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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8日訊】原本是一個美好的早晨，
卻成了‧‧‧‧‧
還沒有明白發生了甚麼
就甚麼都發生了。
在這撞擊的早晨，
在這塌崩的早晨，
在這煙熏的早晨，
在這血染的早晨，
一切都沾染了血色，又失去了血色
比恐怖還恐怖的是甚麼﹖
比罪惡還罪惡的是甚麼﹖
比悲慘還悲慘的是甚麼﹖
比憤怒還憤怒的是甚麼﹖
正義之神您在那裏把守﹖
快來撕碎撕碎和平的妖魔。
這是一首一位華夏中文學校創始人之一的女士，在九一一難友王維斌追悼會上朗讀的詩，後來發表在新州中文《美洲》報上。當她讀到煙熏的早晨時，她把自己和聽眾都帶回了那可怕的早晨，她讀不下去了，當時她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控制住幾乎不能控制的心情。將近一年過去了，這首詩仍述說著我們心中的感受。不是嗎﹖那時，成千上萬的人都同時經歷了悲慘，恐怖和憤怒，而且也感受到這個世界的罪惡和妖魔，並且呼求上帝來持守世界正義。這首詩正好多方面地表達了我及許多人在九一一後許多不能言語的感受。
九一一那天，我整個人都麻木沉重。公司中午就宣佈大家可以回去尋找安慰受難的loved ones。而我卻一個人在空空蕩蕩的公司對著電腦，發獃似地查尋著最新新聞和朋友下落。晚間回到家裏，聽到太太說她與隔壁的兩三個美國太太，都為有親人在Manhattan下城工作而無音信急得哭了好久，太太是因姐夫在WTC上班，姪女在WTC附近上課二姐當日在那裏shopping而無音信。那時整個下城的電話都打不進去，只好哭著祈求上帝憐憫。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陸續證實親人都安全脫險了。到第三天晚上，我的麻木緊張心情才剛剛放鬆，突然又收到哥大校友胡戈夫人的電話，說我們在哥大同系畢業的王維斌到現在還沒回家﹗放下電話，我整個思維都停頓了，只能在心裏默禱，主啊，求你憐憫‧‧‧。
9月16號New York Times在九一一版，異常地刊登了一哥大(Columbia University)地震學家John Armbruster 關於九一一震波的文章。文章的作者John是我和維斌都認識的一個科學家。哥大Lamont Earth Observatory的地震臺，可能算是離WTC最近的。它忠實精確地記下了四個震波﹕8：45AM American Airline 11撞進北塔，9：03AM United Airline 175撞進南塔，9：50AM南塔倒塌，10：28AM北塔倒塌。其中維斌工作的北塔倒塌造成了最大的震動，為瑞氏級別Richter Magnitude scale 2.3。是巧合還是命定，維斌學習工作過多年的研究所記錄了維斌離世的時刻。
Lamont 地球觀察所是個有世界聲譽的研究所，也是哥大最大的研究所。許多有學術及新聞價值的重大地球科研項目都在這裏進行﹕地震震源機制，地震波監視地下核爆炸，海底地圖繪製，海底擴張，大陸漂移，大地板塊構造，人造第二大氣層，Global Warming， 大洋水流造成氣候異常，及石油資源保護等等。Mr. Lamont 也是華爾街大公司Morgan Stanley30－40年代的大老闆，他死後他的太太把他在紐約郊外Hudson River 邊的地產d捐獻給哥大。（在Lamont Earth Observatory的圖書館，現在仍掛著Mrs. Lamont把地契交給當時哥大校長 Eisenhower 總統的相片）。在離New York City不到20miles的地方，人們能找到一塊依山傍水，清澈幽美的地皮實是難得的，哥大利用這塊地皮吸引了二戰後許多一流地球科學家。在Lamont學習工作過的校友中，出了幾十位美國科學院院士，有的還做到了美國科學院院長，美國地質調查局長，MIT校長。維斌是最早到Lamont解的中國學生之一。我從康州轉到Lamont 進入Dr. Scholz研究組做博士生時，維斌已在那組做了兩年。維斌主要是跟Scholz做岩石地震力學特性方面的研究。人們每天都要在堆滿電錶﹑電線﹑岩石樣品的實驗室裏幹很長時間。我在Scholz手下呆了一年多找不到彼此都有興趣且能拿到funding的研究項目。後來我的指導教授Langseth拿到海底研究項目比較適合我，我便離開了Scholz 和維斌的研究組。維斌比我早一年半寫完博士論文，當時正值蘇美冷戰結束，科研經費大幅度削減的年間，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在學術界頗難找到滿意和穩定的工作。後來維斌靠了第一批靠計算機以及數據處理方面的技能「轉行」到華爾街公司工作的哥大中國留學生之一。
