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2月13日讯】香港人六个月以来的民主抗争运动令全世界对运动的中坚分子——香港青少年刮目相看，也令中共及其傀儡和走狗们始料不及，惊惶失措，他们将肇因诿于香港学校“对青少年家国教育不足”。一篇在内地“爱党爱国”网民们中流传甚广的文章甚至由此得出结论：香港青年缺乏历史常识，所以反中乱港；大陆青年历史常识丰富，所以爱党爱国。
香港评论家萧若元对这篇文章的荒诞论据已有逐条精彩批驳，这里我想说的却是：怎样的一种“家国教育”让众多内地网民深陷那一认识误区，以为自己站在爱国制高点上，而香港抗争者都是一群崇洋媚外的港独分子呢？
我想先得从“家国”一词的界定谈起。何为家？何为国？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这个国指的是中国，大陆人心目中的中国和普世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中国吗？
我自己是在大陆成长的，年近四十才移居香港。我从小接受共产党教育，深植我心的家国观念是：家是私，国是公，家为小，国为大，所以应当“舍小家为大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高高临驾于家庭和个人之上。“没有国哪有家。”当我三十岁唱着中这一句歌词时，我对它所表述的家与国的关系深信不疑，绝对没想到这两者的关系应当调转过来，没有家哪有国，国应当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临驾于人民。
可是共产党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家国教育”正是基于这一倒置的家国理念。然后进一步偷换概念，将“国家”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将“中国”与“新中国”混为一谈。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政治学习材料、报纸、广播、甚至文学读物都反复向我们灌输如此观念，党和国，中国和新中国乃至于祖国，都成了同义词。爱党即是爱国，反共产党即是反中国即是汉奸即是反革命，罪该万死。
如此这般，八十年代初当我们听见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时感到耳目一新，不止是因为那温柔优美的曲调，更因为歌里对“中国”“祖国”一词的解读。竟一句也没提到党，尽是说祖国自古便有的大好河山。“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云云，颠覆了早已扎根我心的那一家国概念。
不过令我重新认真思考家国概念，还是发生于一九八七年“十一”国庆节的一件事，当时我尚在大陆，和朋友像往年一样高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以庆贺国庆，有位正好到访的香港朋友听了，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生日从四九年算起，那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叫什么国？”
我一时竟愣住了，张口结舌。
这时，香港朋友说了一句令我震撼的话：“看来我的中国和你的中国不同，我的中国至少五千岁了，你那个只有四十八岁。”
这就是香港人受到的家国教育和大陆人所受到的家国教育的区别。香港虽然是殖民地，学校里所教的历史并没把香港说成是英国领土，还是如实讲述鸦片战争清政府割让香港的那段历史，教授给学子的中国还是五千年的大国，并告诉他们，一个国家的存在不取决于他由谁统治而是取决于那一地域那一国家的文化。正如民主党执政的美国和共和党执政的美国都是美国一样。最重要的是，学子们有从多个视角接受历史教育的自由。在香港，你可以看到东西方不同观点的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也包括大陆通用的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而你愿意接受哪一种中国史哪一种家国理念，是你的自由。
九七年回归之后，基本法虽然说定了香港人仍然会保有他们原先拥有的公民权和新闻、言论、及游行结社的自由，五十年不变。但二十多年来，我们眼看着这权利这自由遭到蚕食，报纸电视电台被中共一间间地收购，变成中共的宣传喉舌，承诺的普选不仅迟迟没有落实，民主派议员还动辄因莫须有罪名被踢走。
教育自然是“党的关怀”之首。早在2007年胡锦涛视察香港时已提出“要重视对香港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2010年特首曾荫权便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到了2012年，便出笼了那本，当时是派发到了各中小学打算作为通识教材的，不料因当局对港人公民意识之强估计不足，而向中央政府邀功之心又太切，手册中竟赤裸裸宣传“党国一体”的中共家国观念，让能从互联网获得各种信息的港人敏锐看出其洗脑性质，坚决抵制。由此引起了一场十万人参加的反国教游行，并成为两年后那场席卷香港的占中运动的导火线。
所以说，不是有没有家国教育的问题，而是家国教育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传授后代，还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一党专制的“党国”强加于后代；是教育孩子成为有独立人格敢于独立思考的公民，还是教育孩子变成盲目盲从的党国奴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