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楠15日报导)1959年，在西藏人民反抗北京统治的武装斗争受到血腥镇压之后，大约八万藏人逃到印度。从那时以来，踏着他们的足迹走上逃亡之路的人就从未间断过。不久前，美国之音记者张楠访问了印度的藏人社区，不少流亡者告诉他，他们逃出西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请听张楠的系列报导“逃出西藏”的第一部分。
*逃离宗教迫害*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伴着练习法号的声音起床。饭店对面的山坡上就是大昭寺。再往上便是达赖喇嘛的驻地了。清晨，在环绕达赖喇嘛住所的小道上，可以看到一批批转经的信众。他们是不同时代从西藏逃来印度的难民。不少人都跟我谈到，他们是出于宗教原因来印度的。冉秋阿旺是跟解放军打过仗的一名藏军指挥官。他说，他们当年揭竿而起就是因为共产党在民主改革中迫害藏人，消灭宗教。冉秋阿旺说：“中共从1955年开始强烈地攻击宗教，说宗教是毒，说穿黄袈裟的活佛是黄色强盗，说穿红袈裟的一般僧人是红色盗贼。对西藏人来说，宗教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谁摧毁我们的寺庙，就是男人全部死光了，女人全部死光了，我们也不会甘心。”
*僧人造反*
对于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原因，北京当局认为是由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不过，来自云南藏区的阿旺平迭说，1956年民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 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并没有引起抵抗。阿旺平迭说：“但是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动寺院了，开始消灭寺院，僧人就造反了，人民就跟着 起来，这样战争就打起来了。”阿旺平迭也参加了藏人抵抗力量“四水六岗卫教军”。他和冉秋阿旺一样，后来都跟随游击队撤退到印度。在所谓“平叛”和“民改”以后，西藏原有的2500座大、小寺庙中，有97%被摧毁，保留下来的仅有70多座。这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60年代初在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上书中提供的数字。
*西藏缺乏藏人味道*
十世班禅不光是位只懂念经、讲法的活佛， 还担任过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据他说，全西藏在1959以前有僧尼11万多人，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后来，中国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更有大量的寺庙和宗教文物受到破坏。文革后，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国政府1992年发布的西藏问题白皮书说，当时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但是，一些近年来逃亡印度的藏人和返乡探亲回来的流亡人士表示，他们仍然对目前西藏宗教自由的程度感到不满意。阿旺平迭1992年曾回乡探亲，他向记者谈到自己的见闻。阿旺平迭说：“本来家乡就物产丰富，非常富足，现在更好了。大米、白面比我们原来在西藏时还便宜。但是，藏人家里一般应该还有佛像、佛龛等，现在踪影都不见了，完全没有西藏人的味道。”
*想见精神领袖*
在白拉库比一个寺院里当和尚的仲然也有同感。他说，他家乡的寺庙本来有100多名僧人，可是中共规定的名额只有32人，而他本人不在名单之内，被赶了出来，所以才决定来印度。仲然说：“在家乡，生活很好，不是因为吃不饱饭才来印度。在中国，唯一的困难就是无法出家为僧。”不仅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僧人，就连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宗教领袖17世噶玛巴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住栖之地，来到印度。17世噶玛巴是北京当局认可的活佛，按说各方面待遇并不差。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曾多次要求去国外接受传承，都没有得到批准，只好一走了之。噶玛巴说：“来印度主要是为了接受自己教派的传承，灌顶等等，延续这种传承。第二是想见达赖喇嘛，聆听他的教诲。”
的确，藏人对宗教的信仰是跟他们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崇拜分不开的。一位参加过1959年暴动的老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太阳来比喻达赖喇嘛。他说：“达赖喇嘛是我们西藏人的依靠，精神上的领袖，来世的护主。这样一个像太阳一样的领袖，中共把他逼到异国他乡，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年轻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也毫不逊色。我到西藏儿童村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为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准备文艺节目。噶图措是一名高年级学生，逃出来的时候只有14岁。她说，她来印度就是想见达赖喇嘛。噶图措说：“达赖喇嘛就像一个太阳，给我们温暖，每当我想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就心里感到幸福，给我一种安全感。… 没来的时候， 我就经常做梦去见达赖喇嘛。”
然而在西藏，现在当局连达赖喇嘛的像都不让挂。浑瑟养老院的拉巴柴仁说，他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经过日喀则的时候，还看到寺庙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照片并排供着。拉巴柴仁说: “但是，在家乡待了几个月以后，回来再经过日喀则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像就全被取掉了。仅几个月，政策就变了。”
而在达兰萨拉和印度的其他藏人定居点，这一切全然不是问题。转经筒哗啦啦响着，经幡在随风飘扬，远处隐约传来大昭寺咚咚的鼓声，给人一种和平、安宁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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