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23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可柔、梁珍采访报导）香港立法会9月6月换届选举在即，民主派“35+公民投票”初选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行，由全港市民投票。6月21日晚，年仅22岁的学民思潮前发言人黄子悦宣布参加新界西初选。22日接受“珍言真语”采访时，黄子悦表示，去年被控暴动罪之后经过几个月的沉淀，决定化悲愤为力量，通过参选立法会传达抗争者的声音。
1997年出生的黄子悦就读于岭南大学视觉艺术系，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还是中学生的她就曾绝食118个小时抗争，展现惊人意志。去年11月18日在声援理大事件中被控暴动罪。
被控暴动罪，一旦定罪，可处监禁10年，突如其来的政府指控打乱了她有序的生涯规划，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活戛然而止。“我决定出来参选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已经被控暴动罪，刑期会非常之严重，基本上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其实都可以说没什么可以失去了，因为就算我不出来反抗，那个控罪已经在了。”
6月20日“港版国安法”草案细节出笼，一旦实施，民主派候选人即使初选成功，亦有可能在投票日前被取消参选资格（DQ）。对此，黄子悦无惧压力，“在现今的香港，当政权的打压这么全面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是一个坚定的反抗者，都会有机会触怒到中共，你只要是反对暴政，根本无可避免要面对中共的打压，所以会不会被DQ或面临更高的刑罚，如果真是想为香港付出或做一些事的人，已经不会去考虑这个事了。”
中学起就已开始参加社运，年纪轻轻，对抗中共强权，黄子悦已经历了许多，也因此煅就出一份超乎于同龄人的沉着、坚定信念，更珍惜“手足”间的道义情谊。“中学时候我已经开始面对不同的压力，或者要面对舆论等等，慢慢学习到怎么样去调节情绪。以往虽然有很多很绝望的时候，但是，绝望是那个现实的环境，而希望这个东西是基于信念。所以，当我的信念越来越坚定的时候，无论现实的环境有多么的差，但是身边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令我可以克服得了这些困难。”
过去一年的“反送中”，香港年轻人主导运动的规模、理念和良好秩序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抗争的信念震撼全球。97年9月出生、与主权移交后的香港一起长大的黄子悦说：“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真的在见证着香港的一个巨大转变。但是也有一些悲哀，我一边成长，一边见证着香港越来越走向下坡。所以我觉得，其实‘反送中’运动代表了要去反抗，或者是一场所谓的时代革命，这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或者命运。”
这一份对时代的责任，鼓舞着香港年轻人奔赴在对抗极权的前线，也形塑出他们的人格特质，“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只重视在物质上要得到多少满足。经历了这些运动后，反而更加明白到思想、人性或者理念对于人更加重要。”
面对中共的步步近逼，她坦言恐惧无所不在，但被逼至退无可退时，萌生的勇气也超常巨大。“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恐惧的情况，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是（中共）政权已经逼得大家有一种无路可退的感觉。既然是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如放手一搏。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的心情。”
以一个抗争者身份且背负暴动罪指控而参选，此次争取立法会议席，黄子悦认为犹如对中共极权的宣战，意义重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战场，或者是其中一个可以为更多的抗争者表达声音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一个被控暴动、被（中共）政权说是‘暴徒’的抗争者，她居然可以得到足够的民意授权进入立法会代表人民的时候，我想，这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香港本地，都是对（中共）政权的宣战。”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记者：能否自我介绍一下？
黄子悦：我今年22岁，现在在岭南大学就读视觉艺术科目。其实我本身以前一直在不同岗位上参与一些社运或抗争，一开始曾经加入反对普教中（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关注组，之后也加入学民思潮，在雨伞运动时参与过绝食，之后就做了发言人，但“学民”完结后，我就改为低调一些，参与一些公民教育组织。
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以个人的身份，与很多普通香港人一样，是以一个无名的抗争者走上街头。但很不走运，在去年11月理大一役之中，那个时候发生了油麻地人踩人事件，我在那里被捕，被控暴动罪。因为这个罪名使我想继续读书或去外国进修的计划被打断了，但也使我去思考，既然我本身已经背负这个指控，我也不介意去做多点，会不会借着这个身份，当政权逼得我无路可退的时候，反而可以走得更加前呢？所以这样就开始考虑参选。
记者：你是以一个抗争者身份和背负暴动罪、最高可到十年的刑罚去宣布参选的，你虽然很年轻才22岁，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个参选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否有思想的挣扎？
