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国专家出书 揭秘中共特工情报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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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12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剑综合报导)最近中共特工王立强投诚澳洲,引发外界对中共情报系统在海外广泛活动的关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办公室副主任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中文名孟沛德)和马特‧巴西(Matt Brazil)近日出书,揭露中共情报工作的历史、现状及手段。

12月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办了彼得·马蒂斯和马特·巴西的新书《中共间谍活动:情报入门》(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发表会,介绍了他们写这本书的原因和主要原因。

华府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非驻所研究员马特•巴西(Matt Brazil)举办新书《中共间谍活动:情报入门》介绍会。(新唐人视频截图)

孟沛德说,他试图揭开中共特工和情报系统的神秘面纱,以了解中共情报工作历史及现状。他还希望这本书能起一个引路石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共的情报系统。他认为很多人都对中共的情报系统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人喜欢用人海战术。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流传很久的笑话,如果想收集埋在一片沙滩上的信息,苏联人会用潜艇在半夜最好的时机浮出水面,他们会挖几桶沙子,迅速回到潜艇,并在黎明之前消失;美国人会把卫星停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收集各种信号,他们也许会继续沿着沙子的路径放置一些质量和传感器,然后从那里开始研究;而中国人(中共)会把1000名泳客放置沙滩上,当他们离开时,他们拿走毛巾和沙滩篮。最后,中国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到更多的信息。他说这其实是不准确的,中共的情报系统虽然并没有从初创就使用了专业的情报技术,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没有用非专业特工人员作为替代,而且也不能把每一个和中国有关系的中国人都称为间谍。

但是中共情报部门确实在招募海外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比如伯纳德‧伯尔西科(Bernard Boursicot)案、金无怠(Larry Wu Tai Chin)案,这都是有具体细节的典型案例。这两个典型案例都符合典型情报技术的特点,如有联系特工、第三国见面地点,有放置信息的第三国地点并有快递员去取回,还有人带他们越境去见面而不必在护照上盖章等等。金无怠案时间跨越了1940年代后期至1985年,涵盖了中共情报界相当长的历史。

中共情报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马特‧巴西表示:“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我们感觉好像在丛林中披荆斩棘,才有了今天(书的发表)。”

1927年,国共分裂的那一年,也是中共的情报失败之年,因为中共一无所有。尽管它们有刺客,有保护重要人物的人员,还有几个间谍。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的情报体系。因此,当年4月的国民党“清党”事件(中共称政变)完全的出人意料。确实,在那年年底,即12月的广州起义,毛泽东没有说是情报失败,但是他说“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对敌人几乎一无所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成立了第一个专业组织,并且起步艰难。最初很难招募到间谍,但是后来它们招募了第一批雄心勃勃的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三个人。前面提到的李克农,他就是三人中的头目。他确实是比其他人多活了几年,可以在中共建政初期一直领导中共情报部门。因此,随之而来的系统就是情报人员、流氓无赖、分析人员以及从事通讯和技术工作的人员。这个结构基本上保留到现在。但是,当时成立的中共特别行动科取得了成功,救了许多共产党员。

但是,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叛变中共,供出了中共的大量机密。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周恩来亲自指挥对顾顺章的惩处,顾虽逃过红军的报复,但其家人及当时在其家的人员共十九人都被红军杀死,只有三岁的女儿及两岁的侄子幸免。

1935年,随着国民党将共产党清除出城市,对中共来说是一场慢性灾难。1935年,中央特科被废除了。此时,毛泽东开始对情报行动产生重要影响,他把斗争的重点定为内部敌人。

富田事变,是中共红二十军于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发动的一次兵变,也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

1930年下半年,中共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

这是中共历史上三大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另外还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和1943年的“长征”或北上“救国”运动,以及“文革”。在这两次运动中间,是1955年的一次党内大清洗。毛泽东认定,潘汉年实际上是叛徒,因为潘汉年没有向毛报告他和大特务汪精卫的会见。

潘汉年是左翼作家、中共政治人物。潘汉年早期负责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后转为负责中共情报工作,长期作为中共在上海、香港的情报头目进行活动,传递过大量有利于中共的情报。中共建政后,担任过上海副市长,随后于1955年在任内被怀疑为“内奸”遭秘密逮捕,1963年被最高法院定罪入狱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为叛投国民党的CC派人物,应当处决,但是没有处决。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重新收监,1976年重审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4月去世。

利用大清洗来解决问题成了中共的一个传统。

中共情报系统的运作

孟沛德说:“多年来,我们从中共情报部门看到的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由于东亚的安全状况,台湾的前途,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中共情报行动的范围 、规模和潜在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威胁。它不一定是因为其操作精密性,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你可以看到本书所涵盖的时期,包括相当复杂的革命时期的中国(共)情报 ,……还有最近出现的相当精密的不次于世界一流的情报服务。”

