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法罩顶 支联会烛光悼念30年首度遭禁

照旧去维园 六四亲历者:活着为了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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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6月04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珍采访报导)“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1989年六四当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军队开真枪杀人,并在北京同学肉身掩护下而活着逃出来的人权律师林洋鋐(即前学联领袖林耀强),31年来,每每谈起当年一幕,仍忍不住落泪。

今年是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令这项全球最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持续30年后首度熄灯。尽管港府声称是因应疫情下的“限聚令”所做出的决定,不过,支联会批评这是政治打压,并质疑警方的做法与正在强推的《港版国安法》有关。

去年30周年的六四晚会,因正值“反送中”运动爆发前夕,当晚有18万人参加。而今年支联会即使面对警方打压、上诉被驳回,但也表示会以8人一组形式到场悼念。民间也有遍地开花的悼念活动。

面对香港的自由进一步被收紧,亲历六四屠城、如今两鬓已少许花白的林洋鋐在油麻地的办公室,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采访时,坦言很郁闷,但他强调不会缺席悼念六四。

6月3日,在大批防暴警察的戒备下,他已率先和另外一位学联代表陈清华,到中联办前悼念六四。至于六四当晚,“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他坚定地说。

去年支联会悼念六四晚会有超过18万人参加。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出于恐惧,禁止今年晩会。(宋碧龙/大纪元)
去年支联会悼念六四晚会加入反送中主题。(宋碧龙/大纪元)

亲眼目睹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真枪杀人

31年前,林洋鋐是学联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年仅21岁的他,带同香港人的捐款和物资抵京,是第一批北上支援的香港人。

1989年5月,学联代表会主席、香港中大学生林洋鋐(本名林耀强,左)与另一香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展示“香港学联支持你们”白布,获在场学生欢迎。(资料图片)

6月3日晚上11时多到6月4日凌晨4、5时,他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这一晚,林洋鋐亲眼看到中共军队开枪杀人,“第一次抱着垂死的人,血像水龙头一样流,是这么的沉重”。

林洋鋐回忆,6月3日晚11时多,第一辆装甲车驶进广场,速度非常快,当时的民众非常愤怒,想尝试去拦阻这辆装甲车,阻止它前进,但只是徒劳。

到了凌晨2时左右,一列长长军队,由西面向东门步行进广场,沿途扫射,地上偶尔有火花。当经过毛泽东画像前,一辆双节巴士正朝着士兵驶去,以图阻止士兵前进,但最终停下来。林洋鋐看到几名士兵冲上巴士把司机拉下来,用枪柄不断痛击已倒地的司机直到没有反应,同在广场的几名工人见状非常愤怒,走出二三十米,喝止这些士兵不要殴打司机,其中一名工人把手中玻璃瓶掷向士兵时,他突然听到枪声,后面的人喊着快点去救人。

林和六七名男生,一起抬着这名中枪垂死的工人,工人的背脊一直在流血,“好似开了水龙头”,虽然后来送去了救护站,但当时林看他已没有生命气息,眼睛已经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广场上接触到士兵开真枪去杀死当晚的学生或工人。心情非常沉重。”同时间,在东单及西单的杀戮更厉害。

枪林弹雨中 北京同学以血肉之躯护港生

凌晨4时多,五六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冲上人民纪念碑。当时林洋鋐坐在纪念碑最顶层,距离士兵只有几米之隔,“如果当时他们要开枪,我必死无疑”。这时,身边的北京同学,不需要任何眼神交流,也没说一句说,用他们的身体包围着他,然后推着他离开纪念碑的顶层。

“他们一边推我的时候一边对我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说到此,林洋鋐已眼眶泛红,他用普通话重复着当年北京同学的嘱咐:“小强(本名林耀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这句话成为林洋鋐一生的嘱托。多年后,即使他已成家立业,转为低调,甚至在40岁改行做律师时,名字已改,但只要有六四座谈会的邀请,他每场必到。去年六四30周年,他做了无数的访问,甚至30年前他在六四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也被外媒记者重新展现出来。

