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4月23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章家敦：“还能有其它解释吗？如果中国肯定知道这种病毒有高传播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说没有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不在习近平的脑子里，我无法确切知道他的意图，但是你必须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病毒传播到中国边境以外，不可避免地导致各个国家的卫生官员，没能在关键点上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
所以，他们犯下的罪是真实的，你可以说他们是不计后果的，是故意的，但是你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导致了病毒全世界传播。他们本来可以提醒全世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们试图阻止全世界采取行动。所以，别认为我是在乱说，你看看事实好了。”
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如何直接导致了CCP病毒或者叫COVID-19的全球性大流行？就中国政权而言美国是否已处于“珍珠港时刻”或“史泼尼克危机”（sputnik）？是否可能由于刻意低估中国COVID-19实际的严重性，导致了该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还有，在世界关注大流行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为何变得日益好战？
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采访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分析师、《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章先生，您能再次作客《美国思想领袖》栏目真是太好了。
章家敦：谢谢你，杨。
杨杰凯：今天早上我浏览我的推特，发现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推文。作者正是胡锡进，中共喉舌之一《环球时报》总编，中共代理人。他说，“有人讲美国正在经历另一场珍珠港事件。美国人该警醒了。但是请记住：美国的敌人是冠状病毒，不是中国，中国是伙伴。医疗设备已经从中国出发，正在路上。美国加油！”这样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吗？
章家敦：我不这样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遭到攻击，是战争的开始。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攻击我们的社会。去年5月《人民日报》转载了《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已经宣布要与我们打一场“人民战争”，而《人民日报》则是官方报纸，是中国最权威的出版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转载了该文。所以说战争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这不是另一场珍珠港事件。我非常希望美国人能清醒起来，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实质。你或许想说，“史泼尼克危机”（sputnik，指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导致美苏太空竞赛）到了。我认为在这个时刻，美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邪恶程度以及攻击的实质。
杨杰凯：他说“美国加油！”看上去很友好。
章家敦：你得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比如说，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冠状病毒的零号病人在美国，是美国军队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这里话中有话，其中之一是中国领导人正在寻找口实，暗示（中共）可以用细菌战报复美国。这是战争行为。所以，你得看背景。
此外，你得记住，中国知道冠状病毒人传人的性质。他们大约在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就知道了，当时武汉的医生们注意到这种病毒正在蔓延，能够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病毒正在人传人，但是北京直到1月20日才承认，当时他们先让一位知名病毒学家（钟南山）上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然后第二天官方宣布病毒人传人。
这个事实极其关键，也与《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相关，因为中共知道病毒将要传播，但是却故意降低风险，让政府不去采取行动。还记得世界卫生组织1月14日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推文吧，那是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讨论后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宣称，他们没有看到病毒人传人。我不知道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脑子是怎么想的，但是他可能看到了中国损失惨重。如果他想到的是让其它国家也遭受惨重的损失，那么他就会那样做。所以，他们说“美国加油”的时候，你必须看到他们正在行动，其结果就是重创美国。
杨杰凯：这种说法相当令人震惊。您的意思是，习近平或者中共领导层，可能是故意说冠状病毒不会人传人，以便使其传播到全世界，伤害全世界？
章家敦：还能有其它解释吗？如果中国肯定知道这种病毒有高传播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说没有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不在习近平的脑子里，我无法确切知道他的意图，但是你必须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病毒传播到中国边境以外，不可避免地导致各个国家的卫生官员，没能在关键点上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
