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5)

作者:郭军(执笔) 王碧波(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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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7日讯】

接上文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1)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2)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3)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4)

那时街上大概已有人被轰走,因为有好多空屋子。红卫兵给我们带进一间挺小的空屋子,我们有五六个“黑五类”,除了一对老夫妇外,其余都是老太太。红卫兵让我们坐一圈,后边的人打前边的耳光,转着圈自己打自己。我后边坐的是那个老头,自然打得特别疼。打完,红卫兵挨个儿铰头发,就是任意地揪着头发大把地剪掉。剪完脑袋就像狗啃似的。

轮到我,红卫兵问我,我说婆家是中农,他们说:“你好成分,你铰不铰啊?”我怎么敢说不,就铰了。反正受了一夜罪,他们打我们一阵,歇一阵,然后找来什么脏水,逼我们喝。倒是打得不太厉害。第二天天快亮时,红卫兵找来很多红颜色,给我们抹上,然后让我们到街上扫街去。

第二天因为铰秃了头发,在家呆了一天,也不敢出去,红卫兵也告诉我们不许出去。到了晚上,红卫兵又把我们带走了,这次打人可来真的了,还是在那间屋子,先是绳子抽,后是垒球棒子打,几乎一夜没停歇。因为屋子小,他们不能同时打,就一个个轮流打,打了这个打那个,这样每个人等于都可以停一会儿不挨打。打到天亮时,他们说:“叫你们都回老家,知道不?”

我和郭笃民在北京认识的,虽然听说有老家,但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一回,郭家又是七八辈单传,村里早就没有亲戚了。可是红卫兵打得那么厉害,我也害怕了,想着不走也不行,就让孩子们去销户口。孩子们就去销户口,他们问片儿警:“光销我妈一个人行不行?”片儿警说:“你妈不是五类分子,也不是我们让走的,你去问街道。”

孩子们一问街道组长,她说:“你们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都滚蛋!”我想,红卫兵把全家人包括大女儿的东西都封了,大女儿使什么东西过冬啊,就把她叫回来,想让她和红卫兵说说,把她的棉衣拿走。她回来后,红卫兵问是谁,我说是我大女儿,红卫兵说:“都走,都滚蛋!”她说:“我是林场工人,我回来拿衣服来了。”红卫兵说:“没有好东西,都滚蛋。”我当时想,大女儿那么年轻,有工作,更没有罪,可以不走,可是我不敢张嘴,张嘴就挨打呀。这样,全家都得走,我和小儿子先走,她们仨人想等等,等和红卫兵要点东西再走。

我和9岁的儿子先走了。我脖子上挂了“反革命家属王碧波”的大牌子。回到村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找了半天才找到大队办公室。这时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大队书记问我认识村里谁,我说认识一个姓周的,前些年到北京我们家去过。书记就派人给他家送信儿,让他家做饭,呆会,周家就端来一铝盆棒渣粥,这算吃了午饭。

村里本来还有我们家13间房,因为家里没人住,郭敬培就把它出租了,先是租给村外的飞机场,后是租给公社,公社自然不会给我们腾房。村里就一户姓李的中农,因为主人有点聋,叫李聋子,租给我们一间房。这房子是李家放柴禾的,大小有7平方米,李家现抱出去了柴禾。那是1966年8月底,天很热,我们夜里睡下后,屋顶上趴着的虫子都下来咬我们娘俩。虽然我已经好几夜没睡,可这夜也没睡着,抓了一夜痒。孩子因为太小倒是睡着了,结果咬了一身大红疙瘩。抓破了就感染,就烂,那时东西全让红卫兵扣在家里,没衣服穿,孩子的疮口就和穿的那件破绒裤粘到了一起。尽管如此,第二天我也得出工。

过了几天,几个孩子也来了,他们拿着粮票到县城里买了些粮食,有小米,那还算是好粮食。把粮食锁在家里,小儿子去上学,我们娘几个都去出工了。回来后,发现小米口袋有人动了,而且从屋里一直洒到屋外,我就估计有人进屋偷过了。我猜是房东干的,就跟队长说了,他说:“他们家向来是爱偷东西,可是你还别说,因为你这种身份,说了后不但没用,他们还得倒打一耙。”我也就不敢再言语。

我们家带回去一个缝纫机,村里说:“这个机器算是大队的,现在是借给你用。村里又缺做活的,你可以做活挣工分。”这样,我在家做活,两个女儿出工去。大女儿常在家哭,我就说:“谁让你回来的?你是工人,还是先回林场去,想想办法。”她就回了顺义潮白河林场。林场领导还挺好,说我们也没让你走,你还是回来吧。她还留了个心眼儿,回村后没上户口,这样拿着粮食关系又回了林场,回去之后,领导就帮她把户口上了,又上班了。

