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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9日讯】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6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革命历史博物馆观看纪念展览，又记起了毛讲话中对于鲁迅《自嘲》诗的政治解释：“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的话语至今还被奉为最高思想，同样为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却成了不能落实的一句空话。于是，便有了郭沫若《孺子牛的质变》中对于毛思想的曲意奉承，说是“孺子牛”的出典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的柱贴：“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文载196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解玲还须系铃人”，要想“实事求是”地求解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千夫指”与“孺子牛”的本来面目和本真意义，最为可靠的办法，还是到鲁迅本人的文本中寻找答案。
早在1931年4月15日，鲁迅在致李秉中信中就曾以“孺子牛”自称：“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
“孺子牛”的最早出典，并不郭沫若所说的《北江诗话》，而是《左传·哀公六年》的“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这里的“君”指的是齐国国君齐景公。此君热爱自己的孩子，曾经装牛让孩子骑着玩，嘴里还咬着一根绳子，当孩子跌倒时，绳子就扯掉了他的牙齿。齐景公对于孩子的爱心，与鲁迅是相通的，鲁迅笔下的“孺子”，显然是指1929年9月27日出生的周海婴，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接着这段话，鲁迅还谈到了在上海卖文为生的艰难：“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北新在内）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耳”。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本义，既可以前溯到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赞同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和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倡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超人之说；又可以后推到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死》中所表示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无论如何“摩罗”和“超人”，终究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主义者”，《死》中留给家属的“遗嘱”中，更有一款十足个人主义的明白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在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众数”、“千夫”和“怨敌”中，应该包含有骂他为“有闲”的成仿吾和化名杜荃骂他为“二重反革命”的郭沫若以及被称之为“四条汉子”的周扬、田汉们，与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意义上的“敌人”之间，并不能够划上等号。在为躲避“华盖运”同时也为“管自己生活”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眼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既不会卑微可怜到“孺子”的地步，他自己也不会神圣纯洁到“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大概只有中国本土高唱“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革命群众和革命领袖，才会把自己与别人史无前例地分割成两个品种和两个阶级：
一边是等待哺育拯救的“孺子”，一边是哺育拯救“孺子”的“孺子牛”！到了1959、60、61年号称“大跃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被活活饿死的偏偏是自己种田养活自己却被共产了劳动成果的上千万的农村“孺子”，这其中就有笔者一生勤劳的爷爷张天霖。“大救星”兼“孺子牛”的毛泽东，据说只是少吃了几顿红烧肉而已。“死而后已”的毛泽东连同被他政治化和神圣化的鲁迅，其实从来没有“已”过，他们的“思想”，依然是还没有被饿死整死的中国人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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