我和維斌的家人接觸得不多。只記得有一次我邀請他全家到我住的地方(a few miles to Lamont)玩過。維斌安息的地方就離我當時住的地方很近。九一一過後的師文(維斌太太)忙著往各醫院去尋找維斌，家裏的小孩，家務都由好心的朋友代勞。我也特意請了兩三天假和太太去維斌家「代勞」。當時看到維斌13歲的兒子Raymond和10歲的女兒Marina已經完全認不出來了。兩歲的小兒子我還是第一次見到。94年我結婚時Marina還在媽媽手中。現在她已差不多是大人的個頭，只是仍然一臉的幼稚天真，她已經很懂事了，正在收集有關她父親的資料，並且希望知道她父親背景的人，能寫一些有關她父親的文章。以後她長大成人是不會忘記她父親的。這也是我寫此文的動力之一。
因為我是哥大校友中唯一去基督教會並且在美國參加過美式追悼會的人，我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維斌追悼會的組織者以及募款聯絡人。當時師文神志不清又急著每天去城裏打聽維斌的下落，雖然校友，鄰居和朋友都有想幫忙，但是誰也不知該聽誰的。意見繁多，各自有理。好在哥大Lamont 校友理清，洪昇，賀偉等敢於承擔責任，在眾說紛紜中主動提出由哥大校友牽頭辦理後事。師文也信任我們，否則靠著受難者太太自己來決定，幾乎甚麼都做不成了。我認識的一位難友的太太，就有糊裏糊塗過了一個多月才告訴政府自己的丈夫在九一一中失蹤的情況，更不用說如何去辦理後事了。當然，我們不能怪她們糊塗，因為她們受的打擊太大，能自己把健康撐下來已不容易，何況辦理一切瑣事。其實，九一一過後的一兩個月，大家對難友都深切同情。我所在的基督教團契（CCYF）雖然大多數人並不認識這些難友，但是仍然積極參與幫助難友料理後事及募款。沒有許多朋友無私地奉獻時間和精力，很難想像維斌這麼大型的葬禮能夠成功舉行，以及事後為維斌小孩募款能得到許多人的慷慨解囊。其中那個美國Rockland 長老會，不但免費提供場地給我們舉辦追悼會，還捐獻一萬元，各地哥大中國學生也捐獻了上萬元。遠在DC郊外的華人聖經教會及十幾個在外州我不認識的好心人，也捐獻了幾千元。
在處理維斌的後事過程中，有兩個時刻是我一生也不能忘記的。第一，是追悼會前一天，我帶維斌的家人去和維斌遺體告別，但是賓儀館和FBI都說不要看。我一個人坐在下面，看著維斌家人撕裂肺腑地圍著棺木嚎哭，使我悲傷到極點。我本人也經歷過親人去世的傷痛。三年前，我63歲的母親猝然離世，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她有嚴重的疾病。我已把我當時的驚愕，悲傷寫在我的一篇文章《永恆的祈禱》上（在www.ccyf─ny.org可查到），我當年已經嘗夠悲痛。現在又是一副白髮送黑髮情景，不懂事的孩童送自己的父親，這更是世界上最悲痛的場面。「我們造甚麼孽，會有這樣的下場﹖維斌啊，你沒享過福，你一生都在勞苦。你怎麼這麼快就走了啊﹖」維斌岳母抱著維斌棺木嚎哭著問著。相反，維斌的父親卻沒有把悲情洩露出來，也許是多年右派命運使他忘記情感的表現。後來大使館王領事告訴我們，當時他最擔心的是維斌的父親。最讓我們欣慰的是，維斌的父親回國前接受了上帝的恩典。現在我只能祈禱﹕我們的幫助是何等有限，上帝啊您來安慰這個失去獨子的孤單老人。施文母親一家和維斌的父親，都是專程從北京和廣西趕來參加維斌葬禮的。聽施文的姐姐說，施文家人可能是北京唯一的九一一受難家屬。
第二個時刻是維斌骨灰下葬那天早晨，是一個秋高氣爽，霜葉紅於二月花的安靜日子。我們幾十人站在Hudson江邊的墓地旁，每人手拿一束鮮花，聽著阿蘭牧師(Rev & Dr. Allan Kemp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Rockland， NY)的葬詞：死蔭的幽谷（取材自聖經詩篇23篇）。阿蘭牧師解釋說死是蔭(Shadow)不必太悲傷。許多老同學朋友都說墓地很好。維斌在紐約的許多年裏，每天在Hudson River傍工作學習，現在他永遠安睡在這裏了。真是天賜的資訊，天賜的氣候和天賜的墓地。也許有人會說維斌並不信上帝，我也這樣想過。直到追悼會那天，碰到不認識維斌卻特意專程去參加葬禮的兩個美國基督徒姊妹時，她們對我說﹕「You never know， 釘在耶穌旁邊的那個強盜也是在最後一分鐘進入上帝的恩典和安息」。美國人的同情心給我印象很深。順便提一下，在參加維斌追悼會的人數中，有一半是美國人，有很多人是從前從未與維斌直接打過交道的美國人。
