨克共和国拜科努尔航太发射场首次发射(世界军事史上洲际导弹的首次发射)

1980年

东风-5导弹第一次全射程试射(由甘肃省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海域)

 

战略轰炸机

1948年

图-4轰炸机(仿美国B-29轰炸机,图波列夫实验设计局制造)服役

1969年

轰-6轰炸机(仿苏联图-16轰炸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制造)服役

 

导弹核潜艇

 

1961年

659攻击型(北约称“回声级”)导弹核潜艇(红宝石设计局设计、列宁共青团造船厂制造)服役

1974年

091攻击型(“汉级”)导弹核潜艇(渤海造船厂设计制造)服役

 

 

航空母舰

 

1975年

基辅号航空母舰(涅夫斯基设计局设计、莫斯科“速度”机器制造厂建造)服役

 

2012年

辽宁号航空母舰(由前苏联“里加号”即乌克兰“瓦良格号”改装 ;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设计建造、大连造船厂改装)服役

 

表三 :中、苏航太领域标志性事件一览表

航太专案 苏联航太标志性事件及年份 中国航太标志性事件及年份
 

人造卫星

 

1957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载人航太

 

1961年

宇航员(太空人)加加林驾驶“东方1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第一人)

2003年

太空人(宇航员)杨利伟驾驶“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太空人)

 

女宇航员航太

 

1963年

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

2012年

女太空人刘洋与两名男太空人共三人驾驶“神舟9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太空人)

 

太空漫步

 

1965年

飞船“上升2号”将两名宇航员带入太空,其中列昂诺夫出舱进入太空活动(成为人类太空漫步第一人)

2008年

飞船“神舟5号”将三名太空人带入太空,其中翟志刚出舱进入太空活动(成为第一位漫步太空的中国太空人)

 

空间站

 

1971年

空间站“礼炮1号”(人类历史上首个空间站)成功发射运行

2011年

第一个试验型空间站“天宫1号”成功发射运行

 

航天器登月

 

1959年

“月球2号”月球探测器(人类送上月球的第一个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2013年

“嫦娥3号”月球探测器(第一个送上月球的中国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第二部分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

本文33个预测项目分为5个大类(换言之,将33个单项归纳为5个单类):A类 = 政治类(计有5个预测项目);B类 = 经济类(计有10个预测项目);C类 = 综合类(计有5个预测项目);D类 = 军事类(计有7个预测项目);E类 = 航太类(计有6个预测项目)。

需要说明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城市人口比例”两个预测项目,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国情可能应当列入综合类(C类)。但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人口状况依赖和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程度远较其他国家为高,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所以还是一并列入经济类(B类)。

各预测专案详见以下《预测专案目录单》。

  1. A) 预测专案目录单

A类预测项目 (政治类)

[预测项目A1]共产政权建立

[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

[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

[预测项目A5]个人崇拜终结

B类预测项目 (经济类)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

[预测项目B2]五年计划模式终结

[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

[预测项目B5]全国农业集体化

[预测项目B6]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预测项目B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

[预测项目B8]首度市场化经济改革终止

[预测项目B9]城市人口比例

[预测项目B10]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C类预测项目 (综合类)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

[预测项目C2]反思-批判文学潮流

[预测项目C3]诺贝尔和平奖

[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预测项目C5]教宗过境

D类预测项目 (军事类)

[预测项目D1]核战略部队

[预测项目D2]原子弹

[预测项目D3]氢弹

[预测项目D4]洲际导弹

[预测项目D5]战略轰炸机

[预测项目D6]导弹核潜艇

[预测项目D7]航空母舰

E类预测项目 (航太类)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预测项目E2]载人航太

[预测项目E3]女宇航员航太

[预测项目E4]太空漫步

[预测项目E5]空间站

[预测项目E6]航天器登月

  1. B)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之预测

A类预测项目 (政治类) :

[预测项目A1]共产政权建立 :202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

74年后 (1917年 + 74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49年,中共建立其全国性政权。

74年后 (1949年 + 74 = 2023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 :202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列宁于1924年去世,史达林(执政期1924-1953,长达29年)于1953年去世。

两者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 (1924 + 1953) ÷ 2 = 1938.5 ]为1938年或1939年(以1938年为标志年),

53年后 (1938年 + 53 = 1991年) 苏联解体

建政如列宁,执政如史达林,中共“第一代领导”毛泽东(执政期1949-1976,长达27年) 于1976年去世。

53年后 (1976年 + 53 = 202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203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史达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雪夫于1964年下台。

两者执政终结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 (1953 + 1964) ÷ 2 = 1958.5 ]为1958年或1959年(以1958年为标志年)。

33年后 (1958年 + 33 = 1991年) 苏联解体

政治上如史达林,经济上如赫鲁雪夫,中共“第二代领导”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

33年后 (1997年 + 33 = 203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 :202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4年至1939年,苏共“肃反”运动实施党内(兼及党外)大清洗、大处决(1937-1938为巅峰期,标志性年份为1938年)。全党约一半党员遭逮捕,高级干部大部分遭处决。遇难致死、遭迫害、受牵连者总数约为这一时期苏联总人口的10% 。

53年后 (1938年 + 53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66 年至1976年,“文革大革命”期间,中共实施党内大清洗及全国性大迫害(1966-1971为高峰期,标志性年份为1968年)。全党高级干部仅遭大会批斗者就达75%以上。遇难致死、遭迫害、受冲击及株连者总数超过这一时期中国总人口的13% 。

53年后 (1968年 + 53 = 202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5]个人崇拜终结 :201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苏共二十大”)批判、清除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并宣告其终结。

35年后 (1956年 + 35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废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宣告其终结。

35年后 (1978年 + 35 = 2013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B类预测项目 (经济类) :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28年,苏联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确立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端。

63年后 (1928年 + 63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53年,中共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确立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端。

63年后 (1953年 + 63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2]五年计划模式终结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91年,苏联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终结于第十三个五年计划(1991-1995)的第一年(1991年)。

0年后 (1991年 + 0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6年,中共经济五年计划模式或终结于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的第一年 (2016年)。

0年后 (2016年 + 0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201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之后暂缓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两者间有三年“空窗期”(1943-1945,以1943年为标志年),以应对苏德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需求。

48年后 (1943年 + 48 = 1991年) 苏联解体

中共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暂缓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两者间有三年“空窗期”(1963-1965,以1963年为标志年),以启动核军备(及若干军事工业尖端部门)发展。

48年后 (1963年 + 48 = 201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 :201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末,苏联建成其重工业基础体系。

54年后 (1937年 + 54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末,中国建成其重工业基础体系。

54年后 (1957年 + 54 = 201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5]全国农业集体化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高潮年份1930年),苏联全国农业集体化,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

61年后 (1930年 + 61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高潮年份1958年),中国全国农业集体化,农民被迫加入人民公社(1982年至1985年人民公社逐步解散)。

61年后 (1958年 + 61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6]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标志性年份1932年),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因此而饿死的人数超过当时苏联总人口的5% 。

59年后 (1932年 + 59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标志性年份1960年),中共农业集体化以及工业“大跃进”政策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因此而饿死的人数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 。

59年后 (1960年 + 59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3年,苏联设立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975年因苏联农民获得国内居住证而自行取消)。

58年后 (1933年 + 58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58年,中国大陆设立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至今尚未取消)。

58年后 (1958年 + 58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8]首度市场化经济改革终止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第七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苏联于1956年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因改革派政治人物赫鲁雪夫1964年下台而暂告终止。

27年后 (1964年 + 27 = 1991年) 苏联解体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中国于1979年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因改革派政治人物赵紫阳1989年下台而暂告终止。

27年后 (1989年 + 27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9]城市人口比例 :204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30年后 (1961年 + 30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30年后 (2012年 + 30 = 2042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10]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4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期间,苏联约于195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约于1983年回落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32年后 (1959年 + 32 = 1991年) 苏联解体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期间,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2年后 (2010年 + 32 = 2042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C类预测项目 (综合类) :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 :201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9年,莫斯科电视中心(苏联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播出节目(1941年起因苏德战争而停播,战后1945年恢复正常播出)。

52年后 (1939年 + 52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即CCTV的前身 ;现北京电视台成立于1979年)正式播出节目(1967年曾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而一度停播)。

52年后 (1958年 + 52 = 201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2]反思-批判文学潮流 :201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以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其中第一部1954年发表)为先导及标志,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反思、批判史达林时期各种违反、践踏人性的社会现象为主要内容和创作主题,在苏联文坛形成“解冻文学”潮流。

37年后 (1954年 + 37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发表)为先导及标志,以揭露、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性的摧残、扼杀,追求思想解放,打破精神枷锁为主要内容和创作主题,在中国文坛形成“伤痕文学”潮流。

37年后 (1978年 + 37 = 2015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3]诺贝尔和平奖 :202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5年,萨哈罗夫(苏联核子物理科学家、人权活动家、“苏联氢弹之父”)于苏联本国境内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此后1990年,苏联总统兼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民主化改革政治家、“新思维”理论提出者戈巴契夫,亦于苏联本国境内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

16年后 (1975年 + 16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0年,刘晓波(中国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执笔人)于中国本国境内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此前1989年,藏传佛教大师、宗教事务活动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曾于中国本国境外的印度境内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

16年后 (2010年 + 16 = 202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80年,莫斯科主办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1年后 (1980年 + 11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08年,北京主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1年后 (2008年 + 11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5]教宗过境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89年,梵蒂冈教宗让·保罗二世出访韩国时,首度乘坐飞机途经苏联领空,并在机上向戈巴契夫致电问候。

2年后 (1989年 + 2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4年,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出访韩国时,首度乘坐飞机途经中国领空,并在机上向习近平致电问候。

2年后 (2014年 + 2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D类预测项目 (军事类) :

[预测项目D1]核战略部队 :199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0年,苏联军队组建战略火箭军。

31年后 (1960年 + 31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66年,中共军队组建第二炮兵(2015年改编为战略火箭军)。

