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青桦: 创造力、自愈力、和诗情画意——美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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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1月18日讯】今年三月二十二号,在那个拉开贸易战序幕的总统备忘录签字仪式上,川普总统带着霍霍的磨刀声,一通夸夸其谈。但他的“大言”没并不太引人注意—那不过是他说过多少遍的老生常谈;倒是后面,他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讲话中提到的两条资讯令人为之一震。一是美国有四千四百万人从事高科技领域的工作;二是美国专利局在今年六月将颁发第一千万项专利。两位官员都强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像美国这样高的技术密集产业;一千万项专利更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迄今无人望其项背。(原文是There’s no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t remotely approaches that.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接近过这个水准,哪怕是遥远地接近。)遥遥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是美国经济的脊梁,也是美国在经济面临困难时仍旧泰然的重要原因。当你有巨大创造力的时候,你是不怕困难的。更何况,创造力正是蓬勃生命力的具体表现。没有生命力,创造力无从谈起,生命力是创造力的土壤。美国便有着滋生创造力的肥沃土壤。

今年四月二十九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CBS)播出的《60分钟》 (60 Minutes)节目,就像一个小视窗,让观众在四十多分钟内对美国的生命力窥豹一斑。它首先里报导了一项叫CRISPR的生物技术,可以像读书一样 “阅读” 人的DNA,并根据指令找到 “有拼写错误” 的DNA,改正拼写错误;也就是从基因里找到疾病的病源,并将之改正。这意味着人类的许多疑难病症,包括癌症、老年痴呆症等不治之症不仅将得到简单、迅速和有效的治疗,甚至可以从胚胎就得到预防。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本世纪最惊人、影响最深远的发现,今后十年内将有数十亿美元计的市场。这项专利的持有人便是36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儿童时代从中国移民美国的张锋先生(音译,Feng Zhang)。这个被主持人善意地称为“长着娃娃脸(baby-faced)”的后生,仅仅三十几岁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足见美国具有让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释放全部能量获取成果的环境。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良好的、自由的教育和科研环境,也意味着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发明家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智慧资产被无情地掠夺,不用担心自己的辛勤只是为人作嫁。在这个社会里,你的发明创造不仅仅得到尊重,更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海盗” 阉割你的创造激情。

接下来的节目讲的则是美国社会对社会疾病做出反应的一个实例。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出现,包括美国。除非具有特殊才能,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人在社会里得到垂直流动(即提高自己的阶层)的必要条件。由于学费的昂贵,教育资源更容易、甚至仅仅被富人获取,穷人不敢问津。这将导致一个社会的贫富阶层无法改变。美国的有识之士们看到了这个前景的可怕:它不仅仅会毁灭个人,还会毁灭社会。这些有识之士不仅有眼光,更有行动。代表人物便是那位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他以自己的财力对抗这一社会病症,为那些优秀的穷人孩子提供奖学金。普林斯顿大学立马跟进,校长爱斯伯格(Christopher L. Eisgruber)力推一系列计划,让普林斯顿,这座被左翼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戏称为“美国最典型的势利眼大学” (the most perfect school of snobbery in America)对那些品行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孩子们,尤其是第一代低收入移民家庭的孩子们,敞开大门。孩子们的成绩是和家庭背景联系起来评估的;家庭背景是个重要的加权。的确,同样是全A的两个学生,一个父母是律师和金融家,另一个父母是太会讲英语的清洁工和车衣工,这两个学生怎能等量齐观呢?社会是不是应该让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站的地方尽量高低差不太多呢?2013年,十一所公立大学成了了“大学创意联盟” (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增强美国大学的多样化。仅仅三年时间便把毕业生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不仅仅得到学费的资助和入学的某些优先考量,在学校里,他们还得到各种帮助,包括演说、准备履历、建立关系网络等等方面的训练,让他们掌握这些重要的社会技能,以弥补他们在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先天不足。

当你普林斯顿大学那些第一代低收入移民家庭的孩子们在自己的T恤衫上写上FLI is Fly(“第一代低收入意味着翱翔” 。FLI是first generation low income 的字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抛掉了家庭贫寒的自悲,骄傲地面对着无限的前景。他们当中可能会出现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罗斯福。

这便是一个社会自愈力的表现,而比尔·盖茨和爱斯伯格之类的有识之士不正是美国社会机体里的CRISPR吗?他们和CRISPR一样,自觉地发现社会机体里那些“有拼写错误” 的细胞,并将之改正。一个有CRISPR的机体是不怕疾病的。

节目的最后十几分钟留给了一个叫布兰·史密斯(Bren Smith)的“海上农场主”。他是个濒临破产的渔民,却勇于改写自己,放弃了“追逐越来越少的鱼群”,而是在海上“种植”起了一种叫sugar kelp的海带,并在海带之下放养牡蛎、带子等带壳的可食用海产品。海带像陆地的树木一样,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同时又为带壳海产品提过了钙,从而形成了良性生态回圈。生意日益红火的史密斯开始帮助其他在传统渔业里失利的人,复制自己的成功。他的”海上农场”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最感染人的还是史密斯强烈和的生活激情。也许大海本来就让人浪漫,史密斯那些平淡的话那么有诗意。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到认为那是世界上可以为之”作颂咏歌”的工作之一(“jobs we write and sing songs about”),他希望永远做下去,直到有一天死在自己的船上……

这就是美国,一个欢迎聪明、勤劳和浪漫之人的社会,一个有对于疾病的顽强抵抗力的社会。喏,上星期天(七月八号),《60分钟》节目报导了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的近况。四十年前,科学家们给这两个探测器带上了地球的图画和声音,包括人类的五十五种语言,让地球以外可能有的生命了解地球和人类的存在。在那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两个飞船上电脑的记忆力只有我们手机的二十四万分之一,运算速度只有我们手机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它们已经以每小时三万八千英里(约六万三千公里)的速度远行了一百三十亿英里(约二百一十七亿公里),发回了其他星球清晰的照片。这是迄今为止走出地球最远的飞行器。再过十年,它们的能量(钚产生的核能)会耗尽。但是,由于它们行驶在真空,不存在任何摩擦,它们几乎可以永远存在。即使几千万、几亿年之后,地球消失了,即使太阳系也消失了,它们仍然存在,成为地球和人类曾经存在的证据,也许是唯一的证据。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些科学家。对了,他们都是美国人。

--原载新世纪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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