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03日讯】前言：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今天走完98年岁的辉煌人生历程荣归天国。人生在世，造福国民，有功有德，潇洒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何时乘风归去，皆造物主所赐，非人力所及。李登辉先生高寿，享年近百岁，为台湾、为自己功成名就，无憾人间。感佩李登辉先生的机缘巧合，幸运荣登政治最高位，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台湾的走向。笔者十余年前有幸在李登辉先生三芝家中一晤倾谈，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特将封尘十余年的感受和感悟重新回放，怀崇敬之心送李登辉先生远行。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澳洲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
2020年7月30日
2009年12月初借台湾县市选举观摩之机，经尊者达赖喇嘛侄媳周美里女士引见拜会了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先生先问了中国海外民运目前的处境，尚有多少人参与。笔者回答，不可与89年到93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同日而语，组织雕零，各组织内部成员稀少，寥若晨星。当代中国民运首先是缺乏有雄心、有胸襟、有远见的领袖人物；其次是民运组织弹尽粮绝资源全无；最关键的是主导世界文明走向的美国不出产政治家，白宫政客眼里只有中共，中国民运早已被无情地抛弃。只剩下少之又少的民运人士在无力地、勉强地维持着若有若无的中国当代民运。三言两语，将中国民运之困境和盘托出。
李先生虽已八十有七，却精神饱满，侃侃而谈，思路清晰，谈锋也健。第一次见面，先生的爽朗与热情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大致地叙述了他的一生，从他的早年教育、青年求索、仕途之路、总统生涯、宗教情怀、内心世界和对台湾未来的忧虑，比较详尽地娓娓道来。
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耳熟能详，我觉得人就永远处在盲人摸象的状态中。通过拜会李登辉，倾听李登辉内心的真实表白和流露，阅读李登辉本人的著作，阅读他人对李登辉的描述，他人对李登辉内心世界的发掘。对照笔者对李登辉的认识和体会，再一次认识到了盲人摸象的遗憾。笔者还无法全部理解和洞悉孕育在李登辉身上的精华，能力才具有限，我无法把自己所感悟的全部地表达清楚，这是造物主的决定，凡人无法超越和抗拒。但是还属庆幸，尚有机会盲人摸象，谨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将所摸到的部分贡献与人分享。
日本情结和武士道
李登辉1923年1月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台北县三芝乡，当时已经甲午战争清国战败割让台湾与日本28年以后，处在台湾日治时期的第二阶段同化时期。用李登辉自己的话说，“此时的台湾社会已经相当程度地与日本融合，我出生的时候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的一份子”。由于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小康之家，李登辉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受到代表日本精神的智育和德育熏陶。对李登辉未来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新渡户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书。李登辉喜读书，家父李金龙会不计代价地给与满足，母亲对小登辉也是溺爱有加。不过少年李登辉颇有自省能力，在优渥的生活环境下清醒了过来，出现了自我修养与成长的企图，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中学住校时候主动承担打扫厕所的活，籍此自我奉献，培养刻苦耐劳的精神。那个时期的“独立”生活练就了李登辉对“人与人关系”产生敏锐、深刻的自觉与体会。笔者推测这也为李登辉五十年以后主政台湾12年期间巧妙处理国际关系、精确处理两岸关系、主导台湾朝野良性互动、规避党内派系摩擦提供了早期的锻炼吧。
用李登辉的话来说：“我本人既然在日本教育系统下成长，自然深受其价值观影响。我的思想与知识基础，完完全全来自战前日本的优良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少年李登辉喜欢思考，经常在想死亡是什么等大问题，也迷上禅学，很喜欢打坐，广泛接触东方和西洋的文学和哲学。对李登辉未来心历路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和新渡户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书。李登辉选择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新渡户稻造的哲学理念与人格的影响，认为这是一条奉献自我实现人格的最佳途径。
李登辉为了自我修炼，总是不断地做痛苦思索、反省和阅读，并且付诸行动，认真坐禅。用李登辉自己的话说：青少年的生活可以是其一生观念与想法的根基，而这些人生观与思想的形成，和一出生就浸润其中、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武士道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十几岁的李登辉已经决定，必须重视实践，必须彻底克服自己，自我训练，从体验痛苦之中自我克服、自我超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长。在李登辉看来，《武士道》这本书具有非常不可思议的感染力，能让深入阅读的人脱胎换骨，精神彻底洗涤一番。在李登辉任台湾总统十二年期间，新渡户精神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之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后盾。
