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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8日讯】原本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却成了‧‧‧‧‧
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什么都发生了。
在这撞击的早晨，
在这塌崩的早晨，
在这烟熏的早晨，
在这血染的早晨，
一切都沾染了血色，又失去了血色
比恐怖还恐怖的是什么﹖
比罪恶还罪恶的是什么﹖
比悲惨还悲惨的是什么﹖
比愤怒还愤怒的是什么﹖
正义之神您在那里把守﹖
快来撕碎撕碎和平的妖魔。
这是一首一位华夏中文学校创始人之一的女士，在九一一难友王维斌追悼会上朗读的诗，后来发表在新州中文《美洲》报上。当她读到烟熏的早晨时，她把自己和听众都带回了那可怕的早晨，她读不下去了，当时她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控制住几乎不能控制的心情。将近一年过去了，这首诗仍述说着我们心中的感受。不是吗﹖那时，成千上万的人都同时经历了悲惨，恐怖和愤怒，而且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和妖魔，并且呼求上帝来持守世界正义。这首诗正好多方面地表达了我及许多人在九一一后许多不能言语的感受。
九一一那天，我整个人都麻木沉重。公司中午就宣布大家可以回去寻找安慰受难的loved ones。而我却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公司对着电脑，发呆似地查寻着最新新闻和朋友下落。晚间回到家里，听到太太说她与隔壁的两三个美国太太，都为有亲人在Manhattan下城工作而无音信急得哭了好久，太太是因姐夫在WTC上班，侄女在WTC附近上课二姐当日在那里shopping而无音信。那时整个下城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只好哭着祈求上帝怜悯。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陆续证实亲人都安全脱险了。到第三天晚上，我的麻木紧张心情才刚刚放松，突然又收到哥大校友胡戈夫人的电话，说我们在哥大同系毕业的王维斌到现在还没回家﹗放下电话，我整个思维都停顿了，只能在心里默祷，主啊，求你怜悯‧‧‧。
9月16号New York Times在九一一版，异常地刊登了一哥大(Columbia University)地震学家John Armbruster 关于九一一震波的文章。文章的作者John是我和维斌都认识的一个科学家。哥大Lamont Earth Observatory的地震台，可能算是离WTC最近的。它忠实精确地记下了四个震波﹕8：45AM American Airline 11撞进北塔，9：03AM United Airline 175撞进南塔，9：50AM南塔倒塌，10：28AM北塔倒塌。其中维斌工作的北塔倒塌造成了最大的震动，为瑞氏级别Richter Magnitude scale 2.3。是巧合还是命定，维斌学习工作过多年的研究所记录了维斌离世的时刻。
Lamont 地球观察所是个有世界声誉的研究所，也是哥大最大的研究所。许多有学术及新闻价值的重大地球科研项目都在这里进行﹕地震震源机制，地震波监视地下核爆炸，海底地图绘制，海底扩张，大陆漂移，大地板块构造，人造第二大气层，Global Warming， 大洋水流造成气候异常，及石油资源保护等等。Mr. Lamont 也是华尔街大公司Morgan Stanley30－40年代的大老板，他死后他的太太把他在纽约郊外Hudson River 边的地产d捐献给哥大。（在Lamont Earth Observatory的图书馆，现在仍挂着Mrs. Lamont把地契交给当时哥大校长 Eisenhower 总统的相片）。在离New York City不到20miles的地方，人们能找到一块依山傍水，清澈幽美的地皮实是难得的，哥大利用这块地皮吸引了二战后许多一流地球科学家。在Lamont学习工作过的校友中，出了几十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有的还做到了美国科学院院长，美国地质调查局长，MIT校长。维斌是最早到Lamont解的中国学生之一。我从康州转到Lamont 进入Dr. Scholz研究组做博士生时，维斌已在那组做了两年。维斌主要是跟Scholz做岩石地震力学特性方面的研究。人们每天都要在堆满电表﹑电线﹑岩石样品的实验室里干很长时间。我在Scholz手下呆了一年多找不到彼此都有兴趣且能拿到funding的研究项目。后来我的指导教授Langseth拿到海底研究项目比较适合我，我便离开了Scholz 和维斌的研究组。维斌比我早一年半写完博士论文，当时正值苏美冷战结束，科研经费大幅度削减的年间，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在学术界颇难找到满意和稳定的工作。后来维斌靠了第一批靠计算机以及数据处理方面的技能“转行”到华尔街公司工作的哥大中国留学生之一。