31年后 (1966年 + 31 = 199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2]原子弹 :200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49年,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塞米巴金斯克试验场,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42年后 (1949年 + 42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64年,在新疆自治区罗布泊试验场,中共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42年后 (1964年 + 42 = 200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3]氢弹 :200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3年,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塞米巴金斯克试验场,苏联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38年后 (1953年 + 38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67年,在新疆自治区罗布泊试验场,中共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38年后 (1967年 + 38 = 2005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4]洲际导弹 :201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7年,苏联军队P-7导弹(北约称“SS-6导弹”)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拜科努尔航太发射场首次发射。

34年后 (1957年 + 34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80年,中共军队东风-5导弹第一次全射程试射(由甘肃省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海域)。

34年后 (1980年 + 34 = 201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5]战略轰炸机 :201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48年,苏联军队图-4轰炸机(仿美国B-29轰炸机,图波列夫实验设计局制造)服役。

43年后 (1948年 + 43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69年,中共军队轰-6轰炸机(仿苏联图-16轰炸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制造)服役。

43年后 (1969年 + 43 = 2012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6]导弹核潜艇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军队659攻击型(北约称“回声级”)导弹核潜艇(红宝石设计局设计、列宁共青团造船厂制造)服役。

30年后 (1961年 + 30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74年,中共军队091攻击型(“汉级”)导弹核潜艇(渤海造船厂设计制造)服役。

30年后 (1974年 + 30 = 200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7]航空母舰 :2028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5年,苏联军队“基辅号”航空母舰(涅夫斯基设计局设计、莫斯科“速度”机器制造厂建造)服役。

16年后 (1975年 + 16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2年,中共军队“辽宁号”航空母舰(由前苏联“里加号”即乌克兰“瓦良格号”改装 ;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设计建造、大连造船厂改装)服役。

16年后 (2012年 + 16 = 2028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E类预测项目 (航太类) :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34年后 (1957年 + 34 = 1991年) 苏联解体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34年后 (1970年 + 34 = 200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2]载人航太 :203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宇航员(太空人)加加林驾驶“东方1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第一人)。

30年后 (1961年 + 30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03年,中国太空人(宇航员)杨利伟驾驶“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太空人)。

30年后 (2003年 + 30 = 2033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3]女宇航员航太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3年,苏联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

28年后 (1963年 + 28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2年,中国女太空人刘洋与两名中国男太空人共三人驾驶“神舟9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太空人)。

28年后 (2012年 + 28 = 204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4]太空漫步 :203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5年,苏联飞船“上升2号”将两名宇航员带入太空,其中列昂诺夫出舱进入太空活动(成为人类太空漫步第一人)。

26年后 (1965年 + 26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08年,中国飞船“神舟5号”将三名太空人带入太空,其中翟志刚出舱进入太空活动(成为第一位漫步太空的中国太空人)。

26年后 (2008年 + 26 = 203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5]空间站 :203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1年,苏联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人类历史上首个空间站)成功发射运行(6个月后返回地球表面时坠毁)。

20年后 (1971年 + 20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1年,中国第一个试验型空间站“天宫1号”成功发射运行。

20年后 (2011年 + 20 = 203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6]航天器登月 :204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9年,苏联“月球2号”月球探测器(人类送上月球的第一个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32年后 (1959年 + 32 = 1991年) 苏联解体

2013年,中国“嫦娥3号”月球探测器(第一个送上月球的中国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32年后 (2013年 + 32 = 2045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1. C)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之预测结果

A类预测项目 (政治类)

[预测项目A1]共产政权建立 :202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202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203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 :202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5]个人崇拜终结 :201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政治类预测项目合计 :

A1 + A2 + A3 + A4 + A5 = 10116 ;

(2023 + 2029 + 2030 + 2021 + 2013) ÷ 5

= 10116 ÷ 5 = 2023.2 (2024年)

B类预测项目 (经济类)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2]五年计划模式终结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201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 :201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5]全国农业集体化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6]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8]首度市场化经济改革终止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9]城市人口比例 :204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10]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4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经济类预测专案合计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B8 + B9 + B10 = 20208 ;

(2016 + 2016 + 2011 + 2011 + 2019 + 2019 + 2016 + 2016 + 2042 + 2042) ÷ 10

= 20208 ÷ 10 = 2020.8 (2021年)

C类预测项目 (综合类)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 :201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2]反思-批判文学潮流 :201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3]诺贝尔和平奖 :202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5]教宗过境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综合类预测专案合计 :

C1 + C2 + C3 + C4 + C5 = 10086 ;

(2010 + 2015 + 2026 + 2019 + 2016) ÷ 5

= 10086 ÷ 5 = 2017.2 (2018年)

D类预测项目 (军事类)

[预测项目D1]核战略部队 :199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2]原子弹 :200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3]氢弹 :200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4]洲际导弹 :201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5]战略轰炸机 :201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6]导弹核潜艇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7]航空母舰 :2028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军事类预测项目合计 :

D1 + D2 + D3 + D4 + D5 + D6 + D7 = 14066 ;

(1997 + 2006 + 2005 + 2014 + 2012 + 2004 + 2028) ÷ 7

= 14066 ÷ 7 = 2009.4 (2010年)

E类预测项目 (航太类)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2]载人航太 :203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3]女宇航员航太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4]太空漫步 :203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5]空间站 :203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6]航天器登月 :204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航太类预测项目合计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 12187 ;

(2004 + 2033 + 2040 + 2034 + 2031 + 2045) ÷ 6

= 12187 ÷ 6 = 2031.2 (2032年)

各类预测项目 (A类、B类、C类、D类、E类) 总计 :

(10116 + 20208 + 10086 + 14066 + 12187) ÷ (5 + 10 + 5 + 7 + 6)

= 66663 ÷ 33 = 2020.1 (2021年)

根据“相同年份数相加法”之预测,先求得33个预测专案的单项资料,再得出它们的平均数即平均值2020.1,约等于2021。我们由此得到运用该方法测算的结果 :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为2021年。换言之,中共政权或将终结于2021年前后。

第三部分    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已经运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了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在第三部分(即本部分)中,我们将采用另一种方法──相同比例推测法──来预估或测出中共政权的终结年份。同时,我们也将同样依照《预测专案目录单》(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起始处)内的顺序,来依次处理、逐一测算其5个大类(单类)的33个预测项目(单项)。

  1. A) 相同比例推测法之预测

A类预测项目 (政治类) :

[预测项目A1]共产政权建立 :202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

苏共建政(1917年)至苏联解体(1991年)共74年,经100% 期限(74年)之后苏联解体

1949年,中共建立其全国性政权。

设中共政权存在期限亦为74年(100% 期限),

1949年 + 74 = 2023年

则2023年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 :204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列宁于1924年去世,史达林于1953年去世。两者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 (1924 + 1953) ÷ 2 = 1938.5 ]为1938年或1939年(以1938年为标志年)。

1917年至1938年共2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8.4% ;

21 ÷ 74 = 0.284 = 28.4%

此后1938年至1991年共5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1.6%

53 ÷ 74 = 0.716 = 71.6%

建政如列宁,执政及执政期长如史达林,中共“第一代领导”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6年共27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8.4% ,即1% 期限相当于0.95年,

27年 ÷ 28.4 = 0.95年

则余下71.6% 期限(即1% 期限的71.6倍)相当于68.1年

0.95年 × 71.6 = 68.1年

即此后68.1年 (1976年 + 68.1 = 2044.1 = 2045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203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雪夫于1964年下台。两者执政终结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 (1953 + 1964) ÷ 2 = 1958.5 ]为1958年或1959年(以1958年为标志年)。

1917年至1958年共4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5.4% ;

41 ÷ 74 = 0.554 = 55.4%

此后1958年至1991年共3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4.6%

33 ÷ 74 = 0.446 = 44.6%

政治上如史达林,经济上如赫鲁雪夫,中共“第二代领导”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97年共48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5.4% ,即1% 期限相当于0.87年,

48年 ÷ 55.4 = 0.87年

则余下44.6% 期限(即1% 期限的44.6倍)相当于38.6年

0.87年 × 44.6 = 38.6年

即此后38.6年 (1997年 + 38.6 = 2035.6 = 203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4年至1939年,苏共“肃反”运动实施党内(兼及党外)大清洗、大处决(1937-193为巅峰期,标志性年份为1938年)。遇难致死、遭迫害、受牵连者约为这一时期苏联总人口的10% 。

1917年至1938年共2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8.4% ;

21 ÷ 74 = 0.284 = 28.4%

此后1938年至1991年共5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1.6%

53 ÷ 74 = 0.716 = 71.6%

1966 年至1976年,“文革大革命”期间,中共实施党内大清洗及全国性大迫害(1966-1971为高峰期,标志性年份为1968年)。遇难致死、遭迫害、受冲击及株连者超过这一时期中国总人口的13% 。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8年共1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8.4%,即1% 期限相当于0.67年,

19年 ÷ 28.4 = 0.67年

则余下71.6% 期限(即1% 期限的71.6倍)相当于47.9年

0.67年 × 71.6 = 47.9年

即此后47.9年 (1968年 + 47.9 = 2015.9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A5]个人崇拜终结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批判、清除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并宣告其终结。

1917年至1956年共39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2.7% ;

39 ÷ 74 = 0.527 = 52.7%

此后1956年至1991年共35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7.3 %

35 ÷ 74 = 0.473 = 47.3 %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废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宣告其终结。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8年共2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2.7% ,即1% 期限相当于0.55年,

29年 ÷ 52.7 = 0.55年

则余下47.3 % 期限(即1% 期限的47.3倍)相当于26.0年

0.55年 × 47.3 = 26.0年

即此后26.0年 (1978年 + 26.0 = 2004.0 = 200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B类预测项目 (经济类) :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 :197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28年,苏联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确立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端。

1917年至1928年共1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14.9% ;

11 ÷ 74 = 0.149 = 14.9%

此后1928年至1991年共6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85.1%

63 ÷ 74 = 0.851 = 85.1%

1953年,中共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确立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端。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53年共4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14.9% ,即1% 期限相当于0.27年,