黄子悦：是有的，我是去年11月18日被人告暴动罪之后，其实一开始的确是有很灰心、很绝望的时期，因为原本人生的计划被打断，也很迷茫，也有很多恐惧，也因为这样，沉寂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直到武汉肺炎爆发，开始慢慢过了几个月沉淀之后。这几个月其实我有很多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等待判刑或等待上庭，就开始想，自己是否甘心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就由香港这样变差下去呢？发现自己不甘心这样做，既然宁可被绝望把自己整个困在家里、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反而会不会借着那种不甘或对于政权将你判成一个暴徒这种愤怒转化为力量，去多做点事。所以其实都是最近在3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想是否去参加选举，是这样的。
警察多次口头性骚扰 不怕打压做坚定反抗者
记者：你3月份开始考虑参选。我们还看到你的新闻，5月份在旺角那里被警察羞辱，所以比较关注。上一次5月份的事情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
黄子悦：你是说街站那次吗？
记者：不是，就是那次警察评论你的身材……
黄子悦：喔，其实那一次已经不是第一次警察口头上有性骚扰，因为在上一次就是去年11月份被抓的时候，其实没有镜头也没有被记者拍到，但那个时候警察都做出一些不是很尊重的评论，他对所有被捕人士其实都是同一个态度，所以对于警察这样做，我本身已经有了这个免疫力，也就是觉得根本上他们这么没有人性的人说这些话已经不出奇，但是另方面始终会有一种愤怒，因为确实他们是一个被称为人民的公仆，但反而这样对待香港人，仍然会有一种愤怒的。
5月那次的限聚令被控票，我纯粹想上街买些自己需要的物品，但这样都会被警方控告的时候，真是感受到这种政权的压迫，无论你是否有意去反抗或只不过是路过都会影响到自己，那个影响已经很深、很全面了。
记者：上个星期六（6月20日）港版《国安法》已经公布了细节，里面很多包括特首可以指定法官，类似这样的恶法会不断在香港实行，你参选立法会是否会怕被DQ（取消资格）或面临一些更加严重的打压？
黄子悦：实际上，我本身决定出来参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被控暴动罪，刑期会非常之严重，基本上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其实都可以说没什么可以失去了，因为就算我不出来反抗，那个控罪已经在了，那个司法程序已经在进行着。其次就是我觉得怕不怕被人DQ（取消资格），其实在现今的香港，当政权的打压这么全面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是一个坚定的反抗者的时候，无论你讲反对《国安法》或帮一些人去维权，很多时候都会有机会触怒到中共，其实根本上你只要是反对暴政的话，你根本无可避免有机会去面对中共的清算和打压，所以会不会被人DQ（取消资格）或会不会面临更高的刑罚，如果真是想为香港付出或做一些事的人，已经不会去考虑这个事了。
记者：讲一下11月18日油麻地人踩人的事，当时为什么会被控暴动罪，当时的情境是怎样，可不可以给我们回顾一下？
黄子悦：我可以讲一点点大概情况，但我不能讲得太详细，因为是案件的内容。其实那时候就是理大那件事情，因为有一些学生被困在里面，警方有很多很暴力的对待，所以有很多市民上街去声援，想救这些理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被控暴动罪，事实上警方在过往一年“反送中”运动中，确实他们抓了很多人，都是以暴动罪抓的，实际上很明显是一个滥捕。
因为他们抓了一千多人是暴动罪，但是最后确实能正式可以起诉的、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只有一半，包括我在内，实际上还在审讯期间，还没有正式判刑，亦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记者：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受到惊吓啊？
黄子悦：都一定有的。就算对抗权力的时候，会有一些基本的心理准备去面对不同的打压或被捕等等。但是到了真正被逮捕甚至知道（被控）暴动罪的时候，那个沉重的心情都会出现，而且还会有恐惧，毕竟可以想像得出，原来真是有机会万一要坐十年（监狱）。所以一开始都会有一些绝望的心情。但是后来我慢慢想和看到还有其他不同抗争者的经历，或者认识到其他和我（一样的）被告的抗争者，慢慢就开始会想，与其不停地绝望地等，不如利用这种绝望去做更多的事情。
记者：看到很多，特别是女孩子，因为（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身处在香港这样的一种压力下，有些人都有情绪问题、抑郁症等。你是如何去克服自己的恐惧的？
黄子悦：其实，我一直都在吃一些（医治）情绪病的药。但是我想也是关于经历的问题。其实我本身在我比较小的时候——中学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社运。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面对不同的压力，或者要面对舆论等等。当中当然有被情绪打击到的时候。但是经历了那么多年，我也慢慢学习到怎么样去调节这种情绪。以往虽然有很多很绝望的时候，但是，绝望是那个现实的环境，而希望这个东西是基于信念。所以，当我的信念越来越坚定的时候，无论现实的环境有多么的差，但是身边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令我可以克服得了这些困难。
97年出生和香港一起成长 与生俱来的责任
记者：你觉得过去一年的“反送中”运动，甚至更长，对香港的年轻人有什么改变呢？