所以，他们犯下的罪是真实的，你可以说他们是不计后果的，是故意的，但是你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导致了病毒全世界传播。他们本来可以提醒全世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们试图阻止全世界采取行动。所以，别认为我是在乱说，你看看事实好了。
杨杰凯：你刺激了我的想像力，因为按照中共的体制，党的存亡永远是第一重要。他们活摘器官，还有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民如草芥。考虑到他们的行径，我觉得您的分析很现实。
章家敦：一切都基于事实。正如我所说，你不要认为是我乱说，你要看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个结论骇人听闻，我们美国人想都不敢想。没有人愿意这样想。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只能这么想。
杨杰凯：我们谈到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共妥协。最近有一个视频疯传，我想有800万人观看，内容是一个香港记者就台湾问题，采访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得到的回答匪夷所思。如今，我们看到香港政府审查媒体，认为媒体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儿？
章家敦：香港政府说香港电台（RTHK）的那个采访，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采访时间是上周六。受访者叫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二号人物，根本应付不了台湾相关的提问。显然，北京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也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如果你看一看世界上的大约195个国家，在防御冠状病毒方面，做得最有成效的一个国家是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从台湾获得很多经验，中国也可以。但是此刻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就像是中共或者中国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完全无视台湾能够提供的帮助。我们正处于危机时刻，人类面临着危机，需要全方位的帮助，尤其是来自台湾人的帮助。
杨杰凯：这不是玩政治的时候，对不对？
章家敦：不是玩政治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生命，我们正在失去更多的生命。此刻，问题正在变得非常严重。这个病毒可以传染，可以部分致命，可以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
杨杰凯：您谈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跳出来说病毒源于美国，或许源于美国军方。可是几天以后，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声称，自己要和这个说法“保持距离”。还有几篇媒体文章称，“中国并不是真正这样认为。”您怎么看待中共发言人的不同叙述？
章家敦：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解读。有路透社的文章称，（中共）外交部内部存在分歧，年老资深派态度温和，不同于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比如说赵立坚，也就是3月12日推文的作者。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没有听到中共外交部出来，对那篇煽动性的、危险的、虚假的推文向美国道歉。
那不是当天的唯一推文。外交部发言人发了三篇推文。在得到中共的道歉之前，我认为我们必须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持悲观态度。虽然人们对此事有不同观点，但是在得到道歉之前，我们当然要知道外交部或者中共内部，并没有观点上的根本改变。
杨杰凯：此刻我们看到在中国一切正在恢复正常，范围很广。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因为在中国再也不许记者访问了。但是至少中国政府是这样说的。有人担心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疫情仍在蔓延。您有内部消息吗？
章家敦：我想，我们将要看到第二波冠状病毒感染在中国发生。中共当局正在行动，应对新一波传染病。比如说上个星期五，他们关闭了全中国所有的剧院，这些剧院重新开业才一周。上海市的大约30个旅游景点也被关闭。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成都和安徽省。河南省的一个县刚刚封闭。我们还未看到全国人大会议的日程。全国高考也被推迟了一个月。这些行动表明，中共领导人仍担心瘟疫传播。这可以理解，因为习近平早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病毒仍在中国肆虐的时候，就决定让中国人回去工作。所以，他强迫工人返回工作地点，强迫所有地点开放。病毒会带来新一轮感染。我认为眼下感染正在发生。
杨杰凯：这让我想到，西方的很多媒体几乎不加判断地转载来自中国的消息，对不对？中共说：“我们战胜了瘟疫。看我们做得多么出色。”有些报导的大意就是这样。即使是约翰斯·霍普金斯，以及很多主流媒体都采用中共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最近饱受质疑。有几家媒体都这样报导，就仿佛这些数字是真的。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解释中共（公开）的（疫情）数字，（中共对于）数字的统计方法从开始至今，已经更改了八次。因此，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作为媒体行业，为什么如此不加判断地、大量地采用这些数字？我们《大纪元时报》不这样做。但是为什么其它媒体仍然照做，不顾我们看到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你认可这些数字吗？