4年 ÷ 14.9 = 0.27年

则余下85.1% 期限(即1% 期限的85.1倍)相当于22.8年

0.27年 × 85.1 = 22. 8年

即此后22.8年 (1953年 + 22.8 = 1975.8 = 197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2]五年计划模式终结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苏联经济五年计划模式终结于第十三个五年计划(1991-1995)的第一年(1991年)。

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的100% 处于“十三五”预计的第二年(1992年)之前。

中共经济五年计划模式开启至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的第一年(2016年)。

设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100% 处于“十三五”预计的第二年(2017年)之前,则2016年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198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之后暂缓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两者间有三年“空窗期”(1943-1945,以1943年为标志年),以应对苏德战争的战时经济需求。

1917年至1943年共26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35.1% ;

26 ÷ 74 = 0.351 = 35.1%

此后1943年至1991年共48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64.9%

48 ÷ 74 = 0.649 = 64.9%

中共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暂缓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两者间有三年“空窗期”(1963-1965,以1963年为标志年),以启动核军备等军工部门发展。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3年共14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35.1%,即1% 期限相当于0.39年,

14年 ÷ 35.1 = 0.39年

则余下64.9% 期限(即1% 期限的64.9倍)相当于25.8年

0.39年 × 64.9 = 25.8年

即此后25.8年 (1963年 + 25.8 = 1988.8 = 198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 :197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末,苏联建成其重工业基础体系。

1917年至1937年共20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7.0% ;

20 ÷ 74 = 0.270 = 27.0%

此后1937年至1991年共54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3.0%

54 ÷ 74 = 0.730 = 73.0%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末,中国建成其重工业基础体系。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57年共8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7.0%,即1% 期限相当于0.29年,

8年 ÷ 27.0 = 0.29年

则余下73.0% 期限(即1% 期限的73.0倍)相当于21.6年

0.29年 × 73.0 = 21.6年

即此后21.6年 (1957年 + 21.6 = 1978.6 = 197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5]全国农业集体化 :200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全国农业集体化(高潮年份1930年),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

1917年至1930年共1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17.6% ;

13 ÷ 74 = 0.176 = 17.6%

此后1930年至1991年共6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82.4%

61 ÷ 74 = 0.824 = 82.4%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全国农业集体化(高潮年份1958年),农民被迫加入人民公社。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58年共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17.6%,即1% 期限相当于0.51年,

9年 ÷ 17.6 = 0.51年

则余下82.4% 期限(即1% 期限的82.4倍)相当于42.1年

0.51年 × 82.4 = 42.1年

即此后42.1年 (1958年 + 42.1 = 2000.1 = 200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6]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标志性年份1932年),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因此而饿死的人数超过当时苏联总人口的5% 。

1917年至1932年共15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0.3% ;

15 ÷ 74 = 0.203 = 20.3%

此后1932年至1991年共59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9.7%

59 ÷ 74 = 0.797 = 79.7%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标志性年份1960年),中共农业集体化以及工业“大跃进”政策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因此而饿死的人数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 。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0年共11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0.3%,即1% 期限相当于0.54年,

11年 ÷ 20.3 = 0.54年

则余下79.7% 期限(即1% 期限的79.7倍)相当于43.2年

0.54年 × 79.7 = 43.2年

即此后43.2年 (1960年 + 43.2 = 2003.2 = 200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 :199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3年,苏联设立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975年取消)。

1917年至1933年共16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1.6% ;

16 ÷ 74 = 0. 216 = 21.6%

此后1933年至1991年共58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8.4%

58 ÷ 74 = 0. 784 = 78.4%

1958年,中国大陆设立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至今尚未取消)。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58年共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1.6%,即1% 期限相当于0.42年,

9年 ÷ 21.6 = 0.42年

则余下78.4% 期限(即1% 期限的78.4倍)相当于32.7年

0.42年 × 78.4 = 32.7年

即此后32.7年 (1958年 + 32.7 = 1990.7 = 199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8]首度市场化经济改革终止 :201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第七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苏联于1956年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因改革派政治人物赫鲁雪夫1964年下台而暂告终止。

1917年至1964年共47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63.5% ;

47 ÷ 74 = 0.635 = 63.5%

此后1964年至1991年共27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36.5%

27 ÷ 74 = 0.365 = 36.5%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中国于1979年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因改革派政治人物赵紫阳1989年下台而暂告终止。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89年共40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63.5%,即1% 期限相当于0.63年,

40年 ÷ 63.5 = 0.63年

则余下36.5% 期限(即1% 期限的36.5倍)相当于22.9年

0.63年 × 36.5 = 22.9年

即此后22.9年 (1989年 + 22.9 = 2011.9 = 2012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9]城市人口比例 :205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1917年至1961年共44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9.5% ;

44 ÷ 74 = 0.595 = 59.5%

此后1961年至1991年共30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0.5%

30 ÷ 74 = 0.405 = 40.5%

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2年共63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9.5%,即1% 期限相当于1.06年,

63年 ÷ 59.5 = 1.06年

则余下40.5% 期限(即1% 期限的40.5倍)相当于42.9年

1.06年 × 40.5 = 42.9年

即此后42.9年 (2012年 + 42.9 = 2054.9 = 2055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B10]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5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期间,苏联约于195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约于1983年回落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917年至1959年共4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6.8% ;

42 ÷ 74 = 0.568 = 56.8%

此后1959年至1991年共3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3.2%

32 ÷ 74 = 0.432 = 43.2%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期间,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0年共61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6.8%,即1% 期限相当于1.07年,

61年 ÷ 56.8 = 1.07年

则余下43.2% 期限(即1% 期限的43.2倍)相当于46.4年

1.07年 × 43.2 = 46.4年

即此后46.4年 (2010年 + 46.4 = 2056.4 = 205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C类预测项目 (综合类) :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 :198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39年,莫斯科电视中心(苏联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播出节目。

1917年至1939年共2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29.7% ;

22 ÷ 74 = 0.297 = 29.7%

此后1939年至1991年共5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的70.3%

52 ÷ 74 = 0.703 = 70.3%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即CCTV的前身)正式播出节目。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58年共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29.7%,即1% 期限相当于0.30年,

9年 ÷ 29.7 = 0.30年

则余下70.3% 期限(即1% 期限的70.3倍)相当于21.3年

0.30年 × 70.3 = 21.3年

即此后21.3年 (1958年 + 21.3 = 1979.3 = 198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2]反思-批判文学潮流 :200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以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其中第一部1954年发表)为标志,在苏联文坛形成“解冻文学”潮流。

1917年至1954年共37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0.0% ;

37 ÷ 74 = 0.500 = 50.0%

此后1954年至1991年共37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50.0%

37 ÷ 74 = 0.500 = 50.0%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发表)为先导,在中国文坛形成“伤痕文学”潮流。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8年共2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0.0%,即1% 期限相当于0.58年,

29年 ÷ 50.0 = 0.58年

则余下50.0% 期限(即1% 期限的50.0倍)相当于29.0年

0.58年 × 50.0 = 29.0年

即此后29.0年 (1978年 + 29.0 = 2007.0 = 200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3]诺贝尔和平奖 :202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5年,萨哈罗夫(苏联核子物理科学家、人权活动家、“苏联氢弹之父”)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17年至1975年共58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78.4% ;

58 ÷ 74 = 0.784 = 78.4%

此后1975年至1991年共16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21.6%

16 ÷ 74 = 0.216 = 21.6%

2010年,刘晓波(中国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执笔人)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0年共61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78.4%,即1% 期限相当于0.78年,

61年 ÷ 78.4 = 0.78年

则余下21.6% 期限(即1% 期限的21.6倍)相当于16.8年

0.78年 × 21.6 = 16.8年

即此后16.8年 (2010年 + 16.8 = 2026.8 = 202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80年,莫斯科主办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7年至1980年共6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85.1% ;

63 ÷ 74 = 0.851 = 85.1%

此后1980年至1991年共11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14.9%

11 ÷ 74 = 0.149 = 14.9%

2008年,北京主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8年共5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85.1%,即1% 期限相当于0.69年,

59年 ÷ 85.1 = 0.69年

则余下14.9% 期限(即1% 期限的14.9倍)相当于10.3年

0.69年 × 14.9 = 10.3年

即此后10.3年 (2008年 + 10.3 = 2018.3 = 201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C5]教宗过境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89年,梵蒂冈教宗让·保罗二世出访韩国时,首度乘坐飞机途经苏联领空,并在机上向戈巴契夫致电问候。

1917年至1989年共7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97.3% ;

72 ÷ 74 = 0.973 = 97.3%

此后1989年至1991年共2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2.7%

2 ÷ 74 = 0.027 = 2.7%

2014年,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出访韩国时,首度乘坐飞机途经中国领空,并在机上向习近平致电问候。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4年共65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97.3%,即1% 期限相当于0.67年,

65年 ÷ 97.3 = 0.67年

则余下2.7% 期限(即1% 期限的2.7倍)相当于1.8年

0.67年 × 2.7 = 1.8年

即此后1.8年 (2014年 + 1.8 = 2015.8 = 201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D类预测项目 (军事类) :

[预测项目D1]核战略部队 :197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0年,苏联军队组建战略火箭军。

1917年至1960年共43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8.1% ;

43 ÷ 74 = 0.581 = 58.1%

此后1960年至1991年共31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1.9%

31 ÷ 74 = 0.419 = 41.9%

1966年,中共军队组建第二炮兵(2015年改编为战略火箭军)。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6年共17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8.1%,即1% 期限相当于0.29年,

17年 ÷ 58.1 = 0.29年

则余下41.9% 期限(即1% 期限的41.9倍)相当于12.3年

0.29年 × 41.9 = 12.3年

即此后12.3年 (1966年 + 12.3 = 1978.3 = 1979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2]原子弹 :198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17年至1949年共3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43.2% ;

