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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6月4日到天安門廣場東側革命歷史博物館觀看紀念展覽，又記起了毛講話中對於魯迅《自嘲》詩的政治解釋：“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麽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毛澤東的話語至今還被奉爲最高思想，同樣爲毛澤東所提倡的“實事求是”，卻成了不能落實的一句空話。於是，便有了郭沫若《孺子牛的質變》中對於毛思想的曲意奉承，說是“孺子牛”的出典爲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引錢季重的柱貼：“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但這一典故，一落到魯迅的手裏，卻完全變了質。在這裏，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文載1962年1月16日《人民日報》）
“解玲還須系鈴人”，要想“實事求是”地求解出現在魯迅筆下的“千夫指”與“孺子牛”的本來面目和本真意義，最爲可靠的辦法，還是到魯迅本人的文本中尋找答案。
早在1931年4月15日，魯迅在致李秉中信中就曾以“孺子牛”自稱：“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爲累墜之事，然生産之費，問題尚輕，大者乃在將來之教育，國無常經，個人更無所措手。……我本以絕後顧之憂爲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嬰兒，長吉詩雲：己生須己養，荷擔出門去，只得加倍服勞，爲孺子牛耳”。
“孺子牛”的最早出典，並不郭沫若所說的《北江詩話》，而是《左傳·哀公六年》的“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這裏的“君”指的是齊國國君齊景公。此君熱愛自己的孩子，曾經裝牛讓孩子騎著玩，嘴裏還咬著一根繩子，當孩子跌倒時，繩子就扯掉了他的牙齒。齊景公對於孩子的愛心，與魯迅是相通的，魯迅筆下的“孺子”，顯然是指1929年9月27日出生的周海嬰，而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接著這段話，魯迅還談到了在上海賣文爲生的艱難：“百物騰貴，弄筆者或殺或囚，書店（北新在內）多被封閉，文界孑遺，有稿亦無賣處，於生活遂大生影響耳”。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本義，既可以前溯到日本留學時期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所贊同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的摩羅詩人，和在《文化偏至論》中所提倡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的超人之說；又可以後推到1936年9月5日魯迅在《死》中所表示的“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無論如何“摩羅”和“超人”，終究是一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個人主義者”，《死》中留給家屬的“遺囑”中，更有一款十足個人主義的明白話：“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在魯迅“一個都不寬恕”的“衆數”、“千夫”和“怨敵”中，應該包含有罵他爲“有閑”的成仿吾和化名杜荃罵他爲“二重反革命”的郭沫若以及被稱之爲“四條漢子”的周揚、田漢們，與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意義上的“敵人”之間，並不能夠劃上等號。在爲躲避“華蓋運”同時也爲“管自己生活”而“躲進小樓成一統”的魯迅眼裏，“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既不會卑微可憐到“孺子”的地步，他自己也不會神聖純潔到“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地步。大概只有中國本土高唱“呼兒咳喲，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革命群衆和革命領袖，才會把自己與別人史無前例地分割成兩個品種和兩個階級：
一邊是等待哺育拯救的“孺子”，一邊是哺育拯救“孺子”的“孺子牛”！到了1959、60、61年號稱“大躍進”的共産主義運動中，被活活餓死的偏偏是自己種田養活自己卻被共産了勞動成果的上千萬的農村“孺子”，這其中就有筆者一生勤勞的爺爺張天霖。“大救星”兼“孺子牛”的毛澤東，據說只是少吃了幾頓紅燒肉而已。“死而後已”的毛澤東連同被他政治化和神聖化的魯迅，其實從來沒有“已”過，他們的“思想”，依然是還沒有被餓死整死的中國人的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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