“义勇仁忠诚”，彼此有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几种德性浑然一体，构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干。经过细心阅读李登辉所着的《武士道解题——做人的根本》一书，笔者感觉武士道的精髓相通于中国文化与传统，武士道的“义勇仁忠诚”具有中国古时候的“仁义礼智信”的深刻痕迹。武士道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之处，不是内容的不同，而是表现在日本人对武士道的实践与中国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实践有巨大的不同。根本在于日本人能够躬身实行，而中国人往往是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这也许构成中日两个民族经过千年演变以后巨大落差的原因吧。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与地理位置和环境有关。日本太平洋西岸岛国，一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中校佩里首次强行打开日本国门以前，从汉唐以降接受中国文化熏陶影响而形成日本文化却长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坏，其武士道精神得以自然形成、发展，而且在日本国民中蔚然成风。反观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国土不断的遭受入侵，中原文化不断的遭受破坏，中原百姓不断的遭受涂炭。原本的中国古时候优秀文化传承和精神被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近代在苟延残喘的汉民族的心目中早已是面目皆非了。诚然，这是笔者的一个假设，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考证。
日本武士道其渊源，脱不了中原的“义”。谦信—信玄的关系，相当于孔明—公谨，羊牯—陆抗。源义家义释安倍贞任可在华容道关羽放走曹操得到印证。尽管三国演义非完全真实，毕竟表达了汉民族古时候的道义观念，只是今人不再遵循。唐代诗人感叹过：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李登辉在书中描述了可比松王丸献亲子救护恩师菅元道真后人的感人故事。那么中国战国时期公孙杵臼、程婴舍生救赵氏遗孤事迹可以与之对应 。忠孝难两全，这不仅在日本的武士道中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更是如此。这个故事表明日本人在忠孝面前，选择了忠而放弃了孝。那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为了忠君而忍痛割舍孝义，为“孝”而弃“忠”一个典范是蜀汉旧臣李密，他的《陈情表》有理有节地婉拒了以“孝”治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延请入朝为官、急于星火的切峻诏书。李登辉对武士道所倡导的忠义，转而诠译成“天下为公”，以此鼓励和培养台湾民众的“奉公”观念与情操。
李登辉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润，以后从政也常以日本文化中的精髓支撑自己的政治行为和准则的参照。这是否是一种感情的归依？日本人诚然有令人钦佩之处，我的两次日本短暂的造访，得确使我内心中对日本人原有的定见消除不少。中国人与日本人是不同，不同在何处？我的体悟是日本人能够躬身实践，也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中国人往往是擅于坐而论道，不能够起而行道。也就是说归说，做归做。李登辉因为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在他的总统任内，就能够一扫汉人的旧习，躬身实践，起而行道。
台湾人，特别是从日治时代一路活过来的老台湾人，至今之所以对日本那么尊敬，主要就是受这种“重义”、“诚信”、以及率先垂范、实践躬行的“武士道”精神感化所致。但是笔者的不解之处是，台湾由于清国战败割让给了日本，通过日本50年的治理和教化，能够出现像李登辉那样对日治如此缅怀的一大批台湾人。同样是在台湾被割让日本以后不久被完全并吞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却对从1910年到1945年间日治时期没有同样的情怀，这是为何？笔者还没有找到答案。
由于我出生在日本战败十几年以后，对日本人没有像经历过1937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屠城事件劫后余生者那样的刻骨仇恨。虽然如此，根据教科书的传授和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对日本军人在华行为描述，使我对日本怀有一种普通中国人相同的愤愤不平感觉。第一次踏上日本是1998年五月下旬，停留十分短暂，不到24小时。当飞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迂了，应该改换机票要求再多停留24小时或者48小时，这样可以更多地感受一下日本。
一出成田机场，有朋友在等候。刚坐上朋友的车，发现有一张罚单，朋友跳将下来，找开罚单的警察论理，要求免除。警察面容可掬，婉拒更改。朋友态度越来越不耐烦，表情越来越严肃；警察不愠不火，继续礼貌待之。磨蹭了一个多小时，罚款照旧，朋友气急败坏。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几句话，但是日本警察的礼貌忍让和坚持原则却让我油然起敬。再问旅居日本的民运圈中朋友，日本社会风气非常的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日本随处可见。
再一次前往日本是十二年以后的事情，被邀请做一个关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演讲，仍然是来去匆匆。简单的日语敬语式问候使日本人十分兴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也请多关照”。吟一首“樱”，再一段“姿三四郎”插曲，让驱车接送我的川端忠弘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东京织田隆深府上促膝深谈，谈到日本人不用粗话。我从小耳熟能详的是从电影中听来的日语粗话“八格呀鲁”，这是何意？织田先生回答说这是汉字“马鹿野狼”的日语发音，马、鹿和野狼都是动物，日本人用这些词就是把被鄙视的对象比作这些动物。再问为何要用马鹿。回答说是对两种动物颠三倒四地指称，表示人的品行不良。进一步问是否源自秦末赵高对秦二世的“指鹿为马”，回答说正是。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日本人学养如此深厚，上世纪上半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对中国，对世界、对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生灵涂炭和灾难。为何其儒雅并且坚毅国民性和军人的军事行为残忍，两者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历史是由胜利者任意涂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千年不变的规律。笔者是否因此受到误导？日本教科书的修订，引起了东亚各国的强烈反弹，中国则要求日本为战争一再道歉。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严冬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一跪，德国得到了受难者彻底的宽恕，也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时间已经六十多年过去，日本却至今尚未赢得亚洲和世界对他的宽恕和尊重，他们是暧昧的日本人吗，还没有得到答案。以后再访日本追寻这个疑问的答案将是笔者重要的一课，从中也许可以找到李登辉对日本的深切情怀的所在。人说眼见为实，但经常也不真实，只有用心去分辨、理解和参悟，才有可能获得真实。