32 ÷ 74 = 0.432 = 43.2%

此后1949年至1991年共42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56.8%

42 ÷ 74 = 0.568 = 56.8%

1964年,中共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4年共15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43.2%,即1% 期限相当于0.35年,

15年 ÷ 43.2 = 0.35年

则余下56.8% 期限(即1% 期限的56.8倍)相当于19.7年

0.35年 × 56.8 = 19.7年

即此后19.7年 (1964年 + 19.7 = 1983.7 = 198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3]氢弹 :198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3年,苏联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17年至1953年共36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48.6% ;

36 ÷ 74 = 0.486 = 48.6%

此后1953年至1991年共38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51.4%

38 ÷ 74 = 0.514 = 51.4%

1967年,中共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7年共18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48.6%,即1% 期限相当于0.37年,

18年 ÷ 48.6 = 0.37年

则余下51.4% 期限(即1% 期限的51.4倍)相当于19.0年

0.37年 × 51.4 = 19.0年

即此后19.0年 (1967年 + 19.0 = 1986.0 = 1986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4]洲际导弹 :200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7年,苏联军队P-7洲际导弹(北约称“SS-6导弹”)首次发射。

1917年至1957年共40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4.1% ;

40 ÷ 74 = 0.541 = 54.1%

此后1957年至1991年共34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5.9%

34 ÷ 74 = 0.459 = 45.9%

1980年,中共军队东风-5洲际导弹第一次全射程试射。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80年共31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4.1%,即1% 期限相当于0.57年,

31年 ÷ 54.1 = 0.57年

则余下45.9% 期限(即1% 期限的45.9倍)相当于26.3年

0.57年 × 45.9 = 26.3年

即此后26.3年 (1980年 + 26.3 = 2006.3 = 200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5]战略轰炸机 :199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48年,苏联军队图-4战略轰炸机服役。

1917年至1948年共31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41.9% ;

31 ÷ 74 = 0.419 = 41.9%

此后1948年至1991年共43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58.1%

43 ÷ 74 = 0.581 = 58.1%

1969年,中共军队轰-6战略轰炸机服役。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69年共20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41.9%,即1% 期限相当于0.48年,

20年 ÷ 41.9 = 0.48年

则余下58.1% 期限(即1% 期限的58.1倍)相当于27.7年

0.48年 × 58.1 = 27.7年

即此后27.7年 (1969年 + 27.7 = 1996.7 = 1997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6]导弹核潜艇 :199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军队659攻击型(北约称“回声级”)导弹核潜艇服役。

1917年至1961年共44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9.5% ;

44 ÷ 74 = 0.595 = 59.5%

此后1961年至1991年共30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0.5%

30 ÷ 74 = 0.405 = 40.5%

1974年,中共军队091攻击型(“汉级”)导弹核潜艇服役。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4年共25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9.5%,即1% 期限相当于0.42年,

25年 ÷ 59.5 = 0.42年

则余下40.5% 期限(即1% 期限的40.5倍)相当于17.0年

0.42年 × 40.5 = 17.0年

即此后17.0年 (1974年 + 17.0 = 1991.0 = 199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D7]航空母舰 :203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5年,苏联军队“基辅号”航空母舰服役。

1917年至1975年共58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78.4% ;

58 ÷ 74 = 0.784 = 78.4%

此后1975年至1991年共16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21.6%

16 ÷ 74 = 0.216 = 21.6%

2012年,中共军队“辽宁号”航空母舰服役。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2年共63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78.4%,即1% 期限相当于0.80年,

63年 ÷ 78.4 = 0.80年

则余下21.6% 期限(即1% 期限的21.6倍)相当于17.4年

0.80年 × 21.6 = 17.4年

即此后17.4年 (2012年 + 17.4 = 2029.4 = 203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E类预测项目 (航太类) :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1988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成功。

1917年至1957年共40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4.1% ;

40 ÷ 74 = 0.541 = 54.1%

此后1957年至1991年共34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5.9%

34 ÷ 74 = 0.459 = 45.9%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0年共21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4.1%,即1% 期限相当于0.39年,

21年 ÷ 54.1 = 0.39年

则余下45.9% 期限(即1% 期限的45.9倍)相当于17.8年

0.39年 × 45.9 = 17.8年

即此后17.8年 (1970年 + 17.8 = 1987.8 = 1988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2]载人航太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东方1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飞行。

1917年至1961年共44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9.5% ;

44 ÷ 74 = 0.595 = 59.5%

此后1961年至1991年共30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0.5%

30 ÷ 74 = 0.405 = 40.5%

2003年,中国太空人(杨利伟驾驶“神舟5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飞行。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3年共54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9.5%,即1% 期限相当于0.91年,

54年 ÷ 59.5 = 0.91年

则余下40.5% 期限(即1% 期限的40.5倍)相当于36.8年

0.91年 × 40.5 = 36.8年

即此后36.8年 (2003年 + 36.8 = 2039.8 = 204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3]女宇航员航太 :205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3年,苏联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飞行。

1917年至1963年共46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62.2% ;

46 ÷ 74 = 0.622 = 62.2%

此后1963年至1991年共28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37.8%

28 ÷ 74 = 0.378 = 37.8%

2012年,中国女太空人(刘洋与两名中国男太空人共三人驾驶“神舟9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飞行。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2年共63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62.2%,即1% 期限相当于1.01年,

63年 ÷ 62.2 = 1.01年

则余下37.8% 期限(即1% 期限的37.8倍)相当于38.3年

1.01年 × 37.8 = 38.3年

即此后38.3年 (2012年 + 38.3 = 2050.3 = 2051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4]太空漫步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65年,苏联飞船“上升2号”太空飞行期间,两名宇航员之一列昂诺夫首次出舱进入太空活动。

1917年至1965年共48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64.9% ;

48 ÷ 74 = 0.649 = 64.9%

此后1965年至1991年共26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35.1%

26 ÷ 74 = 0.351 = 35.1%

2008年,中国飞船“神舟5号”太空飞行期间,三名太空人之一翟志刚首次出舱进入太空活动。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8年共59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64.9%,即1% 期限相当于0.91年,

59年 ÷ 64.9 = 0.91年

则余下35.1% 期限(即1% 期限的35.1倍)相当于31.9年

0.91年 × 35.1 = 31.9年

即此后31.9年 (2008年 + 31.9 = 2039.9 = 2040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5]空间站 :203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71年,苏联空间站“礼炮1号”成功发射运行。

1917年至1971年共54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73.0% ;

54 ÷ 74 = 0.730 = 73.0%

此后1971年至1991年共20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27.0%

20 ÷ 74 = 0.270 = 27.0%

2011年,中国第一个试验型空间站“天宫1号”成功发射运行。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1年共62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73.0%,即1% 期限相当于0.85年,

62年 ÷ 73.0 = 0.85年

则余下27.0% 期限(即1% 期限的27.0倍)相当于22.9年

0.85年 × 27.0 = 22.9年

即此后22.9年 (2011年 + 22.9 = 2033.9 = 2034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预测项目E6]航天器登月 :206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1959年,苏联“月球2号”月球探测器(人类送上月球的第一个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1917年至1959年共42年,为苏联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56.8% ;

42 ÷ 74 = 0.568 = 56.8%

此后1959年至1991年共32年,则为苏联存在期限的43.2%

32 ÷ 74 = 0.432 = 43.2%

2013年,中国“嫦娥3号”月球探测器(第一个送上月球的中国航天器)在月球成功着陆。

设1949年中共建政至2013年共64年为中共政权存在期限的56.8%,即1% 期限相当于1.13年,

64年 ÷ 56.8 = 1.13年

则余下43.2% 期限(即1% 期限的43.2倍)相当于48.7年

1.13年 × 43.2 = 48.7年

即此后48.7年 (2013年 + 48.7 = 2061.7 = 2062年) 中共政权或终结

  1. B) 相同比例推测法之预测结果

A类预测项目 (政治类)

[预测项目A1]共产政权建立 :2023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 :204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203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A5]个人崇拜终结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政治类预测项目合计 :

A1 + A2 + A3 + A4 + A5 = 10124 ;

(2023 + 2045 + 2036 + 2016 + 2004) ÷ 5

= 10124 ÷ 5 = 2024.8 (2025年)

B类预测项目 (经济类)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 :197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2]五年计划模式终结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198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 :197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5]全国农业集体化 :200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6]全国性农村大饥荒 :200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立 :199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8]首度市场化经济改革终止 :201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9]城市人口比例 :2055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B10]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5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经济类预测专案合计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B8 + B9 + B10 = 20080 ;

(1976 + 2016 + 1989 + 1979 + 2001 + 2004 + 1991 + 2012 + 2055 + 2057) ÷ 10

= 20080 ÷ 10 = 2008 (2008年)

C类预测项目 (综合类)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 :1980年 (中共政权终结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2]反思-批判文学潮流 :200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3]诺贝尔和平奖 :202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201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C5]教宗过境 :201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综合类预测专案合计 :

C1 + C2 + C3 + C4 + C5 = 10049 ;

(1980 + 2007 + 2027 + 2019 + 2016) ÷ 5

= 10049 ÷ 5 = 2009.8 (2010年)

D类预测项目 (军事类)

[预测项目D1]核战略部队 :1979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2]原子弹 :198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3]氢弹 :1986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4]洲际导弹 :200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5]战略轰炸机 :1997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6]导弹核潜艇 :199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D7]航空母舰 :203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军事类预测项目合计 :

D1 + D2 + D3 + D4 + D5 + D6 + D7 = 13974 ;

(1979 + 1984 + 1986 + 2007 + 1997 + 1991 + 2030) ÷ 7

= 13974 ÷ 7 = 1996.2 (1997年)

E类预测项目 (航太类)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1988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2]载人航太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3]女宇航员航太 :2051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4]太空漫步 :2040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5]空间站 :2034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预测项目E6]航天器登月 :2062年 (中共政权终结单项预测年份)

航太类预测项目合计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 12215 ;

(1988 + 2040 + 2051 + 2040 + 2034 + 2062) ÷ 6

= 12215 ÷ 6 = 2035.8 (2036年)