1989年6月4日屠城之夜,林洋鋐(左)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资料图片)
八九民运民众在纪念碑前打出的标语。当年北京学生就在这里用身驱挡子弹护林洋鋐逃生。(网友“不再沉默”提供)

今年的五六月,空气特别郁闷。因为《港版国安法》的杀到,香港人对前景普遍感到失望,移民、走资潮再现。5月22日,消息公布当晚,林洋鋐和另一名六四见证人、学联前代表陈清华,在中联办前拉起“背信弃义、中共可耻”横幅,旁边是一百多名持枪的防暴警察。

“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却没有心情庆祝。”林洋鋐坦言很少出去示威,“但这一天很愤怒,也很难过。”

林洋鋐说,他们这一代人,亲历《中英联合声明》及草拟《基本法》,当年中共曾信誓旦旦,会给予香港高度自治,但最终成为空话。“今天看到那个《国安法》,包括将中国内地有关颠覆中央政权、分裂国土这些非常之恶名昭著的罪名,去镇压异见人士的罪名带来香港,而且还说会在香港成立它们的执法机构,这完全将当年的承诺撕破。”

上一代人为了逃避中共迫害来到香港,林洋鋐说,小时候年长的人都会告诉他,“中共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可以相信的政权”。但他年轻的时候,仍幻想中共这次真的会实践它的承诺,但没想到九七主权移交仅仅23年,它们便撕破脸皮,“所以必须发声谴责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

他坦言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作为律师,经常要代表被告去挑战政府,但将来不知道会怎样?究竟中央政权包不包括香港政府,它也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你去挑战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颠覆它的政权呢,或者我们说林郑月娥下台,是不是以后不可以讲的呢?”

但他强调在六四这一天会坚持走出来,“在第31年开始,香港不再见到六四的烛光集会,这个也会给全世界见到,其实中共的那个监控,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香港不能像以往那样,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异见声音,也不会容许香港像过往那样发出有良知的声音。我想这会令人很难过的。”

人性光辉与丑陋 今日香港与89六四何其相似

谈到纪念六四的意义,除了毋忘历史、揭露中共政权的邪恶外,林洋鋐还说,89六四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何其相似,令他见证人性光辉和丑陋的一面。

其中人性美丽的地方,在于八九年参加绝食的北京学生,是无限期绝食,他们是真的以死明志。而这些学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牺牲了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发声。中共党政干部、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走出来支持学生;戒严之后,他也亲眼目睹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用身体躺在路上,尝试拦截军车进城。

林洋鋐从1989年参加绝食的北京学生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美丽。当年那批中国社会的精英,牺牲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发声。图为1989年5月14日天安门广场上绝食、以死明志的学生。(CATHERINE HENRIETTE/AFP)

而30年后,为参加抗争的香港年轻人担任义务律师,林洋鋐看到被捕者都是很平凡的港人,有的甚至是学生,他们为了保护、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而牺牲自己,明知道会遭遇警暴、身体受伤,会遭拘捕检控,义无反顾走上街头抗争。“这些其实跟我在31年前所经历的八九民运很相似,就是人性很光辉美丽的一面,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令大家都如此关注香港。证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美丽,其实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六四30年后,香港年轻人为了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无惧牺牲,义无反顾挺身抗争。图为2019年10月2日,抗议警察滥暴的香港中学生表明“子弹不能摧毁我的良心”。(余天佑/大纪元)

另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丑陋的一面。“我们见到在89年6月9日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当时所有人,包括我们都会记得查良镛(小说家金庸)说,‘(六四事件)伤害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当时还有个希望,希望邓小平可能是会出来拨乱反正,但是想不到当时邓小平是来慰问戒严部队。而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又见到很多的官商权贵陆续为这个政权去解脱,涂脂抹粉,甚至到今时今日,有的人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就是说其实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一些讲话。”

在反送中运动中,当警察残害香港人,警暴活生生地展现在镜头前时,“我们见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官商权贵走出来去支持这个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这个也是和八九民运之后,我们见到官商权贵因为个人名利靠向政权那边,何其相似。”

“我觉得中共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但是林洋鋐强调,“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面。”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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