維斌並不是我唯一認識的難友。九一一幾個星期後，我才從internet上查出我以前在華爾街公司PaineWebber工作時的老闆David Silver也在受難者之列。他早我約一年離開PaineWebber去WTC工作，與維斌是同一家公司。（他是我在華爾街公司工作幾年當中認識的對我最友好的老闆。他是一個不到35歲的猶太美國人。）我在2000年底離開PaineWebber時曾與他聯繫過一次，他在eamil中問我是否想來WTC工作，那時我因找到在郊外的工作而一直沒回他的email。他的第二女兒出生在他去世後的第三個禮拜，他的大女兒九一一時不到三歲。當我把CCYF和華人聖經教會的禮物和募款送給他的太太Holli時，她回了一封催人淚水的email給我們﹕
Dear Wayne and May，
Just received the blanket and the very generous check. The blanket and card really meant a lot to me too. I am compiling a book of cards for my girls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 chance to know their daddy from everyones eye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words and thank you for genuine act of lov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ayer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prayers from all touched our lives are the very thing that keeps me going. In the wake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although there is evil this world， there are many more good souls than bad. It was my daughters birthday yesterday. What an emotional day for me. I thank God everyday my beautiful children and for all of the beautiful people. Please don’t stop the prayers. They are working. They are helping to make this world a more wonderful place.
May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one of you.
Regards， Holli
在九一一後的那個星期六，我就從CCYF和朋友處得知另一位我認識的難友林衛榮。林衛榮在90年代初期中期經常來CCY─CCYF參加聚會，但是後來據說他開了律師樓後再也沒有來過，我也就從未見到他了。據後來見過他的人說，他是一個工作狂，這樣可能正是他遇難的原因，其實他完全可以有時間逃離現場的。他太太和秘書都說催他好幾次他都不願走。多麼可惜，維斌和David大部份可能是下不來，而衛榮卻是不願走。衛榮的不幸，好像在提醒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勝過珍惜一切。就如耶穌說「人賺了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好處呢﹖」。
最後我想藉此文代表受難家屬，對關心她們的許多朋友表示真摯的感謝，特別是許多奉獻了寶貴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朋友。也敬請大家原諒這些受難家屬未能一一回復感謝。這些家屬，特別是維斌太太師文，好幾次都向我表示對大家的謝意。她們現在非常忙碌，不但她們精神上傷痛還遠遠沒有痊癒，現在還要承擔起一家之主及辦理政府賠款等重任。其實做為募款聯繫人，我也經常找不到她們，常常要幾次聯繫才能找到。我想大概她們的家庭上下老老少少，對許多電話﹑電話留言和email可能都沒有辦法妥當處理，許多完滿家庭裏的太太都經常忘記許多事情，何況她們呢﹖她們是最應該被原諒的。讓我們繼續為她們，特別是她們未成年的孩子，祈禱祝福吧﹗
（謹以此文獻給與我們一同幫助九一一受難家屬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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