各类预测项目 (A类、B类、C类、D类、E类) 总计 :

(10124 + 20080 + 10049 + 13974 + 12215) ÷ (5 + 10 + 5 + 7 + 6)

= 66442 ÷ 33 = 2013.3 (2014年)

根据“相同比例推测法”之预测,先求得33个预测专案的单项资料,再得出它们的平均数即平均值约2014。我们由此得到运用该方法测算的结果 :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为2014年。换言之,中共政权或将终结于2014年前后。

那么,怎么具体分析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得出的“2021年(前后)”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得出的“2014年(前后)”这两个测算结果呢?尤其是2014年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测算结果还有效、还能成立吗?两个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或联系?笔者对此有几种不同的分析解读,并且将它们按从对中共政权相对最有利到相对最不利的顺序加以排列,在以下的第四部分中逐一介绍、分析与阐述。

第四部分    有关说明与预测结果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中所测算出的结果是 :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21年前后 ;本文第三部分《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中所测算出的结果是 :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4年前后。在第四部分(即本部分)中,笔者将对两者作出具体分析及有关说明。

  1. A) 关于方法、结果及若干规律

可能会有读者对这种用数位、资料或资料资料来预测未来的方法不以为然。其实,现代很多预测(包括20世纪兴起的新学科──未来学的预测)都广泛使用资料和资料资料。中国及各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运用数位或资料以预测未来或印证预言的方法。即使在中国现、当代政治中也有这方面的实例。

中共官方近年来披露的不少内容佐证了以下传闻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将守卫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命名为“8341部队”,是因为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问卦于一位道士时,道士给出了两个数字 :83和41。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人们才恍然发现这两个数字(或数据)的预言性含义 :毛享年83岁,实际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达41年(自1935年遵义会议起算)。当然,也有人解读为 :毛享年83岁去世后,他建立的中共政权还能持续41年 (1976年 + 41 = 2017年)。

可见,哪怕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有时也可能是相当说明问题的。何况本文上述两个测算结果均出自标志性事件或史实,而这些客观存在又涉及并横跨了多个不同领域,绝非随心所欲之所能杜撰编造。所以将它们的“编年史数据”用于预测,有着逻辑上的合理性。

也许还有读者希望在了解本文上述两个测算结果之间关系或联系之前,首先了解一下“相同年份数相加法”与“相同比例推测法”这两个测算方法之间关系或联系。对此稍作了解,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下文。

我们已经知道,“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是将苏联历史上某事件或事例的发生年份直到苏联的解体年份(1991年)两者之间的年份数,加之于另一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历史上的同类事件或事例之后,从而推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这一方法可谓“事件后”测算法,因为它不涉及“事件前”。

以“[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为例,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了40年,而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中共政权只存在了21年。40年比之21年,时间上几乎翻了一番,但两者都属于“事件前”,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一差别并不涉及或影响到测算结果。

“相同比例推测法”则既要顾及“事件后”,又要兼顾“事件前”。因为它测算“事件后”的依据“相同比例”出自“事件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所以它其实应该视作“事件后 + 事件前”测算法。显而易见,40年与21年这两个“事件前”年份数的差别,会显着影响到测算结果。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 ” 这一单项预测中共政权终结的或然年份,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出的结果为2004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为1988年。两种测算方法得出的结果相差16年,可见两者差别之大。而其中差别最大的三个预测单项则分别为 :

“[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算出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0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则为1980年。两者相差30年!

“[预测项目B4]重工业体系建成”: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算出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1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则为1979年。两者相差32年!

“[预测项目B1]五年计划模式确立”: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算出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6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则为1976年。两者相差竟达40年!

当然也存在一些两者差别小的甚至相同的单项测算结果,如本文第一部分就曾提及的“[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两个测算方法之间的区别或差别,除了涉及“事件后”、“事件前”等的年代学(历史学分支学科之一)因素以外,还涉及数学因素。因为“相同年份数”只着眼于年份数,“相同比例”则要在取得年份数后再推导或换算成百分数。从数学角度看,年份数为“绝对值数据”,百分数则属于“相对值资料”。这是两者之间的又一不同之处。

中国古人云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这两个方法的差别之大,岂止于“毫厘”之十倍、几十倍!然而它们得出的最终结果(由各类预测项目总计得出的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2021年和2014年──则只有7年之差,可以说相当接近。这是否有历史规律作用于其中而使然呢?

如果说7年之差所能说明的问题毕竟还是有限的,那么各类预测结果的(按年份)排列顺序(见以下表四)则多少有点儿意味深长了。

表四 :两种方法各类预测项目结果(年份)排序表

相 同 年 份 数 相 加 法 相 同 比 例 推 测 法
年份排序 预测项目类别 中共政权终结

单类预测年份

年份排序 预测项目类别 中共政权终结

单类预测年份

1 军事类 (D类) 2010年 1 军事类 (D类) 1997年
2 综合类 (C类) 2018年 2 经济类 (B类) 2008年
3 经济类 (B类) 2021年 3 综合类 (C类) 2010年
4 政治类 (A类) 2024年 4 政治类 (A类) 2025年
5 航太类 (E类) 2032年 5 航太类 (E类) 2036年
总计 总平均值 2021年 总计 总平均值 * 2014年

* 此总平均值与以上5项目平均值因进位累计微小差异而略显不同

从表四中可以看到,不论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来测算,就中共政权终结单类预测年份而言,五大类预测项目排序总体上相当接近。综合类(C类)与经济类(B类)两者虽然排序有所不同,但是在年代上其实差别都很小(分别为3年之差与2年之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军事类(D类)项目所测出的中共政权预计寿命总是最短的,而航太类(E类)项目所测出的预计寿命总是最长的。

为什么以“事件后”的年份数(绝对值数据)为依据和以“事件后 + 事件前”所推导出的百分数(相对值资料)为依据的这两种测算方法会得出如此接近的排序?上述测算结果及其排序所反映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统计学范畴,那么它们是否在提示有某些历史规律隐约作用于其中,而这些规律又在制约着共产政权的寿命呢?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程度不同地信奉《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宗旨。毛泽东则说得更加直白无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社会主义大国如此,社会主义中、小国家,只要军事类外援达不到其期待值的,就会全力发展本国军事工业,甚至像朝鲜那样死活不顾地搞“先军政治”。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始终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核心是军事工业 ;“冷战”时期苏联又倾全力(甚至超全力)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而被拖得疲惫不堪、颓然欲坠,此亦为其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基本上亦步亦趋,搞的也是“先军政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为了提前、加速发展核武器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加工业“大跃进”政策,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 。自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国家发展总方针始终如迟浩田(中共前国防部长)所言,“我们表面上还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际上整个经济建设都围着国防建设转”。

[ 从1979年春“中(国)越(南)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镇压事件这十年间,北京当局曾一度中止过“先军政治”性质的国策。不过遗憾的是,那只是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唯一例外。]

中华先哲老子(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在其《道德经》中有言相告 :“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中共政权暴力起家、崇拜武力、信奉“枪杆子”拜物教,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军事优势,迷信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甚至全然不顾任何底线、企图凭借“超限战”最终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而称霸全球。将此设定为终极战略目标,完全无异于自设不祥之器而祭之,其后果不但为祸于国、为害于民、为患于世界,而且于共产政权自身也并非福音。

老子又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们似可从军事类项目的预测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 :军事类事项之所以使中共政权“寿短”,是因为“枪杆子”作为国家暴力机器,既是中共夺权、掌权、保权的“护身符”,同时又是耗尽国民经济潜能、促成其解体崩溃的“催命符”。更为贴切地说,“护身符”和“催命符”实际上是“枪杆子”这同一个符的正反两面──“护身符”兮“催命符”之所伏,“催命符”兮“护身符”之所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军队拒绝服从齐奥塞斯库指挥,由他的“护身符”一变而成为其“催命符”。1991年8月,苏联军队却转而听从叶利钦指挥,由他的“催命符”一变而成为其政治对手──苏共“八·一九”政变集团的“催命符”。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沧桑巨变似可为这一历史辩证法提供另一方面的例证 :对共产专制而言,其“护身符”是变数,不变也得变 ;其“催命符”则是常数,变也变不了──凡向“不祥之器”顶礼膜拜者,都难逃此在劫之定数。

“定数”还意味着 :某种无从规避、无可阻挡、无法抗拒的历史转型必然来临。这类转型因军队倾向、政治生态、权力结构、社会思潮、公众意志(或可曰“群体决断力”)等多重因素的不同组合而表现出各种模式 :诉诸武力的罗马尼亚模式、诉诸武力威胁的苏联模式,以及和平演变模式。波兰、匈牙利等大多数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原“党卫军”转变为国防军的历程,就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历史转型的成功范例。

那么,中国大陆现军队能否实现这种和平转型呢?我们且透过现状略看端倪 :习近平反腐败顺应民意,军队改革开局有成。持续推进此二者之际,既须防止中共腐败集团发动类似“八·一九”的政变来作全线反扑,又会面对迟早要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面对这种现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治团队唯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军队国家化,唯有始终坚持建设民主与法制的理念与实践,唯有在实质上建立起与西方民主国家持久的战略互信,才有可能使“党卫军”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这是中国大陆现军队的唯一历史出路。任何企图保留中共政权及其体制的痼疾型幻想和持续性努力,最终都会断送和平转型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不仅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腥风血雨,也会给这支军队带来灭顶之灾。

由以上论述再回到预测论题 :与军事类相比较,航太类虽然首先并且主要服务于军事,但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军事。正如中共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是发展军事工业,但中国的重工业并不等同于军事工业。由此可见,客观性相对较强的三大类预测专案中,经济类(B类)和航太类(E类)之所以比军事类(D类)来得“长寿”,其原因也正是“不祥之器”的“催命符效应”对军事类有全面影响,而对经济类和航太类的影响则要程度不同地弱一些。