黄子悦：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们真的在见证着香港的一个巨大转变。我想，上一个巨大的转变可能是97年的主权移交，我碰巧就是97年9月才出生的，没有经历过英国殖民时代，但是碰巧就是和香港一起长大，从零岁到现在22、23岁。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悲哀，就是，我一边成长，一边见证着香港越来越走向下坡。所以我觉得，其实“反送中”运动代表了要去反抗，或者是一场所谓的时代革命，这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或者命运。我想，这也使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只重视在经济上要有多少钱，或者在物质上要得到多少满足。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经历了这些运动后，反而更加明白到思想、人性或者理念对于人更加重要。
记者：你知道中共在历史上已经70年了，它（中共）一直在不断地制造恐怖，包括中国大陆的人，都在被压迫，但是他们很少会像香港人这样反省。为什么香港的这帮年轻人与众不同？你们对中共政权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你们不怕它？
黄子悦：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毕竟香港人在前几年，我们接触到的资讯比较多，比较全面和客观。我们看到很多可能在大陆不允许发表的一些真实的资讯。其次也与公民教育的不同有关。虽然香港人以前的政治意识都不算特别高，但是至少，我们接触到的关于民主自由等等的教育和意识是比较高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照借鉴大陆的情况，看到中共以前所做的事情会接着在香港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加可以看到这个教训，为什么香港人要站出来反抗？因为大家都看到，如果我们现在不出来反抗，我们接下来的命运就会变成像中国大陆现在的这种情况，甚至会更加差。当然，是不是不恐惧？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恐惧的情况。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是（中共）政权已经逼得大家有一种无路可退的感觉。既然是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如放手一搏。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的心情。
记者：你最近在加拿大，将香港人的心声带到那里。你觉得国际社会对香港情况的关注度是什么样呢？
黄子悦：我觉得，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情况都很关注。因为毕竟香港在中共的独裁政权下，很难得有这么多人出来反抗。而这个地方，有可能接下来这些自由就会消失，甚至变成和中国大陆一模一样，我想大家都会有特别的关注。同时再加上香港也在影响着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一些利益或者经济交易。所以我想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关注。
但是同时我也明白到，毕竟外国或不同的国家，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帮香港，所以其实到了最后，香港人除了去依赖一些外国政府的支持之外，要做更多的民间交流，重点就是要连结不同地方的抗争者。另外最终都还是要靠我们香港人自己在本地的抗争。
记者：你希望这次的参选带来什么改变呢？
黄子悦：其实我参加这一个选举，立法会的议席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目标。这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争取的战场，或者是其中一个可以为更多的抗争者表达声音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一个被控暴动、被（中共）政权说是“暴徒”的抗争者，她居然可以得到足够的民意授权，进入立法会代表人民的时候，我想，这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香港本地，都是对（中共）政权的宣战，或者反映了民意。如果（中共）政权到时候再DQ（取消资格）我的时候，就更加会显露出（中共）政权是多么的卑劣。
在街头抗争的不是暴徒 制度暴力才是真残忍
记者：那么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暴徒？
黄子悦：我觉得自己绝对不是暴徒。因为真正的暴力，我觉得很多时候，未必是大家所见到的打烂东西或者扔东西。真正的暴力根本是一些拥有权力的人，他们在制度上的暴力。当然那些暴力就不是像大家看到的这么明显，但实际上这些（制度上）暴力更加残忍，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就可以随心所欲打压弱势（民众），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暴力。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过去的一年都已经看到了。
记者：你们这次这么多人一起参选，会不会摊薄票源，你怎么看这个协商机制？
黄子悦：我觉得有这么多人想站出来从政或者参选，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有更加多的声音，或者更加多不同的人出来，才可以令到香港人有真正的选择，也可以令到大家去选一个真正最能够代表到他的人。当然，关于会不会分薄票源等等的问题，我参加这个初选，始终都希望以35+为前提，真的使更多的民主派的人进到议会，这是我为什么要参加初选（的原因），以及因为初选毕竟是一个相比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它是一个不会有DQ（取消资格）的选举，相对是公平的，也令香港人可以不需要想会不会被DQ（取消资格）这个问题，而选一个真正可以代表到他们的人。
绝望时反而更懂珍惜 香港人和手足就是希望
