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父破军方贩毒案被杀 子遭构陷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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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北采访报道)陕西省西安市的刘兆林曾是西安市灞桥公安分局的一名“线人”,他当卧底缉毒14年,破获大量要案。然而,他最终因侦破一起有军方背景的毒案被构陷入狱,不明不白地死于看守所。多年来,妻子龚宝菊一直向公安和看守所追讨真相,却遭遇百般阻力;她的儿子也在2015年被当地公检法做实“贩毒”,判处无期徒刑。

龚宝菊说,“我丈夫给共产党干了这么十几年,最后又死在这个监狱里头,最可能是我丈夫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杀人灭口?”她还推测,儿子的被陷害是当局为分散她精力,不再继续追查丈夫死因。

被抓“走私”把柄 无奈做卧底缉毒

龚宝菊向大纪元讲述,1981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刘兆林在市场上和南方人走私了几块手表,被西安市灞桥分局抓捕。公安跟刘兆林谈条件,要他为他们工作,如不答应就长期关押他。“我丈夫怕,他们就给洗脑做工作,白天晚上地做工作,最后我丈夫答应为他们工作。”

这份“工作”就是让刘兆林到缉毒第一线当卧底,假扮买主引毒贩子上钩。龚宝菊说,从1981年到1997年,即使掐头去尾地算,刘兆林也干了整整14年。“他们抓到的大案子,他们拿不下来,然后就在市场上抓人,卧底就扮买主搞人家。有时候挺怕的,人(毒贩)也要到家里来,那就到我家里,也有拿刀来的,也有对我们轻伤的。”

1997年,刘兆林因侦破一名有20年军龄的军人倒卖毒品,自己反遭构陷贩毒,被抓入狱。

龚宝菊说,“当抓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家里没人,把我家里全部贵重东西都拿走了。我回来后,家里一片狼藉。抓走以后,我第一次送衣服的时候,接见了。第二次我再去,就说没有这个人,找不到,问哪里哪里都不知道,最后等于是没有下落。”

由于龚宝菊当时已经下岗,又要带孩子,又要谋生,还要找丈夫,她说自己“尽管没有要饭,其实已经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当时死的心都有”,很多事情就一直没查出来。

“最后8年(后)了,从监狱出来的人找到我说:嫂子,刘哥死了。我说:啊?死在哪里了?他说:死在看守所里头了。”

于是,龚宝菊又开始拿着仅有的凭证——刘兆林当年的拘留证,向西安市看守所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要人。但是,没有人能给出正面答复,看守所最后威胁说:如果再去,他们就要把她关起来。

“当时看守所没有通过我,就私自销了我丈夫的户口。”龚宝菊失声痛哭说,“一个20年军龄的军官牵扯毒品的案子,最后就把我丈夫(弄)死在看守所里了。”

龚宝菊陈述刘兆林的“线人”经历和遭遇。(受访人提供)
龚宝菊陈述刘兆林的“线人”经历和遭遇。(受访人提供)

丈夫死因未查明 儿子又遭构陷“贩毒”

直到2015年7月,龚宝菊仍追着看守所要丈夫的死亡证明,但看守所死活不给。同年9月1日,儿子刘云就因“涉嫌贩毒”被抓,后于2016年7月14日被西安市中级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刘云一直不承认自己贩毒。2017年转入陕西省富平监狱后,龚宝菊去会见他,“我第一次见我儿子的时候,我儿子哭得气都上不来,说:妈,我冤枉,妈,我冤枉。”

龚宝菊事后从法院调取卷宗,发现里面破绽百出,刘云无疑是被陷害。首先,刘云是2015年9月1日被抓,但其起诉书编号为“西检诉—刑诉(2014)22号”,即在案发前一年多的2014年,他就被“起诉”了。

第二,根据西安未央分局诉讼卷显示,该案件的立案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即案发前14天就已“立案”。

(受访人提供)
(受访人提供)

第三,在西安市中级法院的第(2016)陕1刑初49号刑事案件上诉移送函稿中,另一涉案人员刘龙(后被另案处理)的名字被改成了刘云。

(受访人提供)
(受访人提供)