  1. B) 如何分析两个测算结果

那么,怎么具体分析“2021年(前后)”和“2014年(前后)”这两个测算结果呢?尤其是2014年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测算结果还有效、还能成立吗?两个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或联系?在所有可能提出的有关问题中,以上几个显然是读者聚焦最多的。笔者对此有几种不同的分析解读,现将它们按从对中共政权相对最有利到相对最不利的顺序加以排列,逐一介绍如下。

第一种为双坎分析。所谓“双坎”就是两个“坎”。常言道,老人要过两个比较难过的年龄“坎”:“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对中共政权而言,它的“七十三”大概在2014年左右,而2021年前后也许是它的“八十四”。要是中共政权真能过得了这两个“坎”,或会有逐渐趋于自然消亡的小概率。

也许有读者会说 :2014年中共政权好像没什么具有“病危通知书”性质的事件嘛!上文已经多次提到,2014年是“大致年份”,也就是说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4年及其前后。因此,早于2014年仅两年的2012年,应可看作是中共政权接连不断面对“病危通知书”性质事件的“七十三”:从2月6日原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到3月19日夜间北京城内第38集团军与武警部队双方直接冲突的激烈枪声 ;8月、9月间,以解救薄熙来为目标而掀起的席卷中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反日风潮”,导致习近平被迫拒任总书记而“神隐”半月,以致中共“十八大”几乎流产,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 :2012年完全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七十三”。现在就看“八十四”了。

第二种为区间分析。“区间”不是两个“坎”,而是一个“段”。所谓“区间”在此指一个时间段,大致起于2014年,终于2021年。该区间设为中共政权的高危“年龄段”,段内从起点年(2014年)至终点年(2021年)共约8年中,每一年面临政权终结的危险性,理论上大小相同,所以该时间段属于“匀质区间”(动荡不已的2012年可暂且看作区间之前的前奏或区间以外的例外,以下再对之另作分析)。中共政权从区间的起点年前后开始解体,至终点年前后或在此之前归于终结。整个区间可以表现为“匀速”演变的和平转型过程,或虽非“匀速”而稳步、但相对而言仍算平和的转型过程。

当然,即使既“匀速”又平和,所谓“匀质”也不是绝对的。位于起点年与终点年之间取半之处的中间点也还是可以看作中共政权终结的相对概率最高点(即危险性峰值点)。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取这8个年份数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来作为中共政权终结可能性相对最高的年份,则这一平均值恰好位于区间的中间点上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8

= 16140 ÷ 8 = 2017.5 (2018年)

据此理论测算的时间节点,中共政权大致终结于2018年前后。

不过,历史进程一般不会恰巧与理论测算所得到的时间节点同步。或者说,历史的步伐并不一定会正好踩上我们所预测的时间点,而往往会有所超前或有所延后。2012年2月王立军闯入成都美国领事馆,迅即在整个中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历史,也因这一突发事件而提前开启了中共终结期“区间”。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进程,将该区间的起点年调整为2012年而终点年则仍为2021年即不作变动的话,那么从2012年至2021年共约10年中,中共政权终结可能性相对最高的年份则为这10个年份数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这一平均值也恰好位于区间的中间点上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10

= 20165 ÷ 10 = 2016.5 (2017年)

这一测算结果表明,中共政权最有可能终结于2017年前后。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获提名者高智晟律师在其《2017年,起来中国》一书中已经预言 :“中共政权将于2017年败亡”。本文根据上述历史实际进程而以2012年为起点年的“区间”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中共政权最可能终结于2017年前后),则与高律师的预言不期而符。

第三种为马鞍形分析。所谓“马鞍形”就是在一个时间段(2014年前后至2021年左右)内,中共政权先后遇到两次高风险性危机。(2012年这一“多事之秋”可以视作其中第一次高风险危机。)

“马鞍形”时间段也可看作一个区间,不过属于“非匀质区间”。因为在该时间段内,中共政权面临终结的危险性每年大小不一,其初期(或为2012年)和末期各有一次高风险性危机,即区间内要先后生成并“崛起”两个危险性高峰。从这一点看,两次高风险危机有点类似“双坎”。但与“双坎”不同的是,两次高风险危机之间(即“马鞍形底部”)还存在着连接两者的一系列风险度略低的危机或次高风险危机。当然,即使处于“马鞍形底部”时,中共政权面临终结的危险性也只不过是“略低”于初期及末期两个危险性高峰时段而处于“次高”水准,但还是要高于其建政以来的其他时期。因此中共政权也有可能终结于“马鞍形”区间内两次高风险危机以外的其他时段,亦即终结于“马鞍形底部”的风险度略低危机时段或次高风险危机时段。当然,其终结也有可能发生在2017年或2018年(如上文“区间”分析所测)。

第四种为涌浪型汛期分析 (或曰“震群型地震”分析)。如果说“区间”分析相对而言较接近于静态分析,则“涌浪型汛期”分析更具动态分析的性质。所谓“涌浪型汛期”分析,就是把一个时间段(从2014年前后或如2012年,直至2021年左右)之内所有促使中共政权解体的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看作犹如接连不断“逐浪高”的汛期涌浪,预测它们怎样一浪接一浪奔涌而至,最终促使中共政权被冲垮淹没。世人都可以看到 :2012年王立军突闯美领馆而引发中共内斗惊涛骤起,到2015年习近平掀动军队改革大潮而致使拍岸骇浪破堤呼啸……凡此种种已然事件伴之以行将到来的未然事件,犹如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直奔2021年前后那终结点、最高潮!(当然也可能中共政权崩塌于最高潮到来之前)。“涌浪型汛期”也可看作“震群型地震”即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政治地震 :前震连后震,主震带余震,小震引大震,孤震诱群震……震得天崩地裂、江山再造!

以上就是笔者对“2021年”和“2014年”这两个测算结果的四种分析解读。

或许有读者会这样问笔者 :对“2014年(前后)”这个测算结果,你或可用与之相差仅两年的2012年内中共内斗剧烈、政局摇荡作为佐证。对“2014年(前后)”和“2021年(前后)”这两个测算结果之间的“中间点”或“平均值”之类,你也可用高智晟律师在《2017年,起来中国》里“中共政权将于2017年败亡”的预言来作印证。那么,对“2021年(前后)”这个测算结果,你能否同样找出某种凭据或说法来加以引证呢?

上文已经提及,沈志华作为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在2009年接受过香港凤凰网历史频道的采访。当时他曾这样评说 :“(……)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差不多就差30年,就是他干过的事儿差不多中国都干了,就是有个30年的时间差,(……)”

[ 这段评说的2013年版修改为 :“(……)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很有启发意义,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就差30年,苏联干过中国后来也干了,只是有30年的时间差。”]

“30年的时间差”!1991年苏联解体与2021年之间,不正好“就是有30年的时间差”吗?

  1. C) 预测项目的取舍标准

那么,在选取哪些历史事实作为预测项目这一点上,作者是否会有“选择性取舍”的倾向或偏向呢?理性思考的读者也许会出于对自己的阅读负责而提出这一问题。读者这种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质疑,不仅为笔者所期待,同时也可以解读为对作者写作的“另一种尊重”。对此,作者作些说明或许会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阅读内容。

问题涉及“取”与“舍”两方面,笔者也因此而从这两个方面来作说明。

的方面而言,本文所有预测项目都取自两国编年史上多个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均属客观事实,全部有据可考,大部分为众所周知,其中甚至还包括中共媒体所引以为豪的所谓“辉煌成就”,诸如主办奥运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航空母舰、“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加人造卫星)等。由此可说明,笔者至少没有主观臆测,而是尽力秉持客观标准、排斥“选择性取舍”的。

本文绝大部分预测专案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根据可比性原则选取之后,不作任何加工处理,“原汁原味”地直接用于预测,因此属于“生搬”,然而决非“硬套”(因为必须经过可比性原则的方法论筛选和检验,相关标准见下文)。只有两个预测项目在“编年史数据”上作过类似“加权”性质处理,不属“原汁原味”,是须略加说明的。此两项分别为[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和[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苏联和中共政权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专制政体。其最高领导人或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及个性特点,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及历史发展走向,有着比之民主政体最高领导人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力。而且至少其“第一代领导”和“第二代领导”的任期都属于终身制或实际上的终身制。因此在本文《预测专案目录单》(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起始处)之中,这两项内容皆属不可或缺。

就“第一代领导”而论,毛泽东(执政期1949-1976,长达27年)建政如列宁,但列宁(执政期1917-1924)建政7年后即去世,而毛则建政27年后才去世。比之列宁,毛泽东的执政方式与执政期显然更类似或酷似史达林(执政期1924-1953,长达29年)。本文据此而对“编年史数据”作“加权”处理的方式是,用列宁和史达林两者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来对应于毛泽东去世的年份。

就“第二代领导”而论,“加权”处理“编年史数据”的方式是,用史达林和赫鲁雪夫两者执政终结年份(对前者而言,亦为其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来对应于邓小平执政终结年份(亦为其去世年份)。原因已在上文说明 :邓政治上如史达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六四”镇压),经济上如赫鲁雪夫(都搞改革开放,尽管方式与幅度各自有别)。

此处需要对“第N代领导”这一中共官方的习惯性话语作一点具体分析。以“代”而论,毛泽东(1893-1976)、邓小平(1904-1997)其实都应当属于中共建政的第一代人 ;胡耀邦(1915-1989)、赵紫阳(1919-2005)、华国锋(1921-2008)三人事实上都属于第二代人。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根据苏共领导人的建政、执政方式与执政期,暂且套用了“第N代领导”这一中共官方的习惯性说法。实际上,列宁(1870-1924)、史达林(1878-1953)都属于苏共建政的第一代人 ;而苏共“第二代”则包括马林科夫(1902-1988)、赫鲁雪夫(1894-1971)、勃列日涅夫(1906-1982)。不过,苏共自己并没有像中共那样使用过“第N代领导”之类的说法。