章家敦：我不认可这些数字，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做法，与他们报告的低感染人数和低死亡人数不一致。关于不一致问题，一直有多种解释。第一个问题很精彩，涉及世界上的他者心态。我认为有几种解释。其中有些是善意的，有些则不是出于善意。但是我认为，这是新闻机构的问题。他们为了报导而报导，有时很草率。如果他们报导说，“这就是中国的报导，存在很多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漏报的问题”，那就不算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时间这样做，他们做的是（根据中共数字）制作了这些图表；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经过必须的核实就报导。中国（中共）擅长搞宣传。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有效。
杨杰凯：谈到宣传，我在推特上读到了一篇目前大规模的宣传，说中国正在用口罩等物资拯救世界。这种大规模的宣传可谓是不择手段。您能否为大家更深入地分析一下？
章家敦：这就是北京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它才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而美国无能为力，已经是穷途末路，不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好管家等等。我们连续多年听到的就是这些。最令人震惊的是：明显有罪的恰恰是中国。中国显然是这些麻烦的源头。但是习近平的胆子很大，某种程度上很像毛泽东，善于抓住一切机会，甚至于那种从你的角度看，中国一干就会让自己丢脸的机会。中国不仅试图改写历史，而且，如很多人所说，试图改写现实。
这里面包含了习近平的想法，也包含了历任（中共）总书记的想法，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一个合法的领袖，那就是中国。整体思路就是，中国的领袖对普天下的一切负责。如果你把中国的宣传战与冠状病毒联系起来，就会看到，他们自认为有权统治世界的整体思路，你会感到不寒而栗。
中国领导人大谈“天下”而从不感到羞耻，他们一直在使用这类词汇。2008年中共领导人在承办奥运会期间，就一直在使用这类词。你看看当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标语，看看中共领导人最近说的一些话，看看他让他的外交部长王毅说的一些话，全都清楚地显示着这样的想法：人人都是中国的臣民，我们都是北京大天朝的诸侯国。
杨杰凯：这让我想起几个小时前，我和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交谈。我们谈到了美国人如何看待发展，中国人如何看待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比。我认为美国向其它国家提供援助或者资源，其背后的想法是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搞好国计民生、防疫等其它意外，而中国（中共）模式则是促成他国对中国的依赖，譬如通过无法偿付的贷款等等。您怎么看？
章家敦：如果你看看从二战结束时开始的马歇尔计划，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能力建设项目，我们是在努力帮助其它国家自我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等项目，旨在把其它国家沦为附庸。我们到处都看到这种现象。我认为这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北京看世界的方式。北京看到的是等级体系，中国人居上其他人居下。我们必须为此担忧，因为一个以中国（中共）为中心的世界，将非常糟糕。我想全世界都明白这一点。中国眼下不可一世，尤其是据说已经摆脱了冠状病毒（中共病毒）。
杨杰凯：鉴于中国（中共）的威胁，您一直大声呼吁，把制造业和产业链迁回美国。您能不能对我们深入谈谈整个策略？最近我采访过罗丝玛丽·吉布森（Rosemary Gibson），谈及全球90%的医药前体都产自中国。这对其它国家来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章家敦：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威胁要把这个影响与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联系起来。记得新华社在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谈到要把美国“抛入”“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的汪洋大海”。这可不是一个随便的威胁。正如川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所说，中国把美国（3M公司）设在中国的一家生产N95口罩的工厂国有化了（注：为解决中国国内口罩等防疫物资需求，禁止出口）。
此外，福克斯新闻和福克斯商业新闻的玛丽亚·巴提洛莫（Maria Bartiromo），也多次在节目中提到，中国让一艘装载着医护装置——防护服、口罩、手套——驶往纽约的货船掉头返回，因为中国认为他们自己需要，因此说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利用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达到其目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
罗丝玛丽·吉布森在很多方面，就像是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人，协助组建一个对英军的情报与警报系统）。正如她在她的书中以及在很多公开场合一直在讲：这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美国绝对需要的很多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我们首先需要把产业链撤出中国，然后迁往友好国家。有些产品，包括药品，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境内生产，因为我们不能依赖任何其他人。正如纳瓦罗所讲，在2009年H1N1疫情期间，澳大利亚阻止了三千五百万剂疫苗销售。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杨杰凯：您的话让我想起最近来自澳大利亚和一些其它国家的报导，说中国的代理公司，正在进入这些国家买空了所有的防护设备、口罩和呼吸机。我感到很震惊。
章家敦：这确实令人震惊。全部买下——好啊，但是你得记住，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少计算感染人数、对疫情的实际情况轻描淡写、以及我们刚刚谈过的，否定人传人的事实这种邪恶行为等各种方式，告诉全世界不用担心。在北京如此操作的同时，中国的代理人，正在走遍世界买下全部防护装置、呼吸机等等设备。