我和维斌的家人接触得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我邀请他全家到我住的地方(a few miles to Lamont)玩过。维斌安息的地方就离我当时住的地方很近。九一一过后的师文(维斌太太)忙着往各医院去寻找维斌，家里的小孩，家务都由好心的朋友代劳。我也特意请了两三天假和太太去维斌家“代劳”。当时看到维斌13岁的儿子Raymond和10岁的女儿Marina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两岁的小儿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94年我结婚时Marina还在妈妈手中。现在她已差不多是大人的个头，只是仍然一脸的幼稚天真，她已经很懂事了，正在收集有关她父亲的资料，并且希望知道她父亲背景的人，能写一些有关她父亲的文章。以后她长大成人是不会忘记她父亲的。这也是我写此文的动力之一。
因为我是哥大校友中唯一去基督教会并且在美国参加过美式追悼会的人，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维斌追悼会的组织者以及募款联络人。当时师文神志不清又急着每天去城里打听维斌的下落，虽然校友，邻居和朋友都有想帮忙，但是谁也不知该听谁的。意见繁多，各自有理。好在哥大Lamont 校友理清，洪昇，贺伟等敢于承担责任，在众说纷纭中主动提出由哥大校友牵头办理后事。师文也信任我们，否则靠着受难者太太自己来决定，几乎什么都做不成了。我认识的一位难友的太太，就有糊里糊涂过了一个多月才告诉政府自己的丈夫在九一一中失踪的情况，更不用说如何去办理后事了。当然，我们不能怪她们糊涂，因为她们受的打击太大，能自己把健康撑下来已不容易，何况办理一切琐事。其实，九一一过后的一两个月，大家对难友都深切同情。我所在的基督教团契（CCYF）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些难友，但是仍然积极参与帮助难友料理后事及募款。没有许多朋友无私地奉献时间和精力，很难想像维斌这么大型的葬礼能够成功举行，以及事后为维斌小孩募款能得到许多人的慷慨解囊。其中那个美国Rockland 长老会，不但免费提供场地给我们举办追悼会，还捐献一万元，各地哥大中国学生也捐献了上万元。远在DC郊外的华人圣经教会及十几个在外州我不认识的好心人，也捐献了几千元。
在处理维斌的后事过程中，有两个时刻是我一生也不能忘记的。第一，是追悼会前一天，我带维斌的家人去和维斌遗体告别，但是宾仪馆和FBI都说不要看。我一个人坐在下面，看着维斌家人撕裂肺腑地围着棺木嚎哭，使我悲伤到极点。我本人也经历过亲人去世的伤痛。三年前，我63岁的母亲猝然离世，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她有严重的疾病。我已把我当时的惊愕，悲伤写在我的一篇文章《永恒的祈祷》上（在www.ccyf─ny.org可查到），我当年已经尝够悲痛。现在又是一副白发送黑发情景，不懂事的孩童送自己的父亲，这更是世界上最悲痛的场面。“我们造什么孽，会有这样的下场﹖维斌啊，你没享过福，你一生都在劳苦。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啊﹖”维斌岳母抱着维斌棺木嚎哭着问着。相反，维斌的父亲却没有把悲情泄露出来，也许是多年右派命运使他忘记情感的表现。后来大使馆王领事告诉我们，当时他最担心的是维斌的父亲。最让我们欣慰的是，维斌的父亲回国前接受了上帝的恩典。现在我只能祈祷﹕我们的帮助是何等有限，上帝啊您来安慰这个失去独子的孤单老人。施文母亲一家和维斌的父亲，都是专程从北京和广西赶来参加维斌葬礼的。听施文的姐姐说，施文家人可能是北京唯一的九一一受难家属。
第二个时刻是维斌骨灰下葬那天早晨，是一个秋高气爽，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安静日子。我们几十人站在Hudson江边的墓地旁，每人手拿一束鲜花，听着阿兰牧师(Rev & Dr. Allan Kemp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Rockland， NY)的葬词：死荫的幽谷（取材自圣经诗篇23篇）。阿兰牧师解释说死是荫(Shadow)不必太悲伤。许多老同学朋友都说墓地很好。维斌在纽约的许多年里，每天在Hudson River傍工作学习，现在他永远安睡在这里了。真是天赐的资讯，天赐的气候和天赐的墓地。也许有人会说维斌并不信上帝，我也这样想过。直到追悼会那天，碰到不认识维斌却特意专程去参加葬礼的两个美国基督徒姊妹时，她们对我说﹕“You never know， 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也是在最后一分钟进入上帝的恩典和安息”。美国人的同情心给我印象很深。顺便提一下，在参加维斌追悼会的人数中，有一半是美国人，有很多人是从前从未与维斌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人。