对领导人以“(第N)代”论而不是以“(第N)任”论,对“领导集体”也以“(第N)代”论而不是以“(第N)届”论,这种表述实际上并不贴切、也不合理。因为“任”和“届”是就体制及其连续性而言的,而“代”强调的则是就任者及其继承关系。相对而言,“任”和“届”着眼于体制,较多体现了“法治”思维 ;而“代”则着眼于人,有着“人治”思维的烙印。之所以本文中“第一代领导”和“第二代领导”两个用辞要加上引号,原因也在于此。

除此以外,以“代”而论,其最大弊端是不客观。“任”和“届”的区分都有其客观标准可循,而“代”的划分则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连提出“代”论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邓小平本人,都没有拿出过有关自己那个“第二代”(以及“第一代”和“第三代”)头衔的划分标准(其实,邓只拿出过一个有关“核心”的标准──“说了算”)。从实践层面看,世界上恐怕只有朝鲜领导人仍然逆世界潮流而动,始终坚持以“代”而论(不过倒也算得上货真价实)。自2016年夏起,中共官媒虽然明显降低了“代”论说法的使用频率,但仍未明确予以弃用,仍自居于尚未与世界“接轨”之列。可见,以“代”而论,不仅违背有关历史事实,而且还尤其不符合世界潮流。

的方面而言,笔者介绍一下筛选预测专案时的若干弃项,同时也谈一下选项要求。

弃项及原因 (选项要求) 之一 :缺乏双边性的不立项

苏德战争(1941-1945)无疑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大外患,战争以苏联国土遭受外敌(纳粹德国)大规模入侵开局。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大陆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外敌入侵,预选专案“大规模外敌入侵”因缺乏双边性而作为弃项取消。

中国最大内乱无疑当属“文化大革命”(1966-1976),而苏联历史上则没有这类由最高领导人煽起全民性政治狂热而引发的全国性超级大动乱,且历时达十年之久。“大规模政治动乱”亦因缺乏双边性而无从立项。

不过“文革”的一个侧面或方面──大规模、长时间、全国性的政治清洗和迫害,则立项为“[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与之对应的是苏联“肃反”运动(1934-1939)的政治清洗和迫害。

苏德战争虽未立项,但还是多少被间接涉及(或提及)于另一选项──“[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的题下。

弃项及原因 (选项要求) 之二 :(双边或单边)不具备事件性及年代性的不立项

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1957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大会上,毛泽东宣称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毛泽东和列宁草菅人命的想法,内容上互相对应、具有双边性,性质上也具有可比性。但是依据本文所要求的方法论标准,这两者并不能入选而立项。其原因是有关列宁方面(单边)的内容是评论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另外,该内容不具有“编年史数据”或曰不具备年代性,因而无从根据具体年份来作比较、测算。

弃项及原因 (选项要求) 之三 :(双边或单边)时间点处于建政以前的不立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度继续使用沙俄卢布,至1921年才首次发行苏俄政府的新卢布。中共则在1949年建政之前,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面向全国的货币──人民币。两国货币本来应当可以作为预测项目之一来考虑,但因为人民币(单边)发行之始早于中共建政,时间点处于建政以前,所以“货币”成为弃项之一。

本文有“[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但没有关于报纸、广播、通讯社的预测项目,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共产党(包括其前身)和中国共产党都在建政之前就早已开始办报(双边),所以“报纸”没有列为预测项目。苏联的广播事业起步于苏共建政后的1922年,那一年“共产国际广播电台”在莫斯科开播。中共则在建政前的1945年9月5日已经在延安设立电台(单边)开始播音(当时名称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0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起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9月27日起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起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此“广播”也没有列为预测项目。另外,塔斯社(包括其前身)在苏共建政之后成立,而新华社(单边)则在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时代就成立了,所以“通讯社”也同样没有列为预测项目。

弃项及原因 (选项要求) 之四 :(双边)年代上严重不对称的不立项

有些专案,本来内容上是对应而且具有双边性的,但因为双边在年代上严重不对称,以致成为弃项。所谓“年代上严重不对称”具体指“(单边)中断期过长”。

例如,中共官方在1952年(至1953年)根据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作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通常被视作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端”。这与苏联1932年至1938年间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并由此而确立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很相类似。两者双边对应明显,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并以“高教模式确立”为题来设置预测项目。但与苏联高等教育事业自此之后一以贯之、始终保持稳步发展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中断期”。偌大一个文明古国,高等教育竟荡然无存,实为举世之绝无仅有。“文革”后期有些高校勉强恢复个别专业,则属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整个高等教育还是既不成体系,更不具规模。“高教模式确立”因此而成为弃项。

除了“中断期过长”这一最主要原因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当年苏联的高等院校调整用了七年之功,虽有时靠行政命令办事,但毕竟总体上还算得上尊重学术标准和各学科的体系性 ;而“院系调整”在中国则一年而就,以行政命令甚至政治运动等手段,更为直截了当地干预教育和科研。再如苏联于1938年9月全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完成之际,颁布过一个有集大成性质的纲领性档《高等学校标准规程》,这相当于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宣言书”或“身份证”。中共官方则没有与其宣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端”相称的像样档或文献,以“验明正身”。还有,“文革”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逐渐扬弃苏联模式,相当程度上在模仿欧美西方模式,这也是“高教模式确立”成为弃项的一个重要原因。

仅次于“高教模式确立”的另一重要弃项是“军衔制”。苏联军队于1935年起实行军衔制,直至苏联解体。1955年,中共军队比照苏军模式实行军衔制,但到1965年又取消了军衔制,至1988年才重新实行军衔制。1965年至1988年历时23年,已经长达一代人的时间,这一“中断期过长”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恐怕也是创纪录的。另外,中共军队1955年授衔时,比照苏联军衔制度,有元帅、大将等衔级。但1988年授衔时,最高军衔为上将,衔级结构上比较接近美国军衔制度。这也是“军衔制”成为弃项的原因之一。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众多且繁杂,无法在此一一介绍。不过,上述四类是其中最常见、最主要的。通过对这四类弃项及原因的了解,读者至少可以明了本文筛选预测项目的最基本标准。此外,读者也可以了解本文写作所遵循的最起码准则,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要“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第五部分    延伸分析

笔者介绍了预测专案的入选要求后,可能还有读者会问 :除了上述选项和弃项,对中、苏两国的大量其他历史事实或事件,作者如何看待呢?它们属于“延寿”因素还是“折寿”因素?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苏两国历史作一更为宏观的全景式鸟瞰,并尝试从中提取最主要的“延寿”因素与“折寿”因素,以及既可使之“延寿”又会使之“折寿”的“双刃剑”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列举与分析,将作为上文分析阐述的延伸而构成本文的第五部分(即本部分)。

[ 笔者尤其期待有数学专业人士对这部分的内容予以量化处理,最理想的莫过于建立相关数学模型。数学模型的应用当然不限于第五部分,也可用于全篇文章,最好还可用于本文尚未列举的预测项目。]

至于上文已经提及的选项和弃项,第五部分内原则上不一定再作列举。

  1. A) 两国共产政权的延寿因素

 使苏共政权延寿的最主要因素

(1) 苏德战争(1941-1945)中期及后期,苏军挥师西进,铁流千里,席卷东欧,攻克柏林 ;随后与各国盟军一起,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使苏联民族精神空前高涨。这种民族精神决非中国大陆当前那种所谓“爱国主义”之类所能望尘企及。

(2) 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1955-1991)作为一体化军事联盟而存在,地理上为苏联构成了大纵深战略屏障。

(3) 当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1958-1993 ;1993年起发展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相对峙并相对应、有“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之称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49-1991)是苏联具有超级大国的国际经济、外交地位的原因之一。“经互会”以苏联为实际上的“老大哥”,其他成员国包括除南斯拉夫(仅为咨询国)以外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1961年停止参与活动、1987年退出),以及蒙古、古巴、越南,此外还有近10个观察员国如朝鲜、老挝、阿富汗等。

(4) 除了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事故)、摩尔曼斯克(核军备、核工业、核设施集中地)等极个别地区情况比较极端以外,苏联全境从北冰洋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包括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沼泽在内的绝大部分生态系统整体上保护得较好,受污染程度较低。各种资源(水源、土壤、动植物、矿产等)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性开发、滥用。中国大陆的情况正相反。

(5) 苏联人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工资、退休等福利待遇相对而言比较好。中国人以上各方面待遇则远逊于苏联人。

使中共政权延寿的最主要因素

(1) 解散农村人民公社(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而实行“包产到户”。苏联至解体仍未解散集体农庄。

(2) 从1979年春“中(国)越(南)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镇压事件这十年间,极为例外地一度中止过“先军政治”性质的国策。苏联未有此例。

(3) 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行,至今不变。实际效果上有利于“限民”而求得“稳定”。苏联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1975年起实际取消。

(4) 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过低(2012年起勉强达到4%)。与苏联相比,长期以来中国受过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普遍过低 :受小学教育人口、受初中教育人口、受高中及中专教育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均大幅偏低。文盲、半文盲实际人口比例至今尚有约10% 。实际效果上有利于“愚民”而求得“稳定”。

(5) 与民智为敌,整体上、本质上敌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反右”运动专事整肃知识份子群体。“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的名义“大革文化命”,摧毁五千年积累的中华文化成果、摧残知识份子,其破坏性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地步,其“愚民”效果也空前绝后。

(6) 承袭、利用甚至开发古代传统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并使之程度不同地转化为中共“党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帝王权术、家族政治、官本位(什么职称、衔级都要换算成相应的官员级别才能闹明白高低贵贱)、文字狱、愚民政策、臣民心理、清官意识、犬儒主义、江湖义气、关系网、裙带风、攀比风、窝里斗、走极端、厚黑学、株连(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黑五类”)、宦官专权(“秘书治国”如中央文革)、海禁(“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八股文(“党文化”的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狭隘民族主义(2012年8月、9月间反日风潮之类的“爱国主义”),等等。

