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25日讯】改开（改革开放）四十年，天翻地覆！这片土地一百多年以来，要么主动要么被动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发生改变。
今天的中国大陆何以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甚至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由来有自。概言之，改革开放四十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1978年至1989年——理想主义幻起幻灭。第二阶段即从1989年至1998年——国家机会主义小试牛刀。第三阶段即从1998年至2008年圈地圈钱运动狂飙猛进，从国家资本化迈向权贵资本主义。第四阶段即从2008年至今，权贵资本主义的深固化即维稳当国。
1978年到80年代初，由于当权者集团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祭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开启所谓拨乱反正，民间亦有二次启蒙之说。毋庸讳言，长期的运动与折腾、贫困与匮乏导致人心思变。官民双方起初都抱有美好的理想主义。人们比较单纯，李泽厚的一点后现代意识，就足以让当时的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官方搞民主与法制恢复律师制度也不乏其济世治国的热诚，伤痕文学在民间如火如荼开展。对于法制，官僚们还心存敬畏，这就是八十年代！八九事件以及苏东剧变，打破了一切暧昧与朦胧，大家不在一条船上。
八九之后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已死！或许出于当权者的治国与私利、理想与现实，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心理——既当官又发财，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由小到大、上行下效，充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由此滥觞，改革的尺蠖效应开始显现。什么叫尺蠖效应？按照秦晖先生的阐释，所谓改革的收与放，凡政府承担的责任、公众的福利则不断被推向市场与国际接轨市场化，凡政府的权力利益均以种种借口、程序化的手段不断维系扩张。于我有利的拚命改革，于我不利者则视而不见，无论扩张与收缩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不利于百姓。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的。专制既得利益集团用左手扩张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责任，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这一时期，人们大都尚未摆脱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公民的权利意识乏善可陈。只能任由官僚精致利己主义的泛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充斥弥漫之下，随着1998年朱镕基上台，以其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大搞凯恩斯主义。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大幅举债，搞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通过土地开发与资本市场扩张两个手段对国有土地、社会资源全面资本化。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资本化。在没有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的动作，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国进民退，二是为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奠定了条件，造成此后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后果。利益集团、官二代、红二代由此迅速崛起，成为掌控社会权力、垄断经济财富各个领域的生力军。一场没有价值立场的技术性改革，哪怕技术手段用到极致，最后的改革成果难免为利益集团所劫持吞噬，反过来利益集团再利用强大的权力以及经济、社会管制手段压制盘剥人民。这一体制不断被强化，民弱国强、贫富两极分化日趋势固。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所谓公有制即官占寻租制、公有无主制、权贵盗夺分赃制。不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不能为民谋丝毫福祉而且成为最凶猛的劫掠武器，大大推助了人性的贪婪与疯狂，堪称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币权、征税权、卖地权、13亿奴工压榨权一网打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能源、电力、国家资源、国有土地、交通运输、股市、保险乃至学校医院、行政审批，无不成为权贵集团垄断攫取利益的工具。一手搞国进民退、社会资本化，一手窃国盗民、化公为私。后世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我们不得而知，但古今中外，千万不可低估实用主义掌权者对民众疾苦的冷酷与轻蔑！
到了零八奥运年，随着既得利益格局抵定，维稳不断强化，全面维稳体制日渐成型！正如八十年代的官僚对于法律还心存些许敬畏，法的精神却在于权力制衡，当一切权力掌控在一个集团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却可以选择性适用，维稳体制从半遮半掩到明火执仗日渐月染！
面对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民间维权运动涌起，他们不惜花费巨额成本建立起六张网、实名制、防火墙、大数据、脸孔识别等等全面监控公民社会的维稳体系。维稳势力开始打着依法治国、社会稳定等各种高尚名义蚕食整个行政、司法与立法，最终全民、整个社会被其劫持，权力集团内部也以作恶背书的方式相互绑架，宣传喉舌的种种谎言与欺骗，整个体系的造假与粉饰，出于原罪心理，作恶者乐见于更大的罪恶发生、更加混乱无序。他们一面煽动民粹主义敌视西方，一面将贪墨的数以百万亿资产转移到西方。
近代以降的中国，压制与封锁造成灾祸频发，损害从未来自于过度开放。虚假的集体主义一次次碾压人性的普遍欲求，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顽固的阻挡力量。贸易自由化、充分市场化对于蛮荒之地来说，无论从民生、税收、就业还是创新乃至思想、科教、信仰、文明的生长都大有裨益。香港、澳门沦为殖民地却意外创造了文明的奇迹。开放不到位、不彻底往往才是症结所在，外来文明一次次裹挟着这个族群走向新生。
虚假的国家主义让普罗大众们担忧开放市场对其民族工业、经济安全的冲击，精英们也没有摆脱阴谋论、冷战思维的桎梏。事实上，在一个封闭垄断的环境下，无论农业、军工、电信、金融、能源等任何领域，只有交给市场充分竞争才是最有利的，对于个体还是整体概莫能外。封闭造成愚弱落后，交换创造价值与文明。二十一世纪里，人类的贸易越发达就越能够促进文明、保障和平。愚弱才更要全面开放。所谓保护民族产业、经济安全在前文明社会是一个假问题。愚弱落后假如被先进文明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征服或者取代，对于那里的人民无疑是一种福音！
一个绝大多数连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失业均无法保障的族群，外资的介入、市场的力量所带来的任何变化不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众所周知，2001年入世（WTO）开放承诺表将金融、通讯以及农业的开放次序大大置后，现在看来，恰恰这些领域应该优先开放。金融开放可以形成汇兑自由化、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市场定价机制。通讯开放，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交换成本，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及安全，增进人们的信息福利。农业开放可以改进生产方式、淘汰落后农业、优化农业资源造福农村农民。进而言之，外来文明移风易俗彻底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农村、农民亦未可知！越关键的领域越优先开放、尽早开放。而只有全面开放才可以对权力结构发挥效用倒逼改革。解决中国贸易自由化、信守国际承诺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需要中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
资本与权力的背后都是人性。如果说封闭与垄断容易导致人性的堕落，开放与竞争则可以保持人性的警觉与自省。任何党派或者个人角逐政治权力都是为了获取权力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执政为民！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民只有抽象利益毫无具体权利，假如权力不经竞逐就能为民服务，那么资本也能！
作者简介：
谢燕益，（1975—），人权律师，曾介入多宗人权案件。2003年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2008年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多年来致力于倡导和平民主理念，2015年率维权律师介入庆安民警在火车站枪杀旅客徐纯合案并发表《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709事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经历各种酷刑历时553天出狱，出狱后发表20万字《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一文并公开发表《释放所有政治犯爱你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致习近平及全国同胞公开信》。#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