杨杰凯：您最近一直谈到的一个问题，恰好说明中国公司如何编造假象和数字。我想您谈过一个与咖啡有关的案例。您能再谈一谈好吗？
章家敦：你说的是今天披露的一件事。瑞幸咖啡，也就是星巴克的中国版，其股票跌了80%，原因在于其首席执行官编造销售额，不只是在中国，而是在全世界。我们也有安然事件，但是区别在于：这种事情在全中国盛行，但是由于体制的本质，没有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反响。在美国至少有法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其它机构，来防止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一个较大的教训是，我们还要允许美国人的养老基金，包括联邦养老基金，在中国投资多久？我认为这可以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与“史泼尼克”（sputnik）时刻相提并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允许美国人向中国市场投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瑞幸咖啡背后的原因，数字是假的，你无法根据不可靠的统计、数字、财政报告，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
杨杰凯：我听到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对你所描述的现象的抱怨。与此同时，彼得·纳瓦罗正在起草这份《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我也在追踪一些反对的声音，大型制药公司的说客们说，“不行，这不是个好主意。”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罗丝玛丽·吉布森也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很多美国人，就我所知，也认为理所当然。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抵制呢？
章家敦：因为他们只有把生产线留在中国才能赚钱，转移会带来损失，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人脉和丰厚的利润，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留在中国呢？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有什么理由不留在中国呢？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当然很不喜欢他们这样。我认为这份行政命令，在川普政府的高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你提到背后的原因，制药公司的说客、其他各种说客，包括川普总统团队的一些成员，都认为我们得与中国保持持久的联系。我希望纳瓦罗这回能赢。
我以为这个行政命令早就应该发出了，我对此事有一点担心。我认为美国人必须得对管理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说，“不行！你们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条路四十年前就出问题了，将来问题更严重。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中共）的所作所为。这种状态必须结束。
杨杰凯：您想对大型医药公司说什么，才能诱惑他们改变想法？
章家敦：我不知道章家敦说什么，才能劝服他们。但是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签署行政命令，我会对大型制药公司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行政命令，我将动用1977年的《对敌贸易法》，因为我将宣布中国是敌人——因为他们宣布我们是敌人。我将使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我的权力。我会让你日子难过。”当然啦，我不是美国总统。
杨杰凯：我注意到您在推特上面说到，要给政策制定者提建议。这启发了我，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最近加拿大总理把台湾说成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方面无动于衷。对这件事您有很多想法。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详细说一说。
章家敦：在接受你的采访之前，我刚好要发出另外一条推文，是关于加拿大的。加拿大的贾斯丁·特鲁多，现任总理，做事的方式让西方国家领导人难以理解。我猜想他是在谄媚北京。可是这条路对加拿大行不通，他们还在扣押着两个名叫迈克尔的加拿大人（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快要超过一年了。加拿大就像是中国的殖民地，就像中国的第34个省，或者大中国的一部分。他的行为不像是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
这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我们和加拿大共享很长的边界，从1812年战争之后，开始边界不设防。一个被左倾分子、有点类似新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加拿大，对于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我相信贾斯丁·特鲁多会说他不是。可是你看他的言行，你不得不说他的言行非常符合北京的要求，但是与加拿大很多人的要求完全不一致，也与我们正在讨论的美国的要求不一致。我们不需要中国靠近我们的边界。
杨杰凯：访谈开始时，您谈到全世界正处在危险时刻。请您说说您的想法。
章家敦：中国（中共）正在努力做很多事情来实现他们非常危险的野心，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就是在台湾以及日本的南部岛屿周围的水域及空中，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急剧增加。此外，中国（中共）正在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挑战印度尼西亚。那是南中国海问题。一旦中国的政治制度遇到压力，北京在那些区域的行动就表现得极具挑衅性，咄咄逼人。所以，目前那些区域的局势我们很难预料。我们必须确保有能力震慑中国（中共），防止其挑起军事冲突。