那年二女儿17岁,三女儿15岁,她们俩出工,我在家做活挣工分。可我在家也看不住家,院子里是房东晒的粮食,大秋分粮食后,我们只能把粮食晒在房顶上,可也不能总站在院子里看着房顶 ,所有李家就还是偷。

我就觉得日子没法过,虽然我做活计件,做一条裤子给4个工分,还给一毛钱线钱,一天做4条裤子,比整劳力挣得还多。可9岁的儿子不能上学,因为是轰回去的狗崽子,所以一上学就挨同学的打。有一天我看他满身白花花的,一问是全班同学啐的吐沫。我听了心里真难受。本来村里学校都是土台子,没桌子,上课趴了一身土,这回又是满身吐沫,我就不让孩子上学了。不上学在家捡柴禾,要过日子。大秋分的柴也不够烧的。有一天,孩子捡了10筐茬子头(玉米的根),最后一趟时,实在背不动了,坐在地上哭,一个农民见了,可怜他,帮他背回了家。

后来我想,孩子这么小就当文盲了,这可怎么行?再说我也不是因为自己干了坏事儿轰回家的,是家属,这事太冤,就没心做活儿了,想回去。后来听说北京有平反的,就先去北京打听了一下。回来就在1966年年底带孩子们回北京了。

开始找到正义路市人大的院子,住在院子里的大棚里,几百人天天在地上睡觉,有时下雪,顶子不严实,雪花都落在了被子上。后来有人去了市委大楼的舞厅,那个楼每层都有一个,有几百平方米大,其中一楼住的都是我们这号人。我们就去了那里。那儿挺暖和,就是挤,往往是白天人们都去上访,上街遛了,晚上回来就跟今天的火车站一样了。在那儿呆着还有补助(其实是救济——作者注),凭着粮食关系,每人每天4毛钱1斤粮票。这样发了一个月,虽然在这里也提心吊胆,因为红卫兵有时也去打人。在那里招了一身虱子。一个月后,这里不再发补助了,让回各区县去解决问题。

我们就背着行李,拿着市里安置办公室开的介绍信回了通县。通县可没有专门负责接待轰走又回来的黑五类的部门。第一天我们东找西找,快天黑时找到黑五类办公室,他们给开了一个让房管局分一间房的证明。那时因为轰走了大批黑五类,几乎条条胡同都有空房。可房管局也不打算给。到天黑时我们娘几个就带着行李到了房管局,把行李一打开,就睡在了大门口。等会儿,开会的人散了,一出门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轰走又回来的。没房住。他们说,躺在这里影响也不好啊。我心想,躺在城外野地里影响好,可冻死了谁知道。就是想让你们影响不好。问话的人扭头回了房管局给派出所打电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们:派出所让你们住店去呢。我对他说:“你告诉派出所,我们没有店钱。”我确实也没有那么多钱,娘四个住店,一天得花多少钱?他又回去了,再回来又说派出所让你们先住下,没钱也行。

这样我们就住进了邻近派出所的红星客店。这是一家小店,我们住的是大通铺,确切地说,是大通炕。那屋好几家都是我们这样轰走又回来的。在这儿住着等,可是等到快年了,房子还是不下来。我就跟二女儿商量了一下,回涿县拉家具去。轰走时,村里派大车拉回去了红卫兵抄剩下的东西。可是那些值钱的东西,几身好一点的衣服,特别是郭笃民那一箱价格昂贵的画帖都没有。

我和二女儿找了一辆汽车回村里拉家具,三女儿和儿子在店里等着。涿县距离通县至少180里地,拉家具回到通县已是晚上9点多了。我们就把家具卸在原来我们住的那个院是大门口空地上。我和二女儿把铺板放在地上,拿出被子,就在露天地里躺下了。那晚又是下雪,可累了一天,我们娘俩在雪地里也睡着了。

天亮起来之后,我让二女儿看着家具,又去找房子,可还是不给。到了晚上,又下了雪。我就跟住街道的红卫兵说:你看我们也不能老住在雪地里啊。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心眼儿还不错,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有两间房屋子的门,让我们住在外屋。里屋还锁着。住了几天,一个姓于的街道办事处干部,怕我们这家黑五类住的房子太宽敞,还有向大些发展的可能,就叫我们又回到轰走前住的那个院子里住。可是原来那间15平方米的房子被让轰走又回来的房东先住上了。就给我们一间只有8米3的东耳房住下。这么点儿的屋子放下家具后就没地方支铺了。我们就把几个桌子拼在一起,那它当床,这也占了多半间屋子。尽管如此,当时也挺知足,毕竟有了一个窝。初步取得了允许回来的权利。不然整天住店,在小饭馆买烧饼吃。不定哪天又会被他们赶走。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间小房子,我们娘儿五个,一直住到1986年。整整住了19年。