记者：这个选举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子悦：我想这个选举对我最大的挑战反而可能是资金或者人力方面，因为对于抗争的意志本身，我相信自己都非常坚定了，尤其已经被控这个“暴动罪”的时候，我自己基本上也不会想什么其它的退路的了。但是，毕竟因为我现在，相比以往可能有不同组织，我这次是一个独立的候选人，也没有一些很传统出名的政党或者一些大财团的支持，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要亲力亲为，自己慢慢去做，相对以前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但是同时也因为这样就会更加珍惜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因为你会明白那些支持和信任是来之不易的。
记者：讲讲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你这么早就已经参加了“伞运”，还绝食，那时侯你还很小，你最早的政治觉醒是什么时候？
黄子悦：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有跟我提过一些关于89“六四”的事情，那时应该就是我对政治或者对中国的第一个认识，但是我真正第一次去参与一些社运场合就是，中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参加“六四”的晚会和参加“七一”游行，之后就出现了那时候的“反国教”事件，所以我也想去，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点事，于是就加入了“学民思潮”。
在“雨伞运动”那时，自己仍然是一个中学生，能力上也觉得自己未必可以走得这么前，或者当时未必能够承受被捕的风险，所以我就选择了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绝食，去对抗这个政权。
经历了这么多，回顾以前，可能都觉得有点幼稚，或者有些言论也可能不太成熟，毕竟因为年纪或者经历的问题，但是我想，这几年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和成长了很多，所以我也相信很多人见到我一路成长的同时，那份真诚还在。
记者：看到香港年轻人在这个运动中有很多不同的口号，包括他们现在很多人喊出“天灭中共”的口号，你对这个事怎样看呢？
黄子悦：我觉得所有口号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表现，也表现了一个反抗的意志，当大家连口号都不敢喊的时候，就更不要说去做其它行动。我想大家喊一些口号抒发那个愤怒，因为都是基于政权对我们做了一些很残暴不仁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一个同理心，一定都会看到这些事。
记者：有没有手足失踪或者不见了？
黄子悦：其实我也是透过新闻才看到这些事，暂时庆幸身边的人没有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事情，也会非常之担心和很伤心，特别是去年，我记得8.31的事件，当中一直都有（怀疑）是不是有人消失了，当时有一个小型的祭坛在太子站，那时侯我也经常去那里，那时候我也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虽然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我还是去到那里悼念或者做些什么，除了这样做，我也没有方法可帮，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去那里。
记者：你是一位女生，出去抗争，特别是年轻女生，都会好担心你们的安全，或者是被性骚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黄子悦：担忧是一定会有的，因为毕竟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甚至有位女生之前就针对这些性暴力的事件去报警，结果反而被警察通缉，整个事件非常之荒谬，也使大家都觉得自己根本是完全不受保障的。但是我也更加明白一件事，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去反抗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会落在我身边其他人的身上，总会有一个受害人，只有我们多些人一起出来反抗，才能够保护到大家。
记者：你怎样看香港的前景？
黄子悦：我觉得，接下来中共的打压，绝望的现实环境一定会继续存在，会越来越多，但是同时越绝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大家最珍惜的东西，或者真的最有希望的就是香港人本身，因为有身边这些手足和香港人。
政府越高压民间反抗越大 中共政权越脆弱
记者：希望大家都安全，有没有人劝你“国安法来了，你要注意一下，最好不要参选了”？
黄子悦：有很多人都这样说过，甚至有很多人也问我为什么不离开。当然，离开这个问题，一来我本身目前不能离开，因为我有暴动案，法庭的保释令不允许我离开香港。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仍然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试一试继续反抗，当我还没有尝试过所有的方式之前，我不会轻易放弃。
记者：你面对的是中共，你觉得它有没有一些弱点呢？他们好像将它们（中共）说得很恐怖，什么招数都会用出来，你觉得怎样？
黄子悦：我觉得一定会有。古今中外，所有独裁的政权最后都会走向灭亡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它打压得越来越严，反而民间的反抗就会越大。你现在看到中共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因为如果它不是走投无路，它就不需要牺牲国际的形象甚至经济的交易或者舆论去控制整个香港，或者将香港大陆化，所以当它越是用一些越卑劣或者越高压的手段，反而揭示了它越多的漏洞，以及这个政权已经越来越脆弱。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