杨杰凯：你是否认为，中国（中共）正在利用各国专注于处理中共病毒（俗称武汉病毒、新冠病毒）这样的机会？
章家敦：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中国军队可以找到很多机会持续挑衅。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看到各国的注意力分散。尽管这些国家目前都遭遇困境，中国（中共）却总想抓住一切机会。这的确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特别警惕中国的军事行动，当然还要警惕他们的文人，因为他们言行看上去越来越好战。
杨杰凯：我们来讨论一个内容更广的话题。您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您的预言有一点早。我身边一直有人说，现在是中共体制，包括我们此次访谈一直在讨论的整体结构，崩溃的时刻。根据您的所见所闻，您持什么样的立场？贸易战还在进行当中，根据您对中国和中共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的分析，事态正在如何发展？
章家敦：我认为中共此刻的状态非常脆弱。我或许是最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的人，因为正如你所谈到的那样，我在2001年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共在十年内垮台，所以从现在来看不合时宜。但暂且把这个问题放一边，因为今天讨论的主题不是我。你能看到（中国）存在着真正的问题，中国人对中共处理冠状病毒的方式，感到非常愤怒。我在2月7日看到那位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他刚一去世，我们就看到全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不仅表达愤怒，而且提出要做根本上的政治改变，要求言论自由。你听到了人们在唱那首名为《试问谁还未发声？》（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歌曲，它改编自《悲惨世界》，极具政治震撼力。这首歌香港人一直在唱，在他们抗议中共对香港的统治时。可见，人们愤怒了。
中国人曾经愤怒过，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可是这一次，有些事情与以往不一样。其中之一是，北京得不到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中国的经济，由于爆发瘟疫，在一月和二月深度收缩，即使在瘟疫爆发之前，也一直处于轻度收缩状态，增长速度或许为1%或者2%。但是很明显，在一月和二月期间经济深度收缩，即使在三月份，习近平推动人们复工，因此经济小幅回升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处于赤字状态。
目前，中共遇到的问题是，愤怒的人很多，你的党既得不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支持，也得不到华盛顿（美国）的支持，你的经济又陷入极度困难。我认为习近平正处于脆弱的状态，整个政治体制也处于脆弱的状态。中国人正在讨论切尔诺贝利核爆炸，那是一场核灾难，发生在乌克兰，1986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前五年。我认为眼下你可以看到，中共垮台的条件都已经到位，可能现在垮台，也可能五年后垮台。我确信垮台一定会发生，虽然我预测的时间不准确，但是我认为垮台的条件已经具备，剩下的就要看机遇是怎么来的了。
杨杰凯：公平地讲，我想您在书中所描绘的很多事情，都被证明是非常非常地准确。我想您可能未曾预测到，中国从西方获得资助的程度，这些资助使中共得以继续存活。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想在这里为您说一句公道话。
章家敦：我没有预测到很多东西。我没有预测到跨国公司，竟然没有去捍卫世界贸易组织的权益。我没有预见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衰退强化了中共对中国的控制。这不涉及我的预测准确与否的问题，但是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看待眼下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确看待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他的行为，表现了一种脆弱感。
目前，北京精英内部大量的批评，已经长时间没有见到了。我认为这真实地表明习近平已经犯了很多错误。我发现，他犯错越多，反而越能够强化他的地位，因为党越弱，人们越支持习近平，因为他们很担心这个体制崩溃。可是在2019年和今年他犯的错误太多了，我认为真的会导致中共地位变得脆弱，直至渐渐崩溃。
杨杰凯：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要问：假如说您的错误，在于您没有预见到2008年的经济衰退，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相似的情况——西方的经济在衰退，我们使用了数万亿来拯救经济，这和2008年的情形很类似。因此，根据您刚才所言，拯救经济足以防止中共再次借机强大吗？或者说如今的情况与2008年的情况截然不同？
章家敦：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确实看到两者有所不同。这一次，不同于2008年那一次，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恢复。这意味着这一次没有人能去出手，把中国从困境中拉出来。2008年中国有很多刺激经济的能力，可是现在，他们没有了，因为债务缠身以及其它问题。他们建了太多高铁线路，拖累了经济；他们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饱和。这些情况在2008年没有达到相同程度。所以（现在）他们火力不足。
美国有足够的火力。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随后还有另一个大计划。我们有能力去做，原因很多，而中国不行。你看看人民币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到其弱点，我不认为中国有能力保护其货币很长时间。我想你会看到其经济开始下滑。
杨杰凯：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共正在试图扮演全球经济控制者的角色，或者暗示他们是全球的新领袖。中共还有哪些因素可以操控，以求控制世界、摆脱（自身）灾难？