在这里住下后,我们还是没户口,手里攥着粮食关系。每月到派出所里的粮油办公室去领。待遇自然是歧视性的:一般居民是每月20日左右领下月的粮票,我们只能在28日以后去领。而且没有油票,只有粮票,更没有副食供应。

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领粮票要过这样的五关:先自己写一个条子,到街道组长那里盖上她的章,她证明我们还没被轰走。再拿这个条子到街道办事处换一封去通州镇安置办公室的信。再由通州镇安置办公室开一张去县安置办公室的信。之后,由县安置办公室开一张到通州镇派出所粮油的信。最后由粮油办公室根据粮食关系核发粮票。我们的粮食关系是一张20几开 大小的纸,每领一次粮票都要在背面注上一行字:某年某月粮票已领,并在上面盖一个章。我们就用这张纸领了整整6年的粮票,后来写满了字,再附上一张纸,又写满了又附上一张纸。直到第三张写上一半的时候,才给上了户口。而且应该按年龄长的定量从未长过,以至于儿子1972年15岁时还吃的是9岁的定量。

就是这样,我们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县里的安置办公室还一直努力着把我们往农村安置。那时候,县里被轰走又回来的有几百家人。过些天,中央下了一个通知,上面详细地规定了必须走和可以不走的条件,孩子们看了通知很高兴,因为上面写的都是四类分子应该走,而没有说“右派家属”也必须走。他们以为可以不走了。可是我知道,右派家属也得再挨轰。果然,红卫兵又来了。

这一年是1967年,红卫兵小将们又开始穿上旧军装,系上武装带上街巡逻、跑步,高喊“红八月(1966年8月的纪念日)万岁”。又挨家挨户地轰打我们这样的人。

看了那个通知后,我就考怎么样好不被再轰回农村。有一夜,我躺在桌子搭成的床上苦苦地想这件事,忽然心里一亮:通知上不是说凡是老家在沿海、军事基地附近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不走吗?涿县西河村村外就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对!就用这条理由和他们斗。我就让大女儿回涿县西河村去开介绍信,让村里证明这里是军事基地,不能留黑五类,村支书就给开了介绍信。他还说:这可不是特别重要的军事基地。我们心想,甭管它重要不重要吧。

这一天,红卫兵终于到我们院来了。他们进院的时候,我正在屋,三女儿在院里看见红卫兵来了,赶紧进屋向我报信儿。我就忙做准备,那会儿正巧是大女儿工休,家里买了点骨头,刚炖得。我马上盖严藏在床底下,不然,红卫兵一见保证得踹翻了。

一切准备好之后,可还不见红卫兵进屋,我很纳闷儿,原来大门口还住着一家我们这种人,红卫兵去他家抄打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完那家的人进了院里面,把我叫出了屋。我一见,发现这一回比1966年那次还厉害,那次打人的都是女红卫兵,这次来的十几个都是男的,打起来肯定没轻的。他们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不走?”,我说“走”。“哪天走?”“明天。”“几点?”“8点。”

问话的人一听说我没敢说半个“不”字,就从袖筒里抽出预备好的擀面杖,一杵我的肩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要不走,我就打死你!”他们说完又去轰别的家去了。他们出门,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心想:幸亏没和红卫兵小将直接做对。相反,临近大门那家虽然是先回城的,早就上了户口,可因为说“不走”,就挨了一顿好打,主妇的头上都是擀面杖打得大包。还有一家正在蒸馒头,红卫兵打完主妇后,顺手把一罐子碱面扣在了她头上。

红卫兵走后,我怕他们明天还会来打,就赶紧拿着村里开的介绍信,去了县安置办公室。那天正好是镇里派出所所长值班,他就对我说:“红卫兵再来,你就把那个证明给他们看看。”我说,“我已经给他们看过了,可他们说那也不算,不走就打死我。我现在身体不好,不禁打,您还是给我找地方,让我走吧。”那所长就在证明上写了一行字:“目前正在联系。”然后盖上了安置办的公章。我出了大门之后,就见各个街道都跑来了刚挨完打的黑五类。有捂着脸的,有捂着头的,还有哭着的。看来这些人的回答都没有让红卫兵小将们顺气。黑五类们还以为县安置办公室是青天大老爷,其实祸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指使红卫兵到各家抄打的。不然,不知地址、底细的红卫兵怎么能一家不落地轰打一遍?

第二天,红卫兵又到我们家来了,一定是安置办公室的人先跟他们讲了我家的情况,所以态度略微缓和了一些,看了看那个证明,就走了。从这以后,红卫兵就不再来了。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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