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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31日讯】吴虞字又陵，原名永宽，1872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893年丧母后被纳妾另娶的父亲吴兴杰赶出家门自立门户，“始据刘熙《释名》，更名曰虞。”吴虞曾师从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吴伯朅、廖季平、张星平等研读中国传统的经书子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最早也最具战斗力的反孔斗士。
1911年，吴虞父亲吴兴杰晚年落魄，找到儿子家中毁弃早年立下的分家合约争夺财产，父子二人因此大打官司直至大打出手，吴虞写出《家庭苦趣》一文油印散发，揭露父亲的诸般不是。在法庭胜诉后，吴虞以每月支付20元赡养费为条件令父亲迁出另住。一直与吴虞势不两立的“反对派”徐桐趁机大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文章，纠合教育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既攻击吴虞以天平码打击父亲，致使其父饿死岱庙为忤逆不孝，又攻击吴虞非儒反孔的诸多文章为异端邪说，从而把吴虞逐出教育界并遭受官府通辑。
被逐出教育界的吴虞，于痛心疾首中更加执着地非儒反孔。1914年，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吴虞把自己非儒反孔的旧诗《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寄到《甲寅》杂志社，经陈独秀之手予以发表，这是吴虞与陈独秀文字之交的发端。
1915年9月，由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新青年》杂志，吴虞又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6年12月3日，他郑重提笔给陈独秀写下一封长信，还随信寄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本论》、《礼论》等非儒反孔文章“以求印证”。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5号《通信》栏中公开发表吴虞《致陈独秀书》，同时发表自己的回信《答吴又陵》，说是：“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陈独秀的回信令吴虞感奋不已，1917年3月25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午刻陈岳安送来《进步》十一卷四号，《新中华报》三月七日，因上登有《新青年》六号要目，余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本论》在上，故送来一阅也。余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
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经胡适介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吴虞文录·序》称之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一文中，对于吴虞的历史地位另有更为准确的评估：“现代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多；但是，像吴氏那麽热诚来呼号非儒的，一个也没有。”
吴虞的非儒反孔是从非孝入手的，这与他一直遭受父亲吴兴杰专制强暴而难能伸张的切身体验有关。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他写道：“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先，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进而对这种只支援强势独裁而无视弱势者正当权利的单向维度的“专制主义”发起攻击：“然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为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
在《说孝》中，吴虞进一步指明：“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
正是因为有了对于中国传统儒教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政教架构的整体把握，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吴虞才会写出传诵一时的奇文《吃人与礼教》：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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