政治生涯
台湾对于海峡对岸的中原，自远古到十七世纪初叶一直是荒蛮之地。历史上台湾诚然受外来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辖，十六世纪以前的台湾如同英国人殖民的澳洲。1788年英国船长库克登陆澳洲悉尼植物湾，发现了这块尚处在刀耕火种原始部落阶段的稀少人口原住民的无人拥有的土地，遂升起了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从此英国拥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分别部分占据过台湾，郑成功祖孙三代之理台湾凡23年，直到施琅率清军攻克，台湾归属大清。日清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日本励精图治台湾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拥有，台湾被退回坚持对日作战十五年之久、继承疆土辽阔大清国版图的中华民国的手中。又经过四年国共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丢失大陆全境，退守台湾一隅。开埠何茫然，皆外来政权。从荷兰人到蒋经国，城头变换大王旗，皆非出生于台湾本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溘然去世，时任副总统的台湾本土出生的李登辉接替蒋经国成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从此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在此历史岔道口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所在地台湾未来走向的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偶然历史的机缘，是李登辉个人的机缘，也是台湾这块土地几个世纪以来的唯一机缘。如果没有日本战败，李登辉可以是受日本文化熏陶的学者；如果没有蒋介石内战失败，李登辉可以是台湾博学的专家或者虔诚的传道者；如果没有中华民国1971年被褫夺联合国席位，就不会有国民党政权进行年轻化和本土化政策的转变。机会就是这样不期而至，送给李登辉，更送给了台湾，李登辉接任成为首位台湾本土政治领导人。但是这个机会也可以稍纵瞬逝，李登辉可以成为步严家淦后尘而成为过渡人物。一直到一九九零年通过党内总统选举获得下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李登辉的总统行使力才被最终确定了下来，才可以一酬壮志开启李登辉时代。摩西虽然身锁深宫，却得教养拥有王者之气，当认识到自己本以色列人，奋发努力率以色列本部彷徨荒野四十年去上帝应许加南地。李登辉的政治主张和目标十分明确，一旦时机成熟，权柄在握，则返本归真成为台湾“新摩西”，沉着坚定地率两千余万台湾人出“新埃及”，要让台湾不再“漂流” 找回自我，成为有意志的棋子，成为新时代台湾人。
缟素正先王之过，李登辉时代就是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政策的改弦更张的起点，在1990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宣示他初期的改革时间表，未来的施政纲领，矢言改革1946年制定的过时宪法，以便举行多党选举，呼吁海峡两岸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举行对等谈判。
就职以后一个月，通过决议，“杯酒释兵权”废除万年国会，启动立法会选举，为立法会的民选进行铺垫。又广邀社会各界召开“国是会议”，兑现了台湾学运和平落幕所作的承诺，区别了与中共处理天安门事件政治手段和措施。
1991年起开始了六次修宪。
1991年4月30日，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单方面结束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行与对岸大陆中国政治关系进行切割。
1994年起开展度假外交，力图开拓台湾国际空间。
1994年台北市和台湾省进行首次民主选举。
1995年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公开道歉，抚平历史的伤痕。
1995年6月，访问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主动碰撞中美外交默契的底线。在康乃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著名演讲。
1996年进行总统直选，坚定沉着地抵抗对岸中共的军事威胁，击败另外三对候选人，获百分之五十四选票，成为中华民国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宣示了西方民主政治适合于东亚儒家文化圈。
1998年冻省，简化台湾政治结构，向建立独立国家的道路上更加迈进一步。
1999年发表“两国论”，宣称台湾与中国乃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2000年期满卸职，接任者民主进步党籍陈水扁，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及政权的和平移交。
同年辞去国民党主席，次年因协助组建[台湾团结联盟]激怒了国民党而被除名。
李登辉是一位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民精神提升等方面都有成熟思考的政治领袖，他起于农业专家、技术官僚，事无巨细，躬亲自问，颇有诸葛孔明遗风。李登辉与其兄李登钦一母同胞，同为战士奔赴战场。却命运截然不同，一个亡于战场，另一个也有同命运的可能。然而李登辉却无惊无险地捱过战争，一帆风顺地完成学业，阴差阳错地步入政坛，一马平川地走向权力顶点，技巧娴熟地转变中华民国航船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完成中华民国的政治转型，善始善终地功成身退。此非冥冥之中拣选与安排、天造地化之神力乎？
2010年4月9日于澳洲悉尼
（来稿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