章家敦：他们此刻正在大肆宣传，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是意大利的救星，他们是荷兰的救星，或者是捷克共和国的救星。问题是，你卖给人家不合格的口罩，卖给人家的诊断试剂盒有80%不准确，你会损害你的形象。我认为中国现在有一件事很难办，那就是他们已经真正地惹怒了美国的资深领导层和美国人民。在这个国家，人们此刻所言与2008年的时候非常不同。
没有美国的支持，习近平将会有一段很难过的日子。他已经打破了共产党章程——对连任不做规定，没有任期限制，因此没有可以帮助一个领导者走出困境的各类机制，而这些机制可以把犯错误产生的不良结果最小化。这些规则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你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也就要承担绝对的责任。没有多少人可以去问责习近平。因此，你可以把两方面放在一起，我认为那意味着体制的脆弱。因此，尽管中国有很多牌可以打，但是弱点很多，我们得明白那些弱点，因为它们限制了习近平实现目标的能力。
杨杰凯：共产体系无论在哪里存在，它都需要树立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敌人。如今美国正在成为靶子吗？
章家敦：绝对是。我们再回到珍珠港的话题，在去年5月，他们宣布了人民战争（注：中共推翻之前与美国贸易协议草案的几乎所有内容，并展开了几十年来所未见的声势浩大的反美宣传运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宣布你是敌人。北京已经决定赶超美国。习近平显然认为，他可以把我们推到一边，因此他将看到美国到底有多么强大。我们必须捍卫自己。我相信，捍卫自己意味着我们将认识到，我们不可能长期和中国（中共）和平相处，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是美利坚合众国，势不两立。
杨杰凯：我们谈到过那种帮助他国而不是控制他国的模式。我认为这就是美国人的精神。因此我想，很多美国领袖，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可以想像一个繁荣的中国，一个没有现政权存在的中国。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国家，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帮助中国人民强大起来，实现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
章家敦：是啊，让习近平和他的独裁非常抓狂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开始诚恳地与中国人交流，这是中共受不了的。我们不必要再跟习近平讲什么哥们朋友，而是要公开告诉他：你就要下台了。我们相信，看到中共结束对中国的统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换句话说，我们要把对苏联领导人讲过的话，讲给习近平。
在罗纳德·里根把理想变成现实之前，几届美国总统都采取了非常绥靖的路线。但是我们如今有了一个名叫唐纳德·约翰·川普的人，给中国带来了不少麻烦，尽管他时常用过度慷慨的言辞议论习近平。我认为，白宫有一位让中共难以捉摸的领导人。还有民主党建制派，查克·舒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西——众议院议长，他们对中国（中共）的态度，比川普的态度还要强硬。所以现在中国找不到好的出路。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谁在11月份获胜，都会沉重打击中国（中共），这太好了。
如果你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变革，你会看到两场革命：一场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另一场是随后的1949年的革命，都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不幸的是，共产党竭尽全力做到了中国不再拥有和平变革所需要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格外关注政治变革在中国的产生形式，但是永远期待最好的结果。我想中国人都明白，对不对？他们想要的和我们想要的一样，他们完全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可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恶性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竭尽全力想要掌权，因此，他们将竭尽全力使一场变革充满血腥、暴行和悲剧。
杨杰凯：在我们的访谈结束前，我想谈谈病毒的命名问题。关于命名有很多讨论，政府在讨论，社交媒体也在讨论，有人称其为武汉病毒或者中国病毒，我们《大纪元时报》的版本是中共病毒，我相信您知道为什么。您怎么看？
章家敦：我是华裔美国人（注：章家敦的父亲是华人）。我听到很多人说以地理名称命名的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具有种族主义特征。这不能算是种族主义，因为你必须看到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在使用这些名称时的语言环境。他们使用这些名称是在2月初，中国（中共）开始全方位地瞄准美国发起攻势以后。还有那篇我们早前谈到过的3月12日的推文，声称病毒从美国开始。川普总统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表明，病毒并非从美国开始，而是从中国开始，我们不能容忍中共的说法。
因此，我非常高兴听他说这些话，因为他是在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美国人必须懂得，我们有同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伤害着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向我们进攻，在最近几个月加快了步伐和速度。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川普总统，无论他们在11月份是否投票给他，我们只有一个总统，我们需要他从现在到明年1月期间为我们辩护。
杨杰凯：章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章家敦：非常感谢你，杨，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你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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