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83年,凌云担任第一任部长。从90年代开始,国安部和解放军启动了一些大型出版项目来介绍中共情报界的革命历史。

孟沛德说,“在我们引用的关于李克农的传记中,作者谈到了他们在1990年代初与安全部长的一次会谈,他说,你们需要写这本书,因为我们的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构建情报部门的团队精神,以便他们了解他们正在加入一个漫长而光荣的传统(机构)。同时,还有一些与管理国家安全专业人员有关的一些事情。这本书的前言是由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撰写的,它明确指出,这本书是学习并了解李克农的历史,以及在现代情报实践中需要了解的教训和经验。”

中共国安部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建立新的培训项目。他们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外语或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不一定具备他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大约在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初期,他们开始尝试在安全部的不同部门招募更年轻的人,例如,他们会到高中去对年轻学生说,如果对安全部门的某个职业感兴趣的话,这些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可以学习外语的途径,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以便这些年轻学生们可以更有效和针对性地将学习时间投入相应领域,从而将来把这些技能应用到情报服务。

孟沛德还谈到,他听说过一些事情,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中共情报系统正在创建各种实习计划,这样年轻的情报人员就可以获得到公司的实习机会,因此,如果他们以专业商务人士的身份出现,他们实际上会看上去、听起来像专业的商务人士。如果你偶然遇到了年轻一代的中共情报人员,你会发现他们拥有更高的精密性、更好的外语和沟通能力,这不是10年、20年前,当然更不是30年前的特工所能拥有的。

另一个原因,特别是国家安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对解放军来说也是,其精密程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到进入网络空间的发展趋势,以及数据数字化以及存储,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称其为信号情报、隐秘和技术操作的无畏时刻。因为以前,要接收信号的话,则必须拥有相应的行业设施,必须拥有卫星,必须拥有卫星接收碟,必须拥有全球网络,必须拥有进行解密的计算能力,因为加密技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并远远超出了个人可以轻易解密的范围。这是一个巨大的能力,而中国(中共)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切断了这种能力。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才开始接触其中的一些东西,但是还是相当落后。

中共国安部看到了这个机会,他们投资建立了以各种安全局为中心的公共和私有基础设施,特别是创建了一个可以同时防御和进攻的生态系统。因此,相互交流,雇用合同工,享受私营部门的好处,从而使政府机构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在他们要做的事情。

网络的发展对于机密和技术操作也很重要。例如,传统窃听技术如果要在某个地方放一个窃听器,必须得进到那里,必须找到一种获取信息的方法,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数据输送出来。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意味着,1999年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发现的窃听器,实际上你必须能够在该会议室拍摄木制橱柜的照片,必须了解图片的质量,识别木纹及其真实颜色,以便当你重新进来时,能真实再现。必须具有制造适合那种受限空间电池的技能,必须有麦克风,必须有发出数据的计划并保存,还得能节省电池,这样它们就不会只是在建筑物中运行并消耗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大的变革中,这些工艺和特工技能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做得很好。

中国(共)特工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中共控制着环境,而且多年以来,反技术监视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仅掌握在政府手中,不在其他任何人手中。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密码工艺存于软件代码中,而不是在传输设备,一个USB驱动器就可以,是的,可以有很多方法把它藏起来,这里面也有一些技巧和艺术,但这是一套非常不同的技巧。而且,信号情报的教学和以前的无畏时代相比,现在要容易得多。

最后,我想说的是,重要的是要了解参与情报系统的机构,国家安全部还有解放军的情报人员,他们都是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官僚机构以特定的方式工作,奖励特定的行为模式。而且,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集中。以国家安全部为例,如果您阅读过本书中的一些案例,您会看到一些他们有一些非常有效和有用的技巧。您还会看到一些愚蠢的事情,就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认真对待国家安全部?答案之一以及为什么要了解此机构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安全部本身是一个中央部委,它有31个省级单位和数十成百个地方国家安全局。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各自聘用人员。

那么,对于上海国家安全局聘用上海大学毕业生的方式,与安徽国家安全局的作法略有不同,我们真的要觉得惊讶吗?考虑到在中国具有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一个如此多样化的组织,看上去遍布整个地图,我们真的会感到惊讶吗?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你不能说,哦,这里有精密性,那里没有精密性,并以此来判断其情报服务。但是,如果您不了解该组织是如何构成的,不了解这些人如何得到这个职位的历史,也许他们先是警察,然后是情报人员,那么就无法理解这个程度,而几十年前则是首先成为情报官员,而不是做其它职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叶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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