[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气象万千,有无尽瑰宝及神奇存焉。但毛泽东却出于自身的阴暗心理,刻意在其中(特别是《资治通鉴》等古籍中)孜孜汲取古代传统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权斗手段、统治谋略。中共甚至对古代传统的正面因素,也多加以歪曲性开发利用,极尽“化神奇为腐朽”之能事。苏共领导人至少并未刻意去承袭以上第6条中多数消极面内容。虽然其中少数内容(如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犬儒主义)在苏联也较有影响,但其严重程度还是要逊于中国。至于该条中的其他各项负面内容,苏联或没有、或即使有程度也相对较轻。]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发现,苏联的“延寿”因素全都可算是“正能量”的。中共政权的“延寿”因素除“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和“一度放弃类‘先军政治’国策”两项为“正能量”外,其余各项显然都是“负能量”的。

  1. B) 两国共产政权的折寿因素

使苏共政权折寿的最主要因素

(1) 高级干部和各界精英的特权导致苏联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勃列日涅夫时代更甚。对比之下,中国大陆贪腐风行,情况还要严重,经江泽民时代已达登峰造极。

(2)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残酷镇压和“肃反”运动(1934-1939)的大迫害。中国大陆政治迫害情况更甚。

(3) 残酷镇压少数民族。中国大陆同类情况更严重。

(4) 苏军出兵境外、大规模镇压东欧各国人民,其中包括镇压东德人民(1953年“六·一七”事件)、镇压匈牙利人民(1956年匈牙利事件)、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 等,遭致国际社会谴责。

(5) 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1979-1989),造成对外政策重大失误。

(6) 与美国展开“冷战”及军备竞赛,致使国民经济被拖得比例严重失调。

(7) 受军事工业优先之累,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长期不足,甚或短缺。

(8) 东正教传统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有着源自西方文化同一背景的天然离心作用。

(9)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的生态灾难。

使中共政权折寿的最主要因素

(1) 中共高级干部除特权远超苏联,还进而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全民公有财产攫为己有。从最高层到最基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通行无阻。贪巨额赃款者“前腐后继”,携钜款外逃者前赴后继。“塌方式腐败”已然成为全域性态势。

(2) 中国社会贫富极端不均、两极分化失控,其程度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体制内权威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5% 的财富。后来又有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认为 :中国处于财富顶端的1% 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一般认为,前一份报告可信度较高 ;后一份报告意在淡化、稀释前一份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表面上“承认局部”,目的是“掩盖整体”,即通过承认部分事实、承认其一定程度严重性的手法,来模糊事实真相的全貌、掩盖其实际上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程度。)

(3) 1989年“六四”事件 :中共当局动用全国约五分之二的陆军兵力,以及空军(空降兵第15军)、武警、公安、国安等,大规模血腥镇压和平表达反腐败诉求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北京市内的公主坟、木樨地、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永定门、前门大街、六部口以及其他多处现场共杀死八千多人,加上伤重不治及事后短期内(截止1989年6月底)追杀、处决等,总计杀戮一万人以上。其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苏军在东欧各国的镇压行动。

(4) 1999年起持续镇压法轮功,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甚至按需杀人,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军队、武警医院)长时期、大规模、有计划、按指标、体制性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犯下世界史上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自1999年迄今,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因此而惨遭杀害。苏共未曾犯下这一“我们星球上(以往)从未有过的罪恶”。

(5) 镇压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残酷程度远甚于苏联。

(6) 官民矛盾空前尖锐,官民对立势同水火。群体性维权、上诉、抗争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已成常态化。苏联未曾有过如此常态化局面。

(7) 中共建政至1977年,造成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语),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所有参战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和。这“八千多万人”指的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大跃进”政策,以及筹措发展核武器经费,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饿死人口三千多万 (参见杨继绳《墓碑》,2008年) ;另外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口五千多万。而实际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八千多万人”还要高,有人估计达一亿以上。

(8) 中共政权第二号人物、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共军队元帅林彪(1907-1971)于1971年9月13日因内斗失利而出逃或疑似出逃,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文革”理论自此实际上宣告破产。)

(9) 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政权出卖中国领土给苏联-俄罗斯、朝鲜(长白山天池南岸、鸭绿江入海口岛屿等)、越南(夜莺岛即“白龙尾岛”、老山地区等)、缅甸(江心坡等)、印度(山南地区等)、日本(钓鱼岛)及若干中亚国家。江泽民曾几次向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其中有一次出卖了国土上百万平方公里。苏联则仅出卖过一次国土(经列宁极力主张,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向德意志帝国及其三个同盟国割让当时苏俄西部的部分领土)。

(10) 外交战略全面失误,国际上逆“普世价值”而动,每与独裁政权为伍。

(11) 国民经济围绕军事工业、国防项目布局、运转,畸形发展,难以长期为继。加上经济体制片面改革的众多弊端,整个国民经济目前业已全面呈现出疲软、放缓、下降的明显走势。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已宣告破产。

(12) 三峡工程,平时为高悬于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战时即成国防上极易遭致打击的“软肋”。苏联未曾有过此类“致命工程”。

(13) 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雾霾频仍,天怨人怒。老百姓无法获得基本人权,甚至无法获得中共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强辞狡辩的所谓“生存权”,连动物生存的最起码条件(如“呼吸权”、“免毒权”等)也被实际剥夺。苏联未曾有过如此危局。

(14) 整个社会,法律形同虚设,道德全面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共官方统计,其各级官员犯罪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犯罪率。苏联未曾有过如此乱局。

(15)《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历史性文献引发、掀动“三退”(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大潮汹涌澎湃,比苏联当年退党潮更具规模。

通过以上对照不难发现,比起苏联的“折寿”因素,中共政权的“折寿”因素显然更多、更致命,其终结或解体的条件也似乎更为成熟。

  1. C) 两国共产政权的双刃剑因素

影响苏共政权的最主要双刃剑因素

(1) 彼得大帝(1672-1725在位,1689起亲政)以来的学习西方的传统(中国类似传统当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既可为苏联富国强兵,亦可引导苏联“西方化”。

(2) 苏联1939年9月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1939年11月侵略芬兰,1940年6月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掠夺领土虽然扩大了苏联国土面积,但因其非正义性质而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也间接加剧了各地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最终发展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

[ 1939年9月,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夹击波兰、在该国境内会师后,两军奏乐联欢、载歌载舞,双方官兵高呼“史达林-希特勒!”“希特勒-史达林!”。时隔不足两年的1941年6月,两军便兵戎相向、拔刀相戮。]

(3) 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等理论,引领了以保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民主化改革,但结果却间接导致了苏共政权的终结。不过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苏联社会之所以能够完成和平转型,其中则有着“新思维”、“公开性”的历史功绩。

(4) 克格勃等机构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监控固然能起到“维稳”作用,但却也反过来使得绝大多数监控人员(包括当年克格勃成员、俄国现任总统普京)在对千百万普通苏联人长年累月的监控活动中,逐渐发现了该做法的不合理性及荒谬性,以及该政权的不合法性及非正义性。

影响中共政权的最主要双刃剑因素 :  

(1) 中国大陆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利于中共统治 ;但同时也让人民看到了外部世界,使中共的欺骗宣传逐渐破产,并迫使中共至少在某些领域和方面不得不“与世界接轨”。

(2) 台湾、香港、澳门的存在,使中共政权既可因此而收取经济之利益,又能以“一国两制”之名遂行“统战”。但台湾的民主示范作用,香港、澳门的自由生活方式与大陆形成鲜明对照,也使大陆人民由此认识到中共政权误国、祸国。

(3) 开放互联网,便于中共攫取更多经济利益和监控人民,但人民也能由此低限度达成“网上结社”的效果,并用“翻墙”等手段突破防火墙、领略新天地。

(4) 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开支,表面上维持了中共政权眼下的稳定、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从长期看,此举实际上消解了中共政权崩溃趋势的可逆性。

(5) 经济盗窃──骇客入侵、侵害智慧财产权、违反商标法、盗取他国军事科技等,眼下害人而得短期小利,长期则亦害己而导致玩火自焚。

(6)“大撒币养白眼狼,等着遭反咬”的外交政策至今仍在继续。这种愚蠢做法虽然一时能为中共带来若干眼前利益,但即使不看民族利益,仅对中共的一党之私而言,也是赔本买卖。目前遭到朝鲜核威胁即为一例。

(7) 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批“黑帮黑线”、“破四旧”、“一月风暴”为代表的造反夺权、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套在运动中的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反法轮功运动,等等。历次运动为中共“充电”,无休止、无极限地“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让人民逐步看清是中共在“折腾”,认识到中共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动乱源。

概而言之,比之苏联解体的历史,中共政权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更为明显昭著,其终结的趋势也更为不可逆转。

  1. D) 寄言读者

笔者希望有更多读者、更多的人来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期。无论你持什么观点,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的预测结果是中共政权明天早上就垮台也好,你说它能延续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完成之时也罢,其前提条件是,无论谁都应当遵守最起码的准则──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要“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笔者欢迎各种观点,尤其是与本文不同或相反的观点,因为这也是学术探讨本身的需要。即使有的读者是因为受中共媒体宣传和“党文化”的某些影响而不认同本文观点,同样属于正常现象,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其读者人格也是同样受尊重的。当然,这些读者在讨论问题时,也应当同样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与其他无辜者的器官牟取暴利,1989年北京“六四”血腥镇压,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国土的大面积沦丧,八千万乃至一亿以上人口在中共统治下死于非命,中共官场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其中有些事实,由于中共政权的欺骗宣传和刻意隐瞒,有些读者可能有所不知或知之不详。但在资讯时代,对所有这些事实完全不知情也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你已经知情的、中共政权已经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决不能再作回避。这是讨论问题所应有的最起码态度。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期待着预测,不管有没有人想要作预测,不管有没有人已经作出预测,不管作出的预测准不准,不管人们获悉预测内容后信不信,也不管人们获悉预测内容后作什么样的议论、讨论、争论、评论、推论以及结论,历史都将一如既往、按其固有规律运行不已。

正因为如此,中共政权的终结(由于其与苏共政权终结同样的历史必然性),必将由预测的论题变为既成的现实,并且还将成为人类21世纪编年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之一。 (全文完)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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