此外,刘云在请律师转交二审法官的陈情书中表示,他借给朋友、也是同案人员从凌涛的5万元是债务关系,并非公安定性的毒资。从凌涛只说家里有急事等用钱,他就借了,对他用这些钱来买毒品毫不知情。

刘云还表示,事发当日,从凌涛说去陕西渭南市办事,让他开车相送,却没透露其它信息。他碍于面子一起去了,到渭南体育场后,从凌涛叫他原地等待,自己去办事,后提回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箱。

开车回到西安的住处后,从凌涛让他先把箱子提上楼,自己去买包烟。他在等待过程中心生怀疑,便打开箱子查看,发现里面装有两袋白东西。他于是想找个公用电话报警,但刚下楼就被前来的警察拖到车库一顿暴打,一点没有说话的机会。

随后,警察将他带到住处,确认纸箱内的东西是毒品,后给他戴上头套带到某处,用类似甩棍的东西第二次施暴。

刘云写道,“一民警一心想把我办成贩毒,也就是他打我打得最狠的一个,他的警号是(014171)他们打我,在我皮肉之苦难耐之时,办案人员直接了当地说:‘像你这号贩毒的人就该死,一会审你时,赶紧承认你贩毒别耽误时间,我们还没有吃饭’等话。”

先后4次审讯,公安只对其中一次录了像,明显违背办案程序。

刘云最后问,“判我贩卖毒品,我从谁手里贩的毒品?又将毒品卖给谁了?”“判我运输毒品,取毒品时我没在场,当时又没打开箱子叫我看,我只看见从凌涛从远处提那一个纸箱子过来,我咋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民警到我住室查看箱子后,告知我说是毒品,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从凌涛他们到底儿干什么。”

在另一份“案情反映”中,刘云表示自己事发时缺少法律知识,又非常惊恐,不知道按照公安引导的话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从凌涛的第一、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也出现改口供的情况。第一次,他表示刘云并不知道他去渭南干什么;第二次,他改口说“他知道是取冰毒,并且是知道取他每克80元并付了5万元的冰毒。”

律师的质证意见。(受访人提供)
律师的质证意见。(受访人提供)

刘云的舅舅龚强(化名)透露,从凌涛进入看守所的体检表上记录他腿上有伤。他们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从也遭公安刑讯逼供,从而改口供陷害刘云。

龚宝菊还指出,刘云尿检时一直被带着头套,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有个人说“阳性”。她要求公安提供对刘云尿液检验的全程视频,以明确他们对刘云尿液的检验是否做假。

上访申冤 龚宝菊遭非法关押

回想这些年为儿子上访遭打压的经历,龚宝菊委屈地哭了。她说,“他们绑架我,他们打我。”

2018年夏,她被截访人员从北京截回。“我在车站等车,他们几个人架着我就给我塞到车里,把我浑身打得都是伤,然后把我拉到西安,他们说他们是执法的。”

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警察跳墙进入她在北京入住的旅社,把她押回西安后非法拘禁在某酒店的一间黑房子里。她说,“关了我39天,他们说不出什么名堂,就说让我先住到这里,最后就叫了8个男女,轮着班看着我,不让我出门。”

2019年10月底,龚宝菊为了交材料再去北京,也再次被带回西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被拘留10天。出来后,她又被转到同一个酒店的黑屋关押一星期,期间被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专门管她的一名男性殴打。

(受访人提供)
(受访人提供)

龚强认为,地方政府故意陷害刘云,使龚宝菊把注意力转移到刘云的案件上。“因为刘云毕竟还活着呢,刘兆林毕竟已经死了23年了,这不是转移这个路线吗?”他说,“现在唯一危险的就是龚宝菊,如果龚宝菊死了,那么刘云也将会被死亡。所以现在龚宝菊的人身安全是最危险的。”

龚宝菊也担心当地公安和政府对她不利。未央公安分局现在时不时打电话让她马上过去谈话,如果拒绝,就会以“你过来不过来?!”威胁。

龚宝菊说,“所以我现在挺害怕的,因为他们现在如果真的对我下手,那么我丈夫和我儿子的冤案,那真是石沉大海了,包括我,谁来替我申冤?谁来替我们这一家申冤?”#◇

责任编辑:梁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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