维斌并不是我唯一认识的难友。九一一几个星期后，我才从internet上查出我以前在华尔街公司PaineWebber工作时的老板David Silver也在受难者之列。他早我约一年离开PaineWebber去WTC工作，与维斌是同一家公司。（他是我在华尔街公司工作几年当中认识的对我最友好的老板。他是一个不到35岁的犹太美国人。）我在2000年底离开PaineWebber时曾与他联系过一次，他在eamil中问我是否想来WTC工作，那时我因找到在郊外的工作而一直没回他的email。他的第二女儿出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礼拜，他的大女儿九一一时不到三岁。当我把CCYF和华人圣经教会的礼物和募款送给他的太太Holli时，她回了一封催人泪水的email给我们﹕
Dear Wayne and May，
Just received the blanket and the very generous check. The blanket and card really meant a lot to me too. I am compiling a book of cards for my girls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 chance to know their daddy from everyones eye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words and thank you for genuine act of lov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ayer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prayers from all touched our lives are the very thing that keeps me going. In the wake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although there is evil this world， there are many more good souls than bad. It was my daughters birthday yesterday. What an emotional day for me. I thank God everyday my beautiful children and for all of the beautiful people. Please don’t stop the prayers. They are working. They are helping to make this world a more wonderful place.
May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one of you.
Regards， Holli
在九一一后的那个星期六，我就从CCYF和朋友处得知另一位我认识的难友林卫荣。林卫荣在90年代初期中期经常来CCY─CCYF参加聚会，但是后来据说他开了律师楼后再也没有来过，我也就从未见到他了。据后来见过他的人说，他是一个工作狂，这样可能正是他遇难的原因，其实他完全可以有时间逃离现场的。他太太和秘书都说催他好几次他都不愿走。多么可惜，维斌和David大部分可能是下不来，而卫荣却是不愿走。卫荣的不幸，好像在提醒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胜过珍惜一切。就如耶稣说“人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我想借此文代表受难家属，对关心她们的许多朋友表示真挚的感谢，特别是许多奉献了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朋友。也敬请大家原谅这些受难家属未能一一回复感谢。这些家属，特别是维斌太太师文，好几次都向我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她们现在非常忙碌，不但她们精神上伤痛还远远没有痊愈，现在还要承担起一家之主及办理政府赔款等重任。其实做为募款联系人，我也经常找不到她们，常常要几次联系才能找到。我想大概她们的家庭上下老老少少，对许多电话﹑电话留言和email可能都没有办法妥当处理，许多完满家庭里的太太都经常忘记许多事情，何况她们呢﹖她们是最应该被原谅的。让我们继续为她们，特别是她们未成年的孩子，祈祷祝福吧﹗
（谨以此文献给与我们一同帮助九一一受难家属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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