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夏松采访报导）掌士超原本是山东济南一名律师，因代理群体案件，维护业主权益，向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商索赔，导致2020年6月1日，被中共山东省公安厅以涉嫌敲诈勒索犯罪通缉。
掌士超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就代表着政府，国有企业的利益就代表了政府的利益。”
掌士超近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早在2018年9月，济南公安就传唤了他，理由是配合警方调查他2015年代理的民事案件。
警方威胁他说，已经掌握了他近十年代理的所有案件，这些案件给国有资产带来巨大损失，存在敲诈勒索政府的嫌疑。
在感觉到自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掌士超于2018年10月8日逃离中国，辗转香港、新西兰、斐济、英国等地。
掌士超说，他在2012年底转到北京盈科济南律事务所执业后，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代理一些入住多年却拿不到产权证的小区业主，向楼盘开发商索赔。
几年间，他们代理了大量此类案件，将十家山东省开发商告上法庭，其中七家是国企，从而帮助业主们向这些开发商索赔几千万人民币。
而促使他逃离中国的诱因，则是济南东拓置业公司开发的“济高‧理想嘉园”楼盘。他引述从当地规划局调取的证据说，该楼盘原定规划为二十层公寓住宅，实际建成二十四层。因为超规划建设，交房后几年，开发商都办不下来房产证。
掌士超告诉记者，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济南东拓置业公司控股股东，而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又是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济南东拓置业公司其实是一家国企。
掌士超介绍说，“这些老百姓在买国有企业开发的房子的时候，都是五证俱全的。但是他们买的都是期房，都需要两到三年以后才能交房的房子。在这两到三年的建设当中，开发商为了攫取更多的暴利，他们把原来的规划调整了。”
“本来应该盖10层的楼，为了多赚钱，就盖成12层或者15层。这个时候，政府的监管缺失，或者说有一些黑色交易，那么造成没有人去查他，他正常地把楼盖起来了。”
“但是在最后验收办房产证的时候，规划局要来验收。这属于实际建设规划和原来的设计规划不符，就不可能办房产证，但是购房款已经收了，开发商是最大的得利者，倒霉的人就是老百姓。他们花几百万，甚至穷尽一生财富买的房子，办不了房产证。房子没有房产证，证明法律上房子不是你的。”
掌士超从2013年开始代理想嘉园楼盘。当时他委托了几个小区业委会负责人挨家挨户找业主，呼吁他们打官司。最后这个有着两千多户业主的小区，五百多户业主委托他的团队代理案件。
很快，中共当局就把此案视为“敏感案件”，要求他放弃代理，同时法院也不予受理。掌士超经过不断努力，并多次组织业主写联名信、拉横幅，法院终于在2015年立了案。
掌士超说，“济南从2014年左右就有这个政策，三人以上的案件就属于群体案件，就必须要进行报备。像我代理的案件，性质特殊，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如果按现在这个标准 ，是属于严重的群体事件。”“群体案件必须要慎重，律师必须要上司法局报备，司法局同意，你才能代理。”
掌士超没有理会司法局报备要求，因为他认为，报备不符合律师法规定，律师接案子是自由的。他给谁辩护是他的权利，而不是司法局决定能不能做。最后，司法局还以吊销执照来威胁他。
掌士超认为，司法局是打着报备的名义，实行审批权。报备以后，律师能不能接案子，由司法局来做决定并通知，如果案子一个月不给通知，当事人早去委托别人了。
但掌士超也无奈地表示，“我们都知道宪法大于法律，法律大于规章制度。但是操作层面上，这些执法者就会把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此现象，他说，“特别普遍，要不然也不会造成我们律师执业环境这么困难，特别是维权律师的执业环境更困难。”
关于中共政府司法局的性质，掌士超是这么理解的，“律师要想正常执业，司法局的年检是必须的，如果这个律师不听话，做了当局认为不对的案子，那么你明年的注册、年检就被拖延，拖延就意味着你不能执业，就断了你的饭碗。说是律师执业的保护机构，但是这些年来，保护律师的案例很少，以吊销执照、拖延注册律师证为由的案例特别多。”
2018年，掌士超被北京盈科济南律事务所解雇。律所给出的理由是他“不服从济南市司法局的规定和建议”，他的团队也就此解散。
迫于中共当局压力，掌士超团队单方面解除了其余三百多户的委托关系，最终只有一百七十多户得以立案。随后，其中的大部分业主与开发商达成和解，提前拿到了少额赔偿金，有五十多户业主坚持把官司打到最后。
掌士超说，直到2018年最后一份判决书下来时，他的团队为这些立了案的业主争取到了近千万元赔偿金，期间开发商被迫在2016年向当地政府补交了罚款，办了房产证。
掌士超表示，这些年他不断面对中共官方给他的压力，“在这几年做这些群体案子的过程当中，几乎是济南市每个区的公安局都叫我去，威胁过我，包括济南司法局也曾经以拒绝年检来威胁过我。最严重的一次，是政府部门雇的黑社会，把我的车四个轮胎扎破，然后在挡风玻璃上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我女儿幼儿园在几年几班，这是我感到威胁我家人最严重的一次。”
掌士超的妻子2019年帮他处理家事的过程中发现，他在国内的全部财产都已被查封或冻结，包括三套房子、一辆车和两张银行卡。当地公安还经常上门，敦促他家人劝他回国。
“我自从2018年10月8号从中国离开后，再没有回过中国。在我离开三个月，第三个孩子出生，孩子快两岁了，都没有见过爸爸。这一切怎么造成的？就因为我做为一名律师，代理了一些当局认为不该代理的案子，成了这种局面，我家里财产全都被查封。”
最后，他希望中国尽快实现民主法制，能够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做律师的才有用武之地，要不然我们这些律师在中国都是笑话，法律的、法制的笑话。”
掌士超不无感概的说，“在国内很多东西都是敏感的，三人以上的案件是敏感的，土地拆迁案件是敏感的，法轮功案件是敏感的，总归当局有很多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敏感案件，由他们自己的政策规定，然后让律师遵守相应的规定。”
掌士超律师表示，中共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与迫害始终没有过停止，当下维权律师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作为一名维护民众基本民事权利的律师，动了中共国有企业的利益，就动了中共的“奶酪”，中